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张福来所兼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调升（3月20日）；解除马联甲所兼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4月2日）；解除郑士琦所兼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5月8日）。以上新任师长，除个别系由别处调升者外，大多是由本师的旅长提升起来的，因此各省军阀无法鼓动部下反对北京政府的命令。但是执行这个计划也不是没有遇到阻力的。吴佩孚自己是山东人，而又身为直鲁豫巡阅使，因此决定先从山东入手。由于郑士琦愿意舍督理而留师长，他就以巡阅使的身份召集第五师团长以上军官，轮流到洛阳“听训”，郑敢怒而不敢言。这批受训军官回到山东后，郑也召集他们训话一次，在训话中强调“安徽人必须团结起来，才不致受人宰割”（郑属于皖系，第五师官兵大多为安徽人），言下放声大哭。吴也害怕激成事变，原来决定调升靠拢自己的山东人潘鸿钧为第五师师长，临时改派第五师旅长孙宗先继任，而吴自己在山东设立巡阅使行署的计划，也就无形打消了。其次，第九师师长陆锦兼任陆军总长、公府军事处处长等职（只有陆锦一人不是督理），是曹锟身边的红人，吴费了很大气力才说服曹锟把陆锦的师长兼职解除。再次，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将各师改归北京政府直辖，可以调来调去，这样才能改变各省军阀拥兵自卫的局势。可是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各省军阀坚决要求各师仍须留驻本省并受本人的节制，这两个条件与部属的利益完全一致（部属可以成为督理的候补者），北京政府和吴佩孚只得让步，予以同意。其实，这个计划并不新奇，就是以前袁世凯采用过的拉下层、挤上层的老办法。后来蒋介石也正是采用这个办法来分化对手，以加强其统治力的。这个办法助长了各省军阀朝秦暮楚、“以下犯上”的风气，对于军事独裁者来说，实际上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更换师长的过程中，齐燮元所兼第六师师长、冯玉祥所兼第十一师师长，由于他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北京政府只能置而不问。吴佩孚也不得不假惺惺地电请解除自己所兼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立刻打来回电，认为吴在洛阳练兵，情况有所不同，未便同案办理。其实，除第三师外，吴在洛阳还拥有学兵团、幼年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炸弹队、飞行队等等，还有巩县兵工厂、汉阳兵工厂为其扩张武力的有力工具。他和袁世凯组织模范团、段祺瑞组织边防军一模一样，正在加紧训练子弟兵作为个人军事独裁的政治资本。这些做法，使各省直系军阀无不侧目而视，他的地位更孤立了。
北京政府一面夺去各省军阀所兼的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却又加派他们兼任省长，如马联甲兼任安徽省长、蔡成勋兼任江西省长、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等等。这比黎元洪时期所提倡的“军民分治”又大大倒退了一步。
这个时期，曹锟的耳根子里充满着控诉吴佩孚的声音。曹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
津、保政客一面采取“联奉制吴”的策略，一面还想捧齐燮元做副总统，让他压在吴的头上，而齐也就野心勃勃地想援引以前江苏督军冯国璋兼任副总统的前例，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副总统规定必须年满40才能当选，他就在南京大做其四旬整寿，而他的年龄却只有39岁。他又发起在南京召开“巡检高级会议”，除吴（直鲁豫巡阅使）、齐（苏皖赣巡阅使）、萧（两湖巡阅使）、冯（陆军检阅使）而外，王承斌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资格亦得参加。这个建议的目的，在于造成以多数压倒少数的局势，打破“大哥当家”的特权，让众家兄弟以平等资格共同管理“家务”。曹锟也赞成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来统一直系内部，并要亲身参加，主张这个会议改在北京召开。但是，吴佩孚借口反对召集类似“督军团”的会议，表示不愿参加，因此会议没有开成。
