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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奥姆·坎贝尔还呆在原地。最后，她终于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好像用肩膀在走路，挺着胸脯，就像一匹马。她站在我面前，手放在屁股两侧。非常好斗的样子。
没有任何开场白，她说：“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叫你‘高贵’？”你能听到她的冷笑。
面对一个大约十英尺的人，我尽量看着她的脸说道：“他们到底为什么说你漂亮？”
她的脸僵住了，她先是把头转了过去，接着又转过身体，走了。
但是，我这只是故作自信。事实上，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只希望能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这和在学校的操场上没什么两样。其他每个人看上去好像都很快乐，而你却感觉宁愿不在那儿，不要别人上下打量你。
此刻，我真的不想去参加那个派对。我知道它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确实如此。
一大片地方好像没有尽头，木地板，看起来坐上去就会坍塌的家具，正如你想像的那样：金碧辉煌，音乐声振聋发聩，人们摆着姿势、打着飞吻。我感觉就像“小孤儿安妮”（著名卡通连环画中的人物）。最后我和发型师基多聊了一会儿，也和当娜泰拉的丈夫保罗谈了一会儿，他过去曾是个模特。比起那些可人儿、神气活现的时装周的美人儿以及愚蠢的名人们，我和他们在一起感觉舒服多了。
我们没有呆到晚会结束就先走了。保罗安排了车把我们送到那座乡村宫殿。大约三点，我们到了科摩湖畔。那里到处是柱廊、骨灰瓮、雕像、树篱和沙砾。虽然我们到的时候一片漆黑，但是你能感觉到这地方令人惊异，长长的车道灯火通明，到处是保安。
管家迎接了我们——我们的包已经在那儿了——并把我们领到各自的房间。先是玛丽亚—露易丝，然后是我。
我的房间令人惊异。没有其他词能形容。阳台俯视湖面，到处都是詹尼·范思哲的照片，床边有一部电话，在快捷键边上写着名字：埃尔顿，伦敦；埃尔顿，尼斯。突然，我明白了。这是他的房间，詹尼·范思哲的房间。
接着我拿着梳妆袋进了洗澡间，镜子上方的钩子上挂着一条束发带，一条有弹性的毛巾束发带。上面有血。就是那一条，我猛然意识到了，他被枪杀时戴的那条。
好像这地方是个祠堂：挤扁了的牙膏皮好像是他留下的。衣柜里放着他的衣服。
我立刻变得狂躁不安起来。尽管很疲倦，我不可能一个人睡在那儿。我打开门去敲玛丽亚—露易丝的门。我估计范思哲的床大得足以睡下四个人，更不用说两个人了。
第二天，我们和当娜泰拉的两个孩子、保姆、两个保镖一起度过。那两个保镖非常健壮，从来不让孩子走出他们的视线。詹尼·范思哲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归阿里格拉。意大利就是意大利，他们非常害怕被绑架。我们找了一条船，在湖心岛上吃了午饭。接着我们乘船在湖中游览，回到房子里吃了晚餐。一切都非常可爱，这是怎样的生活啊。
第二天清早，一架直升机把我们从那座花园接走了，接着就回尼斯，回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近似真实生活的“辣妹世界”。
生活当然没有必要如此？外界看我是“高贵辣妹”，流行歌星巨富，但是我非常不开心。回到“辣妹营”，我妈妈给它起的名字（她甚至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了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辣妹营”），让我感到它多么像一座监狱。通常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看看窗外灿烂的阳光就能让我高兴起来。
别墅外面阳光普照，但是，感觉却和冬日无异。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但是，那个星期过了几天以后，在一个和卧室同在一层的小洗衣房里，我正坐在烫衣板上和洁芮说话。
“告诉我，洁芮，”我停了一下，想找一些恰当的词，“你对西蒙真的满意吗？”
又停了一下。洁芮走到门口，往过道上看看。没人。然后她看了我一眼，眼神是那么忧伤。
“不。”
“那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就是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这幢古老别墅的楼梯上响起了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跳起身，从烫衣板上滑下来，尽量不弄出任何声响，开始熨烫我的睡衣。
第十四章 “妹力”
