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要拉拢这三省就很不容易了。”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认为：“如果中山先生因唐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证明重力而不重人，足以影响中山先生的领袖风度。其次，在目前情况下，川、滇、黔三省是拉不过来的，而唐并未倒下来，实力依然存在，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拉拢的人，就将一无所得。”汪精卫听了这番话，便邀请李小川到广州和孙中山一谈，以便研究孙、唐合作的具体问题。
他们到了广州，张、汪二人介绍李会见了孙中山。孙殷切地问及长江一带的情况，并不提到云南问题。李却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云南问题上。孙淡漠地说：“萱赓有权有势时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李认为唐并未失败，只是受了一番挫折，而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必须受过挫折才肯服从别人。孙不愿意听下去，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从孙中山十分激动的态度中暴露出：孙、陈二人已经势成水火，国民党的分化已经发展到快要破裂的边缘。此时孙中山虽然觉悟到吸收军阀和假革命分子来扩大革命队伍，不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可是他在军阀和假革命分子以外，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动力，还在千方百计地拉拢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他不重视唐继尧，正是害怕拉拢唐而使顾品珍跑到更远。李小川针对着孙的这种心理，待他意气稍平之后，进一步对云南局势作了一番分析。他说，“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重要关键”。李这么一说，孙的脸色就变得好看多了。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到广州共商大计。1921年9日唐由广九路到广州时，孙、唐、伍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唐下车后，军政府立即举行盛大宴会表示欢迎，大家都以“萱帅”相称。唐在宴会上吹嘘他离开云南并非由于军事失败，乃是避免同室操戈。接着孙致词说：“萱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萱帅不把云南视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萱帅贺！”
李小川、汪精卫都参加了这次宴会。汪向李咬了一个耳朵说：“小川先生，我对萱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李问他从前的看法是怎样，现在的看法又是怎样。汪翘起大拇指来说：“以前我认为萱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唐到广州后，国民党不但可以利用他的军事力量进攻广西，而且可以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促进总统的选举。他是军政府的总裁之一，以前也是反对广州国会选举总统之一人，而现在由反对派变为赞成派，在七总裁之中赞成派就可以占到多数。另一方面，由于与孙合作，唐把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旅从迤南地区开进广西边境，使这部军事力量保持在他的手里，对他也是有利的。
3月31日，唐第一次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的议案。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3）
三刘存厚兵败出走陕南。卢焘宣布贵州“自治”
关于四川局势，前文曾经说到四川各派军人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出境。那次战争使四川中层军人的地位日益上升，野心日益扩大，因此战后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刘存厚不能控制他们，就是熊克武也不能不“推位以待来者”熊克武原任四川督军（南方所派），以前兵败出走时并未宣布解职。这次战胜滇黔军后，1920年12月31日才自动卸任。。在四川省政府未组成以前，四川各军在重庆先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十分明显，这个办事处处长就是变相的督军或总司令。早在1920年12月10日，重庆军事会议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于1921年1月9日联名公布出来。四川是继湖南之后宣布自治的第二个省。可是北京政府对于四川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发表了大批授官任职的命令，这些职位安排也不恰当，所以1月12日熊克武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这些表示，对于北京政府的粉饰统一，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在这形势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不敢接受督军一职，并且不得不伪装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一面却打密电告诉北京政府说，他是始终拥护“中央”的，但是目前形势还不宜于公开表示态度，请求“中央”予以谅解。北京政府正因在四川问题上碰了钉子，丢了大脸，就把这个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样一来，刘存厚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因此刘又打电报埋怨北京政府不应该泄露“私房话”，使他“无地自容”。
刘存厚另有两个秘密也被发觉。第一，他以“军长”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刘湘即将陈能芳撤职。第二，唐继尧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密电本，即将周扬解交重庆“联合办事处”处理。这两件事使川军第一、第二两军将领大为忿懑，他们联名通电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进攻成都。
联合军发动后，刘存厚所属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与北路军会合，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2月12日，刘存厚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联合军开进简阳、新都后，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这个问题解决后，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但是刘存厚并非真心下野，他集合残部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旧游之地，准备待机反攻。
继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是贵州（1921年1月28日）。
