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较好，颇有名气，因此为吴所忌。吴曾抽调冯部第二十一旅参加对奉战争，事后拟将该旅扩充为师，调防保定，以削弱冯的军事实力，冯急忙调回该旅以免被分割。直系驱逐赵倜时，吴拉拢河南第一师师长宝德全，叫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荐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开封时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未宣布罪状，吴就觉得冯是一个手辣心狠的人物，又不服从他的命令，因此更为不满。
冯的作风与其他军阀不同。他接任河南督军后，首先驱逐僧道，捣毁佛像，庙宇寺观均改为游民习艺所，并实行废娼，禁止人民打麻将，提倡生活朴素。7月14日，他在商丘巡视防务时，召集农村父老在朱集车站席地而坐举行谈话会，谈到求神拜佛的风俗，他认为人人家中的父母就是活菩萨，敬活神要比敬死神好得多，可是买香烛肯花钱，老父老母要馍馍吃就舍不得花，这种不良风俗应当革除。他听到潢川知事车云巴结上司的小老婆，恭献红缎绣花鞋的一件事，就把这位县太爷捉起来送交法庭惩办。他经常便衣出巡，遇到不良习惯，随时加以纠正。由于他提倡生活朴素，开封很少人穿绸衣在街上行走。9月14日，梁启超在开封演武厅向军官们讲演“军国民之精神”，忽然有人号啕大哭，大家定睛一看，哭者就是督军，因此全体听讲的军官无不号啕大哭，把讲演会搞成了一个“举哀会”。冯类似这样的行动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大惊小怪，有人骂他“矫揉造作，不近人情”，但是歌颂他的人却也不少。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4）
吴、冯二人在清朝末年同期当新军管带，同期在东北驻防（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在袁世凯帝制时期同期当旅长（吴为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为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同在四川作战。1918年又同在湖南作战，但那时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的地位未动。一直到直皖战后，冯才迅速上升为督军。直奉战争时期，他放弃陕西地盘来支援吴，虽然换得河南地盘，但非出自吴的恩赐。吴一贯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也是一样，冯自然受不了。
吴的直接部下张福来，从吴做管带时跟随起，现在做到第二十四师师长，而同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督军或省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使他郁郁寡欢。吴打算给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不便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冯又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河南有张、靳、胡组织“三角联盟”进行倒冯的风传。根据以上情况，吴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打算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未得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为陆军检阅使，叫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陆军检阅使本是“因人设事”的虚职，以前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一时无可位置，北京政府才用这个名义叫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死了，又用这个名义为冯的下台地步，冯当然十分不满。命令发表后，冯表示愿意出洋留学三年，或者到上海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他满腹牢骚地说：“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后来在曹锟的百般安慰下，他才不再坚持。他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以上，吴却叫他仅带一师到北京，他当然不肯接受。冯调职后，从此倒在保派的一面，与吴成为貌合神离的暗敌。
三国会议长胁迫黎下令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吴佩孚电斥黎违法逮捕阁员，黎被迫迎接罗文干出狱。罗案引起保洛两派短兵相接，吴被迫低头认输
王内阁成立后，保派在财、交两长中并未取得一席，他们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内阁内部也经常互相倾轧，闹出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10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不以军区制为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张绍曾听了很不舒服。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与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王宠惠请他让步点，并且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来闹别扭的”。罗负气地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他的意思是指除王以外，高恩洪、孙丹林合起来（代表洛派）是一个总理，而高凌霨代表保派，也是一个总理。
1922年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开幕仪式，黎偕同全体阁员前往致贺。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告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忽然听得议席中有人高声叫喊：“法律问题没有解决，议长何能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可是国会自身首先就不统一6月3日，广州国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筹备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八议员”被拒绝参加，京、沪“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已丧失议员资格，不应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了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插“民八议员”外，还设立“政治讨论会”安插他们。，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应负联带责任。”大家四面一看，看到议员彭养光正在声色俱厉地指着台上叫骂不休。接着，议员凌毅提出质问：“黎元洪乃是平民，凭着什么资格出席国会！”黎看见议场的形势不佳，催促吴景濂快点念完开会词，自己接着匆忙地读着颂词。突然台下掀起了一阵大吵大闹的声音，焦易堂高声嚷道：“第二次解散国会是不是黎元洪干的事，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指着阁员席次骂道：“这些人是什么人？如果是前来旁听的，就应上楼到旁听席去！其中有一个人我认得是王宠惠，他是一个平民，为什么坐在国务总理的位子上！”王宠惠看见闹得这样凶，便不敢再致颂词，于是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的时候，郑江灏恶狠狠地跑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推开王宠惠不许就座。吴景濂连说带劝才把他劝开了。
12日，王内阁提出总辞职。
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接洽最高问题（总统问题）和内阁问题。吴佩孚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