分而治之是我从学校历史课上记住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老师用一束木棒来解释它。捆在一起的时候，你折不断——他拿了一束进来，我们都试了一下。但当它们被分开的时候，每一根都很容易折断。就像我们，仍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工作，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甚至我们的例假都是一致的，我感到西蒙想的就是这些。组合在一起，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我们决不会让西蒙拆散我们。
西蒙会把我们单独找过去，讲一些人们一直在议论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和饮食。他毫不掩饰这一事实，即他对我吃什么，不吃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这也许是为我自己好，但是关键不在这儿。有人“出卖”了我了。但是谁？保安？
厨师？私人助理？我们惟一能信任的人就是彼此，我肯定西蒙正在努力动摇我们的阵营。因为在那样的氛围里，你最后谁都不相信。
然而，离开了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那么脆弱，谁也不想失去我们拥有的那一点点自由，而西蒙严密地控制着我们。
他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选定对象区别对待，某一个“辣妹”在那一段时期决不能出任何差错。但是他所选的对象可能突然改变，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他有绝对的权力控制我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他让我们知道任何事——比如周末探望我们的家人或男朋友——都有可能被取消，“为了集体的利益”。他许诺我可以和大卫见面——我确实这么做了，在巴黎——但是，直到我上飞机前，我仍然忐忑不安，生怕他转过来说我不能去。
那一次在法国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经历之一。也许西蒙也能感觉出我们的不安。他第一次允许我们的家人到伊斯坦布尔看我们。在曼彻斯特的“王子委托慈善”音乐会上——这是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坐在我妈妈身边的女人认出了她，问她演出后是否会到后台去看我。哦，不，我妈妈说。我们不去后台。哦，这个女人说，西蒙·福勒说我可以去。这个女人是桑德拉，大卫的母亲。这是她们的第一次见面。所以，我们在英国的首次现场演出，大卫·贝克汉姆的母亲被邀请去后台，而我的妈妈没有。这让我非常生气，现在我自己也是一个母亲了，我妈妈当时的感觉会是怎样的呢？
好讽刺挖苦人的那些人说，我们选择伊斯坦布尔进行我们的首次现场演出是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在某个主流地区表演。这不是真的。这是百事可乐的决定：从开始起，他们就是我们的主要赞助商，正因为他们赞助了整个活动，所以决定权在他们。必须选一个百事可乐超过可口可乐的地方，这就使得选择范围小了一点。但是，在土耳其百事可乐很强大。而且，伊斯坦布尔对我们的形象有利——这是个东、西方交融的地区，而不是以美国、英国为核心，这是人们意想不到的，有点打破常规。从商业角度看，这是一笔非常好的买卖——所有花费将由百事可乐支付，包括布景，这样我们在环球巡演中可以再次利用这些布景。
（结果是，有人把它彻底搞砸了——布景是建得不错，但是却无法搬迁，无法利用。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得彻底重建。）
伊斯坦布尔最好的地方在于我们有自己的现场乐队。
经过“辣妹营”紧张的排练以后，在舞台上现场表演感觉很自如。正如我所说的，我们都是演员，在现场展示一切是我们做得最好的。观众喜爱我们。甚至评论家不久也收回了他们那些讽刺挖苦的话，用英国小报的双关语对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评价：“伊斯坦布尔被照亮了”，“绝妙5 人组暴风骤雨般让他们改变了信仰，”还有“背叛真好”。
要想从工作中解脱出来不是那么容易。《辣妹世界》，我们的第二张专辑，即将在全世界发行，因此“宣传”是一个我们不容忽略的词。不久我们又要回到老一套的生活中去了：飞机、豪华轿车、旅馆、演播室、播音室、豪华轿车、飞机。新加坡、泰国、印度、香港和日本。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怎么没有累垮下来。大卫真是太好了，他总是在电话的那一头，和我谈话从来都不知疲倦。每天我们要交谈8 次、10次。虽然我经常只是哭。