贵州军阀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刘显世为首的旧军系统，一个是以王文华为首的新军系统。民国初期，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个地区是他们出口鸦片和换回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湘西地方军人与之朋比分肥，自然相安无事，而湖南当局也因“鞭长莫及”，只能置而不问。讨袁战争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驻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新军的力量逐步超过旧军。1920年10月，王文华退出重庆时，本拟回师贵阳夺取政权，只因自己是刘的外甥，不便出面，便派卢焘代理总司令，叫他进军贵阳，自己却溜到上海坐观其成。随后刘显世被逐下台，逃往云南求助于唐继尧，并派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企图翻身再起。1921年3月16日，袁祖铭收买上海流氓在一品香饭店刺死了王文华，卢焘才由代理黔军总司令正式接任贵州总司令。
由于唐继尧、王占元先后失败下台，刘显世借助外力再起的计划落了空。但是袁祖铭却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勾搭上，取得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定黔军”，因此当权的贵州军阀与北方直系军阀立于敌对的地位。4月2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运动，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采取一致行动。
四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赵恒惕通电反对南方选举总统
粤军回粤逐走桂系军阀后，陈炯明恃功而骄，视粤军为其政治资本，企图割据广东一省，无意于出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粤军是以警卫军20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当年国民党向桂系军阀力争得来，所以粤军是国民党的武力，个人不应居功，而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当继续北伐。由于他们的目的不同，感情距离日远，于是双方在军事实力上首先展开了争夺战。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陈以前属于国民党军人派，并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许则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因此许被称为孙的嫡系将领。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委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都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粤军第一军所辖原有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部，陈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所以第一军的实力远在第二军之上。为了扩充实力，孙中山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经常被陈派兵加以解散。
陈兼任陆军总长，却从不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他以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为了削减陈的实权，孙中山划广州为直辖市，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的管辖。
孙中山不仅受着自己所培养的军阀的气，同时还受着帝国主义的气。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13％付与军政府，而孙接收军政府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了这笔拨款。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克兰，必须坚持勿以关税余款付与军政府。在美国的策动下，外交团又将代为保管应当付与军政府的关税余款250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派人接收海关以资报复，而帝国主义竟又出动大批炮舰驶入白鹅潭示威。帝国主义这一敌视军政府的行为，使孙忍无可忍，认为南方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公告全世界，才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
随后，孙洪伊在非常国会首先动议选举总统。陈炯明听到这个消息，除唆使“军警同袍社”（该社正社长为魏邦平，副社长为洪兆麟）表示反对外，自己也出面来反对，借口“选举总统应以约法上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2/3以上出席，约580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的选举，而现在到广东的国会议员仅有220十余人，如果进行总统的选举，就是违法。护法者不能自身陷于违法的地步。”其实，陈所争者并非法律问题，他要独霸一方，自立为王，有一个军政府已经觉得碍手碍脚了，当然更不愿意有一个总统压在他的头上。
唐继尧未离开昆明以前，孙中山曾去电征求他对选举总统的意见。唐答以“旷观环境，暂守慎密，先从事各省团结，俟联治基础已定，再图适当改造”。这个回答，表面主张推迟总统的选举，骨子里却也是反对选举总统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三章 唐继尧、陆荣廷相继下台（4）
在西南各省中，另一反对选举总统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湖南宣布“自治”后，进一步表示了拒绝客军假道和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的态度，这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是格格不入的，而且由于程潜在广东，赵恒惕对孙中山的芥蒂也很深。粤军中有着不少的湘籍军官，包括第二师师长洪兆麟清朝末年，湖南人秦炳直在广东做六路提督，方绥德做惠州副将，所部多为湖南子弟兵。洪兆麟本来在湖南原籍（宁乡县）做卖包子的小贩，绰号洪包子，后来到惠州投军，由亲兵一步步升为统领。惠州是陈炯明的故乡，这批惠州旧军被他吸收成为粤军的一部分。、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七独立旅旅长谢文炳、第十一独立旅旅长罗绍雄等。陈炯明利用赵反对北伐和畏惧孙中山的心理，授意洪兆麟与湖南经常联系，保证粤军决不参加北伐，因此湘、粤两省成立了联防条约，以互不侵犯及促进联省自治为其共同目标。这个条约实际上是赵、陈两人反对孙中山的秘密联盟。
孙中山接收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消灭桂系的残余势力，以免留为后患。可是陈炯明对进攻广西也不热心。他所顾虑的是自己出马进攻广西，广东将归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偿失。孙鉴于总统问题阻力重重，曾经打算退一步在主席总裁的身份上加一个“大元帅”的头衔，自己带兵打广西。可是陈又顾虑到这样做将要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仍须由广东负担，对他有害无利，因此竭力加以阻挠。孙一再受制于陈，忿怒之下，几次想要削减陈的权力，或者解除其省长兼职，使之不能继续掌握财权（财政厅由省长管辖），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是汪精卫之流又从旁劝阻，孙自己也没有勇气坚持进行。
1921年元旦，孙在军政府演说，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正式政府。这个消息发布出来，海外华侨国民党支部纷纷电请速选总统，陈却禁止广州各报登载有关总统问题的报道。为了拆穿北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