这个时候，保、洛两派展开了国会先选总统后制宪和先制宪后选总统的激烈斗争，曹锟跃跃欲试地不耐心再等待了。
在最高问题甚嚣尘上的时候，黎的惟一办法，就是想利用吴佩孚抵制大选的进行。28日，吴有回答府方某要人的电报，表示：“津派津派是指在天津的曹派。保派、津派都是曹锟的私党。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同意，迹近矫命，罪在混。应促议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说：“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公府传出来的，当然并非伪造，但是“某要人”究竟是什么人，白坚武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公开指出。同时公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倒阁和大选运动同时进行。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时，吴景濂当面质问王宠惠：“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也怒形于色地说：“难道你就是国会？”于是两个人当场口角起来，吴景濂骂王“混账”，并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玉宠惠骂吴不配当议长，“议长怎样可以说出下流话来”。
17日晚间，吴景濂在麻线胡同私宅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18日晚间，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谈。他们拿出众议院盖过印，用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没有签定新约、换发新债票的理由。此项债票，在交易市场久已贬值，德、奥两国投机商人趁低价大量收进，他们又加入了意大利国籍，于是以债权人资格，要求中国偿还借款或另发新债票。他们委托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为债权人代表（这两人是他们的同伙），通过华义银行办理此案。这本是国际间的一个骗局，但是他们又煽动英、意等国以“私人债务必须偿还”为理由，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这时，吴佩孚催索欠饷甚急，王宠惠无法应付，便于11月14日命财长罗文干与华义银行经理签定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所得补款8万镑，均交交通部转给吴佩孚。此案未经国务会议讨论，又未提交国会。15日，华义银行买办徐世一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保派，徐世一的亲戚）告密，吴景濂即以此为倒阁的炮弹，向黎指出，华义银行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支票上盖有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是行贿受贿的证据，现有华义银行买办李品一前来作证。黎问李：“你懂得法律吗？”李说：“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吴便一迭连声地催促黎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捕送法庭处理。黎还犹豫不决，吴就恫吓着说，如果罗闻风逃走，责任就在总统的身上。这样一说，黎才慌慌张张地打电话召唤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府来，给以手谕，命令他们逮捕罗与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解送法庭处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三部分第六十章 曹锟吴佩孚的窝里斗（5）
当军警到南长街罗宅的时候，罗文干看电影没有回家，等到半夜回来时即被逮捕，送往警察厅暂时看管；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高恩洪得到消息，马上都到警察厅探问。王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乃是非法行为。同时黎也悟到这一措施不合法，派人到厅嘱其缓送法庭，但罗自己一定要到法庭受审。19日，薛之珩将罗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19日上午，全体阁员都到公府来，还没有开口说话，黎就自怨自艾地连呼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庭处理。黎向他们陪了许多不是，愿意下令自责，并亲自到法庭迎接罗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在黎宅举行紧急会议，议决：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长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处理。当场拟就总统命令如下：“大总统令：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这道命令，黎同意盖印发表。
正在这时候，吴景濂、张伯烈突然率领议员20余人冲进来，吓得阁员们都从侧门逃走了。吴景濂要挟黎不得在这道命令上盖印，并称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表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又同意了这个意见，将原令搁下不发表。
当天晚上，又有议员多人到东厂胡同黎宅，要求下令将罗免职并听候查办，黎点头同意，他们才蜂拥到麻线胡同吴宅开会去了。
20日，居仁堂举行府院联席会议，讨论罗案处理问题。王宠惠首先提议：“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词，发表命令逮捕阁员，这不能认为是钧任（罗）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必须弄个明白。”黎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的鼻子说：“认错岂能了事，必须想个救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救济呢？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林主张首先恢复罗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讨论。张绍曾频频点头称是。高凌霨、张绍曾都是保派阁员，与国会议长同一鼻孔出气，因此阁员分成了两个阵线，相互展开了违法问题的争论。保派阁员指出此案并未提交国务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反驳说，这是手续错误，即使应当处分，只应受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洛派阁员的发言仍然引入到总统违法的问题，黎忸怩地说：“我只叫薛总监派人监视，并未叫他捕送法庭。”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警察总监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黎说：“此事与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到法庭里去的，一切问题有我负责。”说到这里，他也沉不住气了，提高着嗓子喊道：“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吧！”高恩洪连连说：“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反而盛气凌人，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珩的职，就请撤我们的职，问题总有一方面不对，不能马马虎虎了事。黎说：“好，要不干大家都不干，让我先行辞职！”张绍曾说：“我已经单独提出辞呈。”谈到这里，外面又有议员百余人要求面见总统，黎连声说：“请在外边坐！请在外边坐！”哪里知道，这些议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