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在陪审团没有认定有罪之前，必须假定嫌犯无罪，必须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律要求对刑事指控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这些证据必须确凿到能够说服陪审团的所有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根据司法程序，这样的谋杀案件必须在本州审理，必须由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团。当时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白人大众中普遍赞同种族隔离，三K党成员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直接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检察官无法得到陪审团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这样，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是谁干的，在当时的形势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却没能立即将罪犯绳之于法。可是，正是这4个黑人女孩的死，惊醒了美国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联邦政府和全国民众的谴责下，持有种族隔离观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农夫和工人们，开始反省了。
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种族隔离闻名全国。在他的传记影片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乔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辈，在竞选时给予他强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马的前任白人州长，得知4个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他要沃利斯改变对白人保守势力的支持，嗓音沙哑而沉重：“那可是去周日学校的孩子啊！”
这个罪案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它使三K党这样的极端分子开始人心尽失。与凶手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阻吓南方黑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却促进了南方种族偏见的保守势力的迅速崩溃。一年以后，联邦参众两院通过了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美国南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立法，被彻底废除了。
时光像流水，冲刷着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复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似乎只有4个黑人女孩的亲人，还会在深夜万籁俱寂时想起她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们突然中断的人生。
可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忘记她们，没有忘记那件罪案。这个爆炸案和4个黑人女孩的被害，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谱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几乎人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曾经无数遍地看过一部叫《4个小女孩》的文献片。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4个单纯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访了女孩们的众多亲友。我们看着她们生前天真无暇的一张张照片。一个女孩的同学，在影片拍摄时已经是个青年，他讲起他们一起上完最后一堂课，怎样同路一起回家，回忆着路上两个孩子最后的对话，以及在家门口成为永诀的告别。第16街教堂的牧师，讲述他怎么抱起女孩们叠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父亲回忆他怎样给女儿拍摄她抱着布娃娃的照片，老泪纵横。母亲回忆自己听到死讯时候，只能重复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泣不成声。影片把失去亲人之痛，无可回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时提醒着人们，她们死了，正义却还没有得到伸张。
阿拉巴马州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说，他在法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个爆炸案，就发誓要把安放炸弹的人带上法庭。从他担任州司法部长那天起，每天上班时，他都要听一遍那首讲述4个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为被害的4个女孩伸张正义，是他的使命。
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忘记这个罪案。对他们来说，最要命的是怎样得到能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案发多年来，调查在悄悄地进行着。早在1964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文就伪装成一个开卡车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兰顿家隔壁租了一个公寓，和布兰顿的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在这墙上，他安装了窃听器，布兰顿在厨房里的所有讲话都被录了下来。就在这些录下来的讲话里，布兰顿亲口向友人讲到，三K党有一个会议，是要商量怎样制作和安放炸弹。这段录音成为这次庭审中的主要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一名三K党分子作为内线，让他带上微型录音机，录下布兰顿的讲话。
当证据渐渐收集起来的时候，时代也变了。出于种族偏见而诉诸暴力，伤害无辜，这是一种不可姑息的罪恶。这一点，已经成为南方所有人的共识。让安放炸弹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对正义的时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发生14年之后，4名嫌犯中的首犯罗波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8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岁的巴比•；切利，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法庭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62岁，在38年前25岁时参与爆炸杀害4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阿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当年爆炸发生之后，在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16街，从那个他参与爆炸的教堂前走过。现在，法官一声令下，他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4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亲眼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
