他们给我穿上蓝大褂，还有非常紧的尼龙袜，一直到膝盖。他们一边做，一边谈着接下来要做什么。
首先是硬膜外麻醉，意思是在脊椎上打一针，让我全身失去知觉，而头脑仍然保持清醒。
“你想用哪种药物？”他们问。
“任何合法的东西，剂量大一些。”我说。
我记得梅兰妮·C 在梅兰妮·B 生孩子时说过，“这和猫卡在烤箱后面不一样，你知道它在那儿，它一定会出来。”
我在想，胡说。我低头看着肚子，非常紧张。他们用很粗的针筒给你实施硬膜外麻醉。大卫看见针筒的形状时，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很轻松。当你的腿失去知觉之后，他们就送你进了产房，把你的腿放进马镫一样的东西里。我看上去就像《我与长指甲》（英国电影名）中的小鸡。我感觉不到我的腿，却能看见它们被搬来搬去。这绝对轻松，或者说如果我想笑的话，那就绝对轻松了，可我已经吓呆了。
我们等着杰拉德先生，大卫穿着大褂儿，坐在旁边握着我的手，头上戴着顶小帽子以防头发传播细菌，样子可笑极了。他在说：“我非常爱你。”妈妈在忙着录像。接着他看着我，他的眼睛做着一些性感的动作——好像在说，你喜欢吗？——我回视着他，用我的眼睛说，再也不要了，绝对不再要了。
第十八章 签好名，封好口，寄出去
“他好吗？”
这是所有的母亲惟一关心的一件事。
“一个很棒的小男孩。”杰拉德先生说。
“他的头发什么颜色？”我问道。像我一样的黑头发还是像大卫的金发？
“姜汁色。”我母亲说。
“姜汁？”
其实不是什么姜汁色。他的头发上都是血。
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大卫罚任意球用的时间长。尽管我完全清醒，可我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他们支起了一个棉麻布做的帐篷一样的东西。大卫时不时看一眼，接着脸色就会很难看。妈妈在录像。我除了饿以外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能想到的就是咖喱鸡。我求大卫去给我弄点吃的，最好是咖喱鸡。
似乎仅仅过了几分钟，医生们就把他拖出来了，这个不断蠕动的灰色小东西将要永远地改变我的生活。
布鲁克林·约瑟夫·贝克汉姆（约瑟夫是大卫爷爷的名字），出生于1999年3月4 日下午7 点46分。大卫是第一个抱他的人，然后是我。我抱着他看着，好像以前从未见过孩子似的。他长得特别漂亮。我一点也没有偏心，他确实漂亮。剖腹产的优点就是孩子不会有挫伤。
当我们回到房间时，那里就像在开派对。我爸爸、妹妹和利伯蒂，我弟弟和他的女朋友，大卫的妈妈和爸爸。
我躺在床上，麻醉药的作用还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有这么多人在喝香槟，我在想这真是疯了，我一定是在做梦。大卫俯下身递给我一把梳子。
“宝贝儿，能帮我梳一下头吗？我得出去向媒体宣布这个消息。”
给大卫梳头？
我是在做梦。
房间里已经堆满了鲜花。收到的第一束来自多米尼克·莫汉，《太阳报》娱乐版编辑，如果你可以把一个小于草堆那么大的东西叫做一束的话。·我的房间和外面的走廊就像世界上最大的花店。没有人愿意落后：所有的报纸和邦德街上我曾经走进去过的每一家商店都送来了鲜花。第二天早晨我打开了首都电台。
“现在我们在波特兰医院作现场报道，在这里‘高贵辣妹’刚刚生下了布鲁克林宝宝。”
另一条街上，有一家商店在窗户上标了一只大箭头，标牌上写着“去看布鲁克林，这边走”。疯了还是怎么了？透过窗子，我能看见下面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发生什么事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警察不得不封闭了整条街，让我们的车通过。弗兰克，梅尔·C 的司机，开车来接我们，整辆车的玻璃都用窗帘布遮着，以防有人拍照。警车在前面开道，一直把我们送到戈夫橡树。
我的孩子一切都好，体重达到了“非常可观”的七磅。他有着和我一样的橄榄色皮肤、嘴唇、下巴和鼻子，下肢、大腿和脚像大卫。正如露易丝所说，幸亏他不是个女孩。
报纸上充满了能和布鲁克林扯上边的东西。赌博经纪人开出10，00旧比1 的赔率，赌他在对阿根廷的比赛中将被请出场，500 比1 的赔率赌他将成为内阁部长。
据《旗帜晚报》称，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将价值25万英镑。
我们还没有给他拍照片。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阿伦·爱德华兹的电话。有人向《太阳报》提供了照片，他说，但他们将归还那些照片。有一张是偏光板。照片是在斯蒂芬艾治的一个停车场交接的。那些照片肯定是假的。但是，不，它们绝对货真价实——我妈妈记得自己拍过这些照片。我们意识到这些照片一定是那时家中的某个工人拍的。他们一定看过了所有的照片一我所拍过的最隐秘的照片。他们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什么样的人才会干出那种下流的事情？如果这都不算是隐私，那什么才叫隐私呢？我们简直就像是公共财产。