由于吴佩孚恃有曹锟的支持，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扳他不倒，于是1924年5月间，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先后提出辞职，想用“同盟罢工”的手段来扳倒吴。吴看见风色不对，也一度表示辞职，以平众怒。急得曹锟搓手跺脚地说：“好，要不干咱们大家都不干！”以上情况，说明直系不待外力进攻，本身已有分崩离析之势了。
三津保两派因争内阁引起分化。吴景濂被逐出京。孙宝琦组阁案国会通过。孙内阁的“和平统一”计划无人理睬
曹锟手下的津、保两派本来是一家人。可是经常在他身边的，如公府军事处长陆锦、收支处长李彦青、秘书长王毓芝等都是保派。曹锟性情疏懒，不喜接见宾客，对于公私事务，都叫身边人代为处理。因此保派的势力逐步地压倒了津派，津派日见疏远，甚至曹锟的亲兄弟曹锐也被冷在一旁。曹锟对于找他见面的国会议员，由冷淡的心情转变为厌恶的心情，经常派秘书长代见，而王毓芝也搭架子，不大愿意和他们接触，甚至贿选有功的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三次入府也不得一见。国会议员对于曹锟过河拆桥的态度日益表示不满。
吴景濂是王承斌的老师和表兄。这两个奉天人，一文一武，在贿选总统时期都曾大卖气力。吴景濂的目的是想取得“宪法”公布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以曹锐为首的津派是支持吴景濂的。保派则支持高凌霨由代理总理转为正式总理，而外交派颜惠庆也来插上一手，因此内阁问题形成了三角斗争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国会内部的分化和斗争。
国会中有拥吴和反吴的两派，经常在议场中互相争吵，有时飞起墨盒互相投击，大闹一场而散。保派组织了一个宪政党，推王毓芝为理事长，高凌霨、吴毓麟、程克等都是理事，这个党是反吴派的后台老板。
众议院议员延长任期案公布后，反吴派认为议长任期已满，应当改选，拥吴派则认为议长任期应当和议员一样延长下去。1923年11月5日，吴景濂随带警卫员昂然入场，反吴派议员七手八脚地把他推下台来，当场和警卫员发生冲突，会场秩序大乱，吴景濂匆匆摇铃宣告散会。11月28日，议场中又有一场吵闹，议员一哄而散。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六章 “太上政府”吴佩孚（4）
保派一面采取停止发给国会经费的手段以困窘吴景濂，一面组织“公民护宪团”请愿驱吴。由于拥吴、反吴两派相持不下，高凌霨组阁不能提交国会，而新总统上台后又不能长期地没有正式内阁，在保派的同意下，曹锟找到年过六旬、前清做过督抚的孙宝琦组织内阁，据说这位“老成练达而又无政治色彩”的人物，是比较容易通过国会的。此时国会因议长问题吵闹不休，孙内阁的同意案也被搁置下来。
12月18日，国会的全武行打得更起劲，吴景濂的头部受了伤。这天讨论金法郎案，拥吴派利用这个题目进行倒阁运动，对于代理内阁总理高凌霨，攻讦备至，而现任财政总长王克敏，就是承认金法郎案的内幕主角，现任教育总长黄郛，就是一度签字承认金法郎案的前任外交总长，都是拥吴派的攻击对象。在此之前一日，国会要求全体阁员出席答复质问，除外交总长顾维钧出席否认承认金法郎案外，其余都拒不出席。这一天通过了对王克敏、黄郛两人的查办案。随后讨论孙内阁的同意案，拥吴派议员准备予以通过以促高凌霨下台，反吴派议员就飞起几十个墨盒来向议长席投去，其中四川籍议员黄翼的墨盒打中了吴景濂，打得头破血流，于是两派议员纷纷离开议席，大家扭做一团互相斗殴。吴景濂指挥警卫员逮捕黄翼，并解往地方检察厅，请其起诉处理，该厅因黄翼为政府议员，许其交保释出。20日，高凌霨根据反吴派议员的要求，竟以内务总长的身份下令警察厅，假口众议院警卫员经常闯入议场殴打议员，应予以调换，警卫长汤步瀛应予以撤职处分。当天警察厅派出一批新警卫员前往接替，新旧人员发生冲突，旧员被迫缴械，汤步瀛当场被捕。但是根据院法，议院警卫队应受议长的指挥，队长应由议长委派，高凌霨的这一措施显然是不合法的。吴景濂通电谴责高滥用行政职权，干涉立法机关。这个电报在北京被扣，改送天津发出。
21日，吴景濂听到了不利于他的风声，即于当晚携带院印逃往天津，并在天津发出通电声明本院职务在京不能行使，本人行动亦失自由，此后众议院一切活动皆属非法，本人不能承认。吴景濂准备仿照黎元洪的前例，在津行使议长职权，并力求与“反直同盟”打通声气，将贿选案内幕全盘揭露，以泄个人私忿。但是“反直同盟”对于这个翻云覆雨的小丑，并不加以重视。
