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茨维喘了几口气，好像要让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
“很抱歉告诉您，哈皮遇到车祸。一辆车撞倒了她，她已经被送到医院，伤势非常严重。医院正在准备做手术抢救。”
父亲哀号一声：“我的女儿！可怜的小哈皮！”
“好演员！”拉莫茨维暗自想着，“除非……”不，她宁愿相信哈皮·巴帕茨的直觉。即使从小没有见过面，一个姑娘也能够准确地辨认出自己的父亲。
“是的，”她继续说道，“真令人难过！她的伤势非常严重。医生需要给她输血。”
父亲皱起了眉头：“他们必须给她输血，许多血。我付钱。”
“不是钱的问题，” 拉莫茨维说道，“输血是免费的，但我们没有合适的血型。我们只能从她的亲人中采血，而您是她惟一的亲人。我们必须请您献血。”
那位父亲重重地跌坐在椅子里。
“可是，我是一个老人啊！”他说道。
拉莫茨维立即意识到，这条办法确实有效。这家伙肯定是个冒牌货！
“这就是我们找你的原因。”她说道，“她的用血量很大。因此，医生可能要抽取你一半的血液。这对你很危险。实际上，你可能会死。”
父亲的嘴张大了：“死？”
“是的，”拉莫茨维说道，“不过，你是她的父亲。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为自己的女儿做这件事。咱们得快点儿走，否则就来不及了！莫吉尔大夫正等着咱们呢！”
父亲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来吧，”拉莫茨维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我帮你上车。”
父亲站起来，却又弯腰想坐下去。拉莫茨维用力拉了他一下。
“不！”他喊道，“我不想去！”
“你必须去，”拉莫茨维说道，“现在就去！”
父亲摇着头。“不，”他的脸色苍白，“我不想去。你知道，其实我不是他父亲。这里有一个误会！”
拉莫茨维松开了他的手腕。她抱起双臂，站在他的面前直率地说道：“那么，你不是哈皮父亲？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可是，你为什么坐在那把椅子上，吃着她的东西呢？难道你不知道博茨瓦纳的刑法吗？你不知道刑法会怎样处置你这种人吗？你不知道吗？”
那位“父亲”眼帘低垂，直摇脑袋。
“好吧，”拉莫茨维说道，“收拾好你的东西。你只有五分钟。我会送你去公共汽车站。你的家在哪里？”
“洛巴策，”“父亲”说道，“但我不喜欢那里。”
“好吧，” 拉莫茨维说道，“如果你开始动手干一些事情，而不是光坐在椅子里，你也许就会更喜欢那里。在那里可以种瓜。用这个重新开始生活，怎么样？”
“父亲”的样子非常可怜。
“进去拿东西！”她命令道，“现在你只有四分钟了！”
当哈皮·巴帕茨回到家时，她发现那位“父亲”已经不见了踪影，他的房间也被清理干净。拉莫茨维在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读完纸条，她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此君根本不是您的父亲。我找到了最妙的办法，迫使他亲口告诉我真相。也许，有那么一天，你会找到亲生父亲；也许，不会有这么一天。不过，现在你可以重新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了！”
第一部分第二章 多年之前（1）
我们不会忘记——拉莫茨维这样想着。我们的脑子虽小，却保留着丰富的记忆，就如同天空有时会密布蜂群。这些数不清的记忆，或是关于某种气味，或是关于某个地方，或是关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某件小事。在不经意间，它们闪现出来，使你知晓自己究竟是谁。我是何许人也？我是普莱舍斯·拉莫茨维，一名博茨瓦纳公民，奥拜德·拉莫茨维的女儿。奥拜德·拉莫茨维曾经是一名矿工，因为呼吸疾病而死去。人世间没有留下关于他的生平的记载。可是，又有谁会去记述这些平凡大众的生活呢？
我是奥拜德·拉莫茨维。1930年，我出生在位于哈博罗内和弗朗西斯敦两地中间的马哈拉佩附近。这里有一条似乎永无尽头的公路经过。当然，它在当时还是一条土路。铁路的作用更重要一些。铁道线从布拉瓦约一路蜿蜒而来，在普拉姆特里进入博茨瓦纳，然后沿着国境的里侧向南方延伸，直至国境另一侧的马弗京。