占星家们有一些建议。有一个人写道，布鲁克林是双鱼座，由于火星所处的位置，我们将很难控制住他。自我从美敦赫德出来后，我就再没看过星星。
这个预言并非不着边际。布鲁克林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他有严重的腹痛，总是疼，不停地哭。也许他奶水没喝足？他五个星期时，我停止了母乳喂养。这让我如释重负。大卫也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也可以喂布鲁克林了。后来，我们发现他对碳水化合物吸收不良，一种严重的乳糖过敏。
换句话说，他对奶过敏，任何一种奶：我的奶、羊奶、牛奶，甚至豆奶，我的天哪。同时他有可能对脂肪也吸收不良。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用一种昂贵得出奇的合成食品作替代品。
在赫特福德郡只有两个婴儿要吃这种东西。这种合成食品气味难闻，一点也不像奶类食品，吃起来像是化学制剂。布鲁克林不能吃任何一种奶制品，即使是一块纽扣式牛奶巧克力都会让他呕吐。他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化学奶。
他白天不睡觉，夜里睡上二十分钟，然后就会醒两个小时，整夜如此，不只是哭，而是由于剧烈的腹痛而尖叫。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就像是一部昼夜不停的机器。
我妈妈真是太好了。我们搬回到奥尔德里… 埃吉之后，她常来和我们住，半夜起来替我们照料布鲁克林，让我和大卫能睡上一会儿。
报纸放弃报道了吗？不。就在我生了布鲁克林之后几个星期，《镜报》就登出了一张我从家中走出来的照片，并且还画了箭头指向我身体的某些部位，说我得减肥了。甚至布鲁克林得了疝气去医院就诊，他们不知怎么的也知道了。
有时候当我遇到梅兰妮·B 和她的小女儿菲尼克斯的时候，我都难以相信：菲尼克斯白天和晚上都睡觉，梅兰妮总能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我永远都没办法让布鲁克林穿得整齐漂亮。穿上漂亮衣服之后，他只能保持五分钟，然后就会把衣服吐脏，我们说的可不是每天饭后的三次，而是一天二十次。他总是不舒服。他的症状是所谓的弹射状呕吐。
在曼彻斯特我没有朋友——自从遇到大卫之后，我几乎就没呆在英国。尽管我非常喜欢这座公寓，但是你能做的只有无休无止的收拾以及看看MW。 我感到与外界隔离了。
别人听不到我的声音，我也听不见别人的声音，像生活在隔音的泡泡里。而且从“辣妹”（流行歌星）到一个独自呆在家里带小孩的家庭主妇，这种过渡是很难的，我的身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什么也没有。那情形看起来就是这样。
自从她们加入伦敦俱乐部、或者一直都是俱乐部成员，我就认识了那些球员的妻子，她们说那儿的情况大不一样，社交生活丰富得多。在曼彻斯特，要么是只有男人才参加的聚会，要么就是男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姑娘坐在酒吧里。
大卫尽力让情况好一些。为了我4 月份的25岁生日，他意外地为我举行了一个派对。你可以称我是可悲的女人，但是我对意外的派对一直都很恐惧。官方消息称大卫要带我去曼彻斯特的一家法国餐厅吃饭。我的妈妈、爸爸已经来了，布鲁克林将由他们照看。
我们穿戴完毕，大卫开车，就在去曼彻斯特的半路上，大卫说他忘了带信用卡，我们不得不开车回去拿。到了公寓前，我说我在车里等，但是他说，不，天太冷了。
因此我们就乘电梯上去，一走进大厅，一大群球员齐声说“生日快乐”。我不知所措——我是说，一大群素不相识的人赶到奥尔德里—埃吉来为我庆祝生日，那感觉真是太好了。但是，我的朋友们一个都没到场，他们会怎么想？而且，是的，所有的男人们在一边，而所有的女人在另一边。
我穿了三个月的田径服，经常哭。打电话给妈妈时，我会哭；打电话给妹妹时，我会哭；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会哭。
我猜这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从不出门。我没有这个信心。大卫外出训练的时候，我就坐在厨房的工作台上，打开百叶窗，盯着窗外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看。那是惟一能让我摆脱忧愁的办法。
大卫特别为他的孩子感到骄傲。我想，我有点嫉妒大卫可以自由地出入。他似乎并不像我有那种将要溺死的感觉。