脱离“监狱”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当你和难友谈话的时候身边总有卫兵看着。那就是和西蒙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从来不让我们走出他的视线，每到一处他总是跟着我们。媒体曾经称他为“辣哥”，那并不是空穴来风。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机场的入口处，他们告诉我们只有5 个一等舱座位。作为录音合约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坐一等舱。这不是奢侈，是我们经过的所有那些长途旅行中的必要。现在你可能会想，在那种情况下，演唱组——那5 个姑娘——会坐一等舱，而我们的策划人会退让一下。不，我们当中有一个被剔出了一等舱，这样好让西蒙坐在那儿。谁是那个被剔出去的呢？我。
我们5 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位如影随形的经理人极少有不在边上忙活的。我们不讲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10月底我们回到英国准备在本国的首发，我们总要到一个接一个的电视台、电台做宣传。但至少我们回家了。在回去的路上，洁芮说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和律师谈谈。这件事由我做还是她做？我说应该由她来做。
我只在家呆了几天就又走了。我们无法终止“境外免税年”这个记时器的滴答声，我甚至都懒得打开行李。
你们没有生活，你们只有日程表。
这一次是到南非，为“王子委托慈善”开一场慈善音乐会。如果彻底坦白的话，我在遇到纳尔逊·曼德拉之前，我对他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就几乎一无所知，我知道这很糟糕。我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我们这一代人、我的国家认为自由是当然之物。
我们从机场直接去和总统以及他的家人喝茶。洁芮和梅兰妮．B 去了洗手间，她们觉得要拿点什么当作纪念。显然她们不想偷任何东西，不过，在洗手间的角上有一株植物，所以她们撕下了五张手纸，从他的盆景里拿了一些小鹅卵石，包在里面。每人一个祈求好运。
也许西蒙意识到了我们和他已经有些疏远了——他安排我们的母亲和我们一起休息一下——我们要去狩猎旅行。从约翰内斯堡我们向南飞了大约两个小时，来到了一个有趣的简易小机场，就在太阳城国家狩猎公园外面，在那里我们和我们的母亲汇合了——而洁芮的母亲没来，来的是她的妹妹纳塔利。
我没想到我会玩得那么愉快。那真是美妙之极。但就是在这里，也有些事不对劲。在我们住的地方，正如你会想到的，我们每个人都住在单独的茅屋里。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各自驾驶越野车吗？狩猎旅行的乐趣有一半就是分享那种体验。
当西蒙在纽约，因患背部疾病卧床不起，完全不能动的时候，我们甩了他。可能这听起来我们非常工于心计，但是，在南非我从狩猎监督官那里学到的一件事就是，要想生存你就必须毫不留情。在非洲荒原或者音乐界不容得多愁善感。要么杀戮，要么被杀。
在法国那间洗衣房里和洁芮的谈话为这个想法播下了种子，时隔六周，这颗种子生根了。而现在，万事俱备。洁芮已经和律师们谈过了，他们说的主要意思是，假如我们想这么做，可以。但是得所有人一起。
记住，记住11月5 日。1997年11月5 日是我的朋友们都回来的一天。6 日我们在鹿特丹参加MTV 音乐奖的颁奖。前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就像过去那样。开始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谈了。这不容易，我们知道。但是无论有多难，我们一定要做自己的老板。我们同意立即行动。洁芮打电话给我们伦敦的律师——事实上这时已经很晚了，我们叫醒了他。
两个小时以后这个可怜的人才得以再回去睡觉。睡觉是我们5 个人能想到的最后一件事。
西蒙躺在病床上也许对我们没什么威胁，但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从私人助理到保安都受雇于“19策划”，我们不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我们一定要成功。我们需要联系电话、日程表。我们的手机都是西蒙给的——因此在理论上它们属于“19策划”：如果没了它们，那么我们的大部分联系电话也就都没了。洁芮的备忘记事本是我们的备用圣经。
根据安排，我们的律师一大早就会通知在伦敦的“19策划”。但是接着他们得告诉西蒙——这给了我们4 个小时，除非他们在纽约还是半夜的时候把西蒙叫醒。但是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西蒙总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私人助理所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告诉她们，看好你们的内裤，姑娘们，还有你们的日记、手机，以及任何其他人能拿到的东西。
我们得惩罚她一下，洁芮有这个胆量。她已经拿了卡米拉的手机，把它藏在她总是随身带的红白毛毡手提包里。不仅西蒙无法打卡米拉的电话，而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