关于国会与内阁的斗争，曹锟是站在内阁一边的。王承斌埋怨曹锟对吴景濂不应采取“兔死狗烹”的手段，昔日爱则加诸膝，今天恶则堕诸渊，今后还有何人愿意替你奔走卖力！冯玉祥在这场政争中自比为四五等角色，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吴佩孚则与保派政客嫌隙很深，认为“宵小弄权，非国之福”，“国会虽然劣迹多端，究竟关系法统问题，不应出以破坏手段”，“内务部用命令撤换院警是不合法的”。他还主张解散宪政党，并明白宣布否认金法郎案，以免反直各派引为口实。他颇属意于颜惠庆组织内阁，但也不反对孙宝琦组阁。
在国会演出全武行的前三天，还穿插着一出军人大闹财政部的短打武剧。12月15日，航空署督办赵玉珂率领卫队多人到财政部催讨欠饷，王克敏拒而不见。赵不待延引直接上楼，看见王正在安详地处理公事，不由得气愤起来，就用手杖在公事台上重重地扣了几下。王是个深度近视眼，看不清来人是谁，没有站起身来，赵更为愤怒，就恶狠狠地走拢来，一把揪着王的衣领，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他拖下楼来，并且咆哮地说：“咱们见总统去！”这时，财政部总务厅长王祖训走出来调解，赵飞起一脚把他踢倒在数步以外，随后又把王克敏押上汽车，驶入公府，在怀仁堂下车，就有陆锦、吴毓麟、王毓芝、李彦青等出面来排解，王克敏才得脱身逃走。赵是直鲁豫巡阅使署的前任参谋长，王是现任阁员，他们两个都是曹锟身边的红人。事情发生后，王提出辞呈，曹锟却大为震怒，一定要下令严办这个恃强逞凶、目无法纪的军人。17日，北京军警长官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纷纷到公府替赵说情，认为“罪有应得，情有可原”，结果惩办赵的命令未发表，王的辞呈也被退回。
1924年1月9日，众议院因讨论经费问题召开谈话会，由于到足法定人数，临时改开大会众议院自议长出走后，组织了行政委员会，推定行政委员25人轮流担任主席。这天担任主席的是万钧。投孙内阁的票，以250票顺利通过。原来，高凌霨久未发给国会的岁费，又在元旦日发布了改选众议院议员的命令。在投孙内阁同意票的时候，新派来的警卫队不服从主席指挥，不照章 封闭议场，却把票柜签筒封锁起来，并割断电线，以阻止投票的顺利进行。以上这些情形，激起了包括宪政党在内的全体议员的公忿，因此顺利地通过了孙内阁，以结束高代阁的命运。
孙宝琦事前并未想到自己会当内阁总理。他做税务督办，每月坐领纹银1200两，感到心满意足。当他乘车南行经过天津的时候，忽然有人把他追回来叫他组织内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北京来，才知道这件好事是他的妹夫颜惠庆从中作成的。他满拟延揽几位知心朋友入阁，不料曹锟拿出一张名单来，上开：外交顾维钧、内务程克、财政王克敏、陆军陆锦、海军李鼎新、司法王宠惠、教育范源濂、农商颜惠庆、交通吴毓麟。孙宝琦看了这张名单，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责任内阁”的全体阁员都是由“总统”指派的。他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意见，认为王克敏在国会中有查办案，不宜提出，请改提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曹锟就满脸不高兴地表示不能接受。孙觉得身为内阁总理，竟要照单全收，心中也不舒服，赌气到海甸承泽园去“避嚣”。但是，当他看见颜惠庆前来劝驾的时候，又觉得总理得来不易，便又不声不响地跟随颜回进城来。
孙宝琦上台前，国会方面有人准备向曹锟施放大炮，提出10件事情加以弹劾：（1）巡阅使、督军这些官职，在宪法上并无规定；（2）王克敏扣留国会岁费不发，总统知而不问；（3）高凌霨非法撤换国会的警卫队，总统明知故纵；（4）总统包办阁员名单，违反责任内阁制；（5）疆吏公然以鸦片为礼物，赠送元首；（6）李彦青貌如冠玉，独承赏识，分桃断袖，报纸喧传；（7）去年入京，高坐黄龙专车，到京时黄土铺地，俨如皇帝；（8）溥仪颁发“上谕”，仍用“宣统”年号，议会提出质问，总统置之不理；（9）辛亥革命时，北京兵变即属曹部第三师所为，以此人而为一国元首，何以表率全国军队；（10）强迫张弧签字金法郎案，张弧不肯听从，即逐张弧下台。这是曹锟对国会过河拆桥的反响。其实，这些事情都不是曹锟的主要罪行，甚至众目昭彰的贿选总统一事，也没有写上（他们当然不会写上）。后来这颗炮弹并未打出来，其中显有不可告人之隐。
“宪法”规定任命阁员无需征求国会的同意，所以1924年1月12日曹锟将上述阁员名单发表了。
孙宝琦于1月15日宣布就职。他标榜他的内阁是“宪法”告成后的第一届正式内阁，并且提出了“奉行宪法”、“和平统一”的施政方针。他决定“出巡”各省，交换“和平统一”的意见，打算首先到江浙一带，消弭齐、卢之争，然后到西南各省，规劝孙中山和各省“联治派”赞成“和平统一”。这个计划，当时被称为“游方总理的旅行统一计划”。当他向曹锟索取30万元旅费时，被曹一口拒绝。当时，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