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文身。
吉米·古尔扎，梅兰妮的男朋友，有很多文身，大卫也一直渴望做一个。这是男人的事。因此吉米安排大卫和这个意大利人克劳迪奥见了面。吉米所有的文身都是克劳迪奥做的。接着就到了做文身的那天晚上。屋子里的摇滚乐声音开得很响，尽管两个孩子都在那儿：布鲁克林睡在我们所说的桶里，他那个可以拿出来的汽车座位。菲尼克斯睡在床上。
文身就在隔壁房间进行，播放着非常吵的“第二太平洋”乐队的快板歌《就该这么做》——为了淹没大卫的尖叫声，这是我的主意——从那以后，我们就把这首歌叫做大卫的文身歌。屋子里到处都是烟。大卫趴在里面装了豆子的小布袋上，那个家伙光着上身，身上到处都是文身，盖满了。事实上挺吓人的。一开始这个家伙用钢笔写。幸运的是在他们正式开始做文身之前我进去看了一下：克劳迪奥把布鲁克林名字里的字母“Y ”写成了“I ”。大卫当然什么都看不到，因为他的脸正埋在豆子袋里。
当然，我们曾经讨论过他的文身，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布鲁克林18个月时我才也做了一个文身——在脊柱底部文了三颗星。也就是那一次，大卫把我的名字用印地语文在了胳膊上。
“那么，宝贝儿，”他说，“这能证明我有多爱你吗？”
“那我该做些什么？”
他露出了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你也文一个。”
尽管我喜欢在胳膊上文一条大龙的主意，但是这会带来一些限制。而在腰部以下我可以处理好。就这样我文了三颗星。一颗代表我自己，一颗是大卫，另一颗就是布鲁克林。
后来，有人指出，其实那三颗星指的是我能熬过三个月冰窖一样的生活。
奇怪的是文身一点也不疼，而且那个家伙很有趣。
“至少‘高贵’没有毛茸茸的屁股。”他说。
笑声是摆脱沮丧的最好办法，大卫就属于总能看见事情有趣一面的那一类人。当我和大卫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忘记他不在身边时的空虚。另一个摆脱沮丧的办法就是工作——如果你很忙，就没有时间去想你有多悲惨。
最后让我摆脱沮丧的是安排我们的婚礼。在美国巡演时，甚至在我怀上布鲁克林之前，我们就开始考虑了。我知道自己不善于把事情安排给其他人做，尽管我不断地听到爸爸的声音在说“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亲自动手”，但是，就是我自己也意识到我一个人干不了这事。我对婚礼安排方面的事一无所知，从在教堂干什么到你可以在哪儿租到大帐篷、椅子和桌子。我需要的是一个婚礼协调人。
正是我的巡演主管理查德让我接触了佩里格林·阿姆斯特朗—琼斯。我回伦敦的时候和他见了面，还有其他几个人，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佩里格林。他非常有趣，个子矮矮的，脾气好极了。他和安东尼·阿姆斯特朗—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或者其他什么关系，就是那个娶了玛格丽特公主的摄影师，现在称为斯诺登男爵。佩里格林听起来比他现在的地位甚至更高贵。但是他一点也不自高自大。他完全不把他的这层皇室关系放在心上。例如我会给他打电话，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就会说：“带着那条威尔士考杰狗散步。”
在布鲁克林出生前，我去看了拉特尔斯城堡。自从巡演结束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但是我看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合适。这个地方离公路不能太近，可是还要让客人们容易找到。同时，我还希望那儿有为客人们提供的舒适的房间，而拉特尔斯城堡有十四间卧室。我当然希望在英格兰举行婚礼，但是看过的地方都不合适，要么就是他们听到“高贵”和“小贝”这样神奇的字眼，立刻就会开出天价。
事实上，这时候钱并不是问题。我们订婚后不久，大卫的经纪人通过小道消息得知有人愿意出100 万英镑买那些照片。我很矛盾：这是我们的婚礼，我希望它尽可能地让我们多一些隐私。而且我也真的不想上《你好！》杂志。它被戏称为《你好！再见！》杂志：所有那些让他们的婚礼登在该杂志上的人都以离婚而告终。但是说到底，假如有人走到你面前、给你开出那么高的价码，你至少会想一下，否则你不就成傻子了。
最终使得我们做出决定的是，从安全角度考虑，让杂志做这件事更保险一些。他们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我的肩上好像卸去了一副重担。现在我不用再担心拥挤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