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38年过去了，62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和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今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对38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
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第三部分 读书（一）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1）
前几天，2001年2月21日，美联社消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院为7个月大的男婴，成功地作了肝脏移植手术，在他的母亲身上取下一片肝脏组织，移植到这个肝脏坏死的孩子身上。这一手术的特殊之处是，这是一次不输血的手术，是世界上第一例不输血肝脏移植手术。这次手术成功，立即引起了法律界和宗教界的欢呼，因为这个孩子来自于信仰一种独特宗教——耶和华见证会的家庭。美国法律界和医学界为此已经困扰好几年了。
故事应该从1994年8月28日夜晚说起。在康涅狄格州的斯坦福医院里，乃莉•；维加生下了她的头胎孩子。产后，残留在产妇子宫内的一片胎盘组织引发了大出血。医生判断，如果不输血，产妇将失血过多而死亡。乃莉和她的丈夫却都拒绝输血，因为他们的宗教，耶和华见证会，认为信徒不能输血。
产妇在继续出血，生命的机会在一点点地离开。医生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拖延就可能是一条人命。医生却仍在犹豫。医生想的是，乃莉和她的丈夫不是不知道后果，他们是明白自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后作出拒绝输血的决定的，这个决定出于他们的宗教信仰。作为一个医生，治病救人，但是不能违背病人出于信仰而作出的决定。可是，如果再不下令输血，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在自己面前死去。
护士们无声地注视着医生，等待着决定，输血还是不输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医生脑子里响起当年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每个即将成为医生的人按照几千年的传统，发下的誓言，即“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一个医生，要尽其所能为患者谋利益。”此刻，什么是乃莉•；维加的最高利益，是她的生命还是她的宗教？什么决定更符合病人的真正利益？是病人家庭的信仰还是医生的判断？
时间分分秒秒地在过去，面对这样的难题，医生却难以作主。他做了此时此刻世界上只有美国医生才会做的事情：冲向斯坦福高级法院，要求法官发出输血的命令。这时候是深夜2点钟。
产妇乃莉•；维加所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会，是19世纪70年代才创立的一个基督教的小教派，一开始叫守望会，起源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1931年改称耶和华见证会。它的创始人查尔斯•；罗塞尔在20来岁的时候想到，既然上帝怜悯世人，可是基督教义里又说有永恒的地狱，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放弃长老会和卫理公会的教义，自创了这个强调启示的教派。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这个教派已经遍布全世界，大约有200多万信徒，其中1/4在美国。我们住在偏僻的美国南方乡下，周围居民大多是保守的农人，却也有一个朴素的耶和华见证会教堂。耶和华见证会以卖力上门传教出名，我们家也来过很多次，通常是衣着整洁的女士、西装革履的男士，黑白皆有，彬彬有礼地表示愿意提供精神上的帮助。我们的邻居杰米老头是老派的浸信会信徒，是南方农村的主流教派。他一提起耶和华见证会就啧有烦言。
耶和华见证会的教义，有些东西很特殊。他们相信耶和华是真神，反而认为主流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主义是异教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偶像崇拜。这就引出了耶和华见证会在美国司法史上名气很大的几个事件。40年代和50年代，耶和华见证会家庭的孩子，在学校里升国旗的时候，拒绝向国旗敬礼，认为向国旗敬礼是偶像崇拜。学校欲给予停学的惩罚，他们却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冲突闹上法庭，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为这样的案子数度反复，几次作出裁决。最终裁定，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强迫他们的孩子向国旗敬礼是违宪的。
耶和华见证会看上去有点怪异孤僻，同政府和其他教派的关系都不很友好。他们坚决不和政府有任何瓜葛，认为世俗政治和政党活动都是魔鬼撒旦的诱惑。对于信徒的行为，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穿着严肃，举止有礼。他们反对离婚，认为那无异于淫乱。他们的教义里还有一条，那就是，他们根据《圣经》认定，输血是教规所不能允许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决不会同意接受输血，无论是全血还是血制品，一滴都不行。全美国所有的医生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过去，在美国司法史上，他们为争取自己信仰的权利，曾经表现出过令人刮目的勇气，他们所赢得的几个案子，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判例，进入了美国学校的教科书，妇孺皆知。现在在美国，谁都知道，不管你是不是认同他们的教义，不管你是不是讨厌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必须得到尊重。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对生命和死亡作出自己的解释。耶和华见证会的解释也很独特。他们相信有“世界末日”。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死亡只不过是一次超脱，信徒可以再生。他们相信只有合格的信徒才能躲过末日之灾，得到拯救，最后生活在永恒的地上乐园里。所以，死亡并不可怕，做一个合格的信徒却是最要紧的。
美国医院在病人入院时都要认真了解病人的宗教信仰。我最近在地里割草的时候出了个小事故，到医院接受手术之前，护士就一本正经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宗教倾向？一开始我还真愣了一下，没想到宗教倾向和我的手术有什么关系。乃莉入院时就签署了拒绝输血的文件。这就是医生要冲向法院请法官下令的原因。
可以想象，半夜2点要找到一个法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人命关天，也许是病人的状况根本不允许再犹豫拖延，法官深夜作出了紧急裁决，允许该医生可以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施行输血。
在总共输了7品脱鲜血以后，乃莉•；维加的生命得救了。母子均安好健康。可是，事情还刚刚开始。对于乃莉来说，血管里流着别人的血，这就违背了她的信仰。如果照此办理，往后其他教友的信仰就无法保证。她向上诉法院提出申诉，控告医院侵犯了她的宗教自由权利，要求推翻斯坦福法院的深夜紧急裁决，禁止医生在未经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违背病人的宗教信仰给病人输血。
医院方面提出，这一指控已经过时。医生是得到法官命令才输血的，现在病人已经康复出院，不再存在侵权伤害。上诉法院同意，不予受理。
乃莉•；维加向州最高法院上诉。
第三部分 读书（一）面对生命和信仰的两难处境（2）
1996年4月9日，康涅狄格州最高法院作出一致裁决，裁定斯坦福医院违反了个人之身体有权自主决定的法律传统，侵犯了乃莉•；维加宗教信仰的宪法权利。大法官们指出，不管医院拯救人命的情况是多么紧急，不管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规范是多么崇高，这些都不能压倒乃莉•；维加保持自己身体和精神完整性的权利。只要她充分了解事情的后果，并且有能力作出决定，那就有权根据自己的信仰作出决定。
州最高法院说，同样的情况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