在孩提时代，我常常注视着那些停在侧线上的火车。它们会喷出大团的蒸汽，而我和伙伴们敢于一个个跑到离它最近的地方。于是，那些司炉朝着我们大吼，车站站长也向我们吹哨子。但是，他们并不是真的想把我们撵走。我们还时常躲藏在草丛和箱子的后面，然后一下子冲出来，向那些紧闭的车窗里面的乘客索要硬币。我们瞧见那些白人像鬼魂一样向外张望。有时，他们会扔出一枚他们的罗得西亚便士。这是一种很大的铜币，中间有一个小孔。如果走运，我们能得到一枚被我们称为“提基”的小银币。这样，就可以买一小听果汁喝了！
马哈拉佩是一个散乱地分布着许多小屋的村庄。这些小屋都是用那种由阳光烘烤而成的棕色泥砖修建。此外，还有一些屋顶覆盖着马口铁的建筑。它们属于政府或铁路部门。对我们而言，它们代表着那种遥不可及的奢华。一名英国国教的老神父和一名脸被晒得很黑的白人妇女一起开办了一所学校。他们都说塞茨瓦那语——这可不太寻常。但是，他们用英语给我们授课，还坚持让我们把母语抛到一边，甚至不惜为此鞭打我们。
公路的另一边是一片平原的起点。它一直延伸到卡拉哈里盆地深处。这片土地了无特点，零乱地生长着低矮的带刺相思树，拖着长长尾羽的犀鸟栖息其间。这似乎是一个漫无边际的世界。我想，非洲在那个时代如此独特的原因就在于此。它是如此广袤，一个人或大步向前，或纵马驰骋，即使永不停歇，却也难以寻觅到它的边际。
时下，我已经年届花甲。我觉得上帝不想再给我很多时日了。也许，还会有几年时间——我真的很怀疑。我去荷兰基督教医院找莫法特医生看病。医生用听诊器听我的胸腔。只是这么听一听，他就知道我曾经是一名矿工。他摇摇头说，矿山会通过许多方式伤害人体。当他说话时，我想起了索托矿矿工经常吟唱的一首歌。歌中唱到：“矿山吞噬着人类；即使离开矿山，它还会继续吞噬你。”我们都知道，情况确实如此。你可能被坠落的岩石砸死；也可能稍晚几年，当矿井生活已经成为一种回忆时，你再死去；在矿井的遭遇也会化作梦魇，在深夜里惊扰你。矿山会回来向你索债，就像它现在对我所做的一切。因此，莫法特医生的话并未使我吃惊。
有一些人却不能像我这样淡然处之。他们觉得自己应该长生不老。于是乎，知晓时日无多时，他们或嚎啕大哭，或泣不成声。我同他们的想法不一样。当医生说出那条坏消息时，我不曾流出一滴眼泪。告别人世之后，我就会离开非洲——这才是惟一使我感到悲伤的事情。我热爱非洲，是这片热土抚育、关爱着我。我在死后会怀念非洲的气味。据说，无论你在死后奔往何方何处，都不会再找到这股人间的气味。
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我不是。但是，我似乎真的不介意这条坏消息的到来。我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反思过去六十年的生涯，回味所见所闻，想一想自己如何从一无所有到拥有几乎两百头牲畜。我有一个善良而忠实的好女儿，她精心照顾着我的生活。当我坐在那里晒着太阳、远眺群山时，她会为我端来一杯香茗。远远望去，群山如黛。这里深居内陆，与海洋之间隔着安哥拉和纳米比亚。但是，在我们的上方，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一片空旷的蔚蓝色“海洋”。一位老人站在这片土地的中央，周围尽是无边的蓝色。没有哪个水手会比他更加孤独！
我从未见过海洋。一位在矿山共事的矿工曾邀请我去他在祖鲁兰的家乡。他告诉我，那里有一直绵延到印度洋的青山。站在家门口，他就可以看到远方的航船。村中的妇女能够酿出国内最醇香的啤酒。男人可以整天坐在阳光里，除去养育子女和畅饮玉米酿成的啤酒，不必再做任何其他事情。如果和他一起走，他兴许还能帮我找个老婆。只要我能够给岳丈足够的彩礼，没人会介意我不是祖鲁人。
可是，为什么我要去祖鲁兰？为什么我要离开博茨瓦纳，去娶一个博茨瓦纳姑娘？于是，我告诉他，祖鲁兰听起来真的很不错。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祖国的一片壮丽河山，而内心情感永远不允许他忘记这一点。在博茨瓦纳，我们没有他家乡那样的青山或大洋，但有卡拉哈里沙漠，有超出世人想像力的广袤土地。我对他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在干燥的地方，他可能希望得到雨露，却也并不想要太多；他更不会介意那似火的骄阳。因此，我没有跟随他去祖鲁兰，也没有看到大海。我并不为此而感到遗憾——一点都没有。
此时此刻，我坐在这里，与生命的终点如此靠近，依然回忆着往事。在这段时光里，我不断想着上帝，想着死亡究竟是什么样。我不惧怕死亡，因为我不怕疼痛。我所体验到的疼痛并不是无法忍受的。他们给我那种很大的白色药片，让我在胸口疼痛不支时服用。这些药片让我昏昏欲睡，而我宁愿清醒一点。所以，我想起了上帝。我想知道，当我站在他面前时，他究竟会对我说些什么？
一些人把上帝想像成一个白人。这种观念是由传教士在多年以前灌输给他们的，并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似乎难以磨灭的印记。我并不这样想。白人与黑人之间没有区别。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人类。无论如何，在传教士到来之前，上帝就已经在这里。那时，我们用另一个名字称呼他。他并未生活在犹太人的故乡，而是生活在非洲，在岩石里，在苍穹中，在某个他所喜欢、并且为我们知晓的地方。死后，你会去某个地方，上帝也在那里。但是，你不会靠他太近。为什么他要让你那样靠近呢？
在博茨瓦纳，我们有一个关于两个孩子的故事。他们是一对兄妹，被一阵旋风带上了天堂，却发现那里居然满是美丽的白色牛群。我就是如此想像天堂，也希望那里确实就是这般模样。我期望在告别人世之后，能去一处有白色牛群的地方。这些牛儿的呼吸有一股甜美味道，一直簇拥在我的身边。如果那就是来世的生活，我情愿明天就去享受；或者，现在就去。我很想对普莱舍斯说再见。在弥留时，我想抓住她的双手。那会是一种告别人世的好方式。
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以身为博茨瓦纳人而自豪。没有任何其他非洲国家可以像我们一样高高昂起头。我们现在没有政治犯，过去也没有。我们有民主，我们小心谨慎。博茨瓦纳银行里满是用本国出产的钻石换来的金钱。我们不欠别人任何东西。
但是，过去的情况很糟糕。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我们不得不去南非工作，同那些来自莱索托、莫桑比克、马拉维以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充当矿工。青壮年人口都跑到矿山工作，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我们挖掘金子和钻石，却让那些白人的钱包膨胀起来。他们盖好房子，修起围墙，开上汽车。而我们只能在他们的脚下挖掘泥土，用自己刨出的岩石为他们修建一切。我在十八时就去当矿工。那时，我们的家乡还只是贝专纳保护地。英国人统治着那里，保护我们免受布尔人的侵扰（英国人自己这样说）。有一位专员被派驻在与南非交界处的马弗京。他沿着那条公路来到这里，向酋长们训话。他会说你做这件事，你做那件事。酋长们都得服从他的命令。如果有人拒绝，就会被专员罢黜。一些酋长很聪明。当那位英国人说：“做这件事。”他们会回答：“是，先生，我会这样做。”而在背地里，他们却在做其他事情，或只是假装做他所要求的事情。所以，许多年以来，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这真是一个良好的政府体系，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想让任何事情发生。而那也是当前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他们一直想做许多事情，总是忙于思考下一步该干什么。但这不是人们想要的。人们只是想不受打扰，好好照顾自己的牛群。
那时，我们已经离开了马哈拉佩，搬到了母亲族人所居住的莫丘迪。我喜欢莫丘迪，在那里的生活使我很愉快。但父亲说，我应当去矿山工作，因为他的土地不足以养活我和我的妻子。我们的牛群数量不多，收获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年的温饱。当招收矿工的卡车穿过边界来到这里时，我就去报名。他们称我的体重，又用听诊器听我的胸膛，还让我在一个梯子上爬上爬下十分钟。然后，一个男人说我会成为一名好矿工。他们让我在一张纸上签名，还向我询问所在部落酋长的名字，是否曾和警方有过麻烦。事情就是这样。
第二天，我登上那辆卡车。我有一个箱子，那是父亲从一家印度商店买来的。我只有一双鞋，但有一件备用的衬衣和几条备用的裤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妈妈准备的一些肉干，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把箱子放在卡车的顶上，然后，前来告别的家人开始唱歌，女人们都哭了。我们挥手道别。所有的年轻人都想忍住泪水，避免流露出悲伤的情绪。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内心都很痛苦。
我们花了十二个小时才到达约翰内斯堡。那时的路途十分颠簸。如果卡车开得太快，就会把车轴崩断。我们穿过西德兰士瓦省。一路暑热逼人，而我们则像牛群一样被关在卡车上。每个小时，司机都会停车，来到后面给我们分发那几壶水。这些水都是在沿途经过的城镇里补给的。你只有几秒钟时间拿着壶喝水，因此必须很快喝下尽可能多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