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急人之难，而且对自己也大有好处：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自治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各省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王后，湘军两师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可以减轻湖南财政上的困难；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之于人，如果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这些言词具有很大的煽动性。同时，他们还言之凿凿地分析当前的有利形势：认为王占元不堪一击，湘军发动后，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可在一星期内占领武汉；而王占元已经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直系为了对付奉系，也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以上这些言词，湖南军人大为所动。他们以前未尝不抱有“大湖南主义”的野心，可是，“麻雀子飞不出洞庭湖”这是湖南的一句土话，意指湘军限于条件，无法向外发展。，如果有机可乘，他们是跃跃欲试的。更主要的是湖南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向外发展是消除内争的有效方法。因此，湘军将领多数赞成出兵“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但是，赵恒惕抱有三种顾虑：一、害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使湖南陷于直系与孙中山的两面夹攻之中；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此时陈炯明催促湖南出兵桂林讨伐桂系，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实在没有力量“三管齐下”。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的时候，受过王占元的盛大欢迎，因此，湖北客人怀疑他是来替王做说客的。其实，熊到湖南既不是考察湘宪，也不是替别人做说客，而是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原来，四川同湖南一样有着内部的斗争，需要向外发展，以免内部破裂。川、湘共同出兵，湖南的军事冒险性就要小得多，在武汉建立联省自治政府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熊的到来，又将湘军“援鄂”问题推进了一大步。
为了解除赵的顾虑，有人向他提出两个建议：一、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号称一团，实力仅有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湘军改装加入，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伪装局外中立，这样就可以避免侵犯湖北的嫌疑；二、派人疏通吴佩孚，劝其保持中立。同时，在湖南的国民党政客也保证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赵始终未下“援鄂”的决心，并且认为“援桂”重于“援鄂”。在他的主持下，7月1日军事会议通过了出兵“援桂”，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湘军“援桂”一举，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认为是一种背弃信义、“以怨报德”的行为（指桂系以前援助湘军先后驱逐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有功于湖南，而湘、桂两省又订有联防条约）。但他正在调兵入陕，没有余力过问这件事情。湘军“援桂”前，曾借口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因为滇军在湘西，鄂西也受威胁，颇愿予以协助，但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作出决定。赵有回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湖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派参谋余范传（就是签定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不久湘军出动“援桂”，王占元虽然感到惊异，但他相信湘军既已出动“援桂”，就不会出动“援鄂”。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继续鼓动出兵“援鄂”。适有以前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由吴介绍留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要到洛阳去见吴佩孚，赵就叫他乘便征求吴的意见。葛去后久无回报（事实上，葛豪是吴佩孚留在湖南的坐探，所部铁道警备队仅有数百人，并未执行警备任务。葛到洛阳后，吴佩孚叫他不要回湖南，也不许给赵恒惕回信。），赵又加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只见吴每天忙这忙那，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行回到长沙来。这时宋、鲁诸将抢先一步把萧找过来，叫他用假情报回答“老总”（指赵），说吴并不反对湘军“援鄂”，只是与王同属北洋派，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采取默认的态度。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2）
7月20日，湘军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通过出兵“援鄂”，推赵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兼中路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湘军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湖北自治政府发表宣言，驱王后借镜湖南制订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的实现。同时湘军发表宣言，驱王后“鄂事还之鄂人”。
二王占元向吴佩孚请援，吴派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王兵败出走，北京政府任吴为两湖巡阅使，萧为湖北督军
王占元从北京南下经过郑州时，看见到站欢迎他的第三师学兵队一色都是精神饱满的小伙子，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不禁大受感动。他在汉口下车时一迭连声地对到站欢迎他的大员们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王虽然参加了天津会议，俨然“北方之雄”，但他究竟是个相形见绌的角色，特别是最近几个月以来，湖北各地接连发生兵变20余次，湖北人民展开了驱王自治运动，使他的面子很不光彩。他回到湖北来，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不料回来后的第二天（1921年6月4日），宜昌又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抢大杀之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因此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怒。6月8日，英、美、日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及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更使王吃惊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省辖市，以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劫洗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之地，变兵又是王的直辖军队，使他更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全部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采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旅长刘佐龙）兵士一涌而出，开枪射击，除在黑夜中走脱数十人外，其余都被歼灭。王占元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使兵心更为动摇，民情更为愤慨，连一贯逢迎军阀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地通电加以痛斥。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他的江山坐不稳了。
但是，北京政府并不打算撤换王占元。6月21日、28日，旅京湖北同乡两次向国务院请愿去王时，靳云鹏还对他们说过“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的不要脸的话。
7月21日，王得到路局方面关于湘军扣留火车的情报，才开始动了疑心。湖南路局打来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多放车辆来以供军事运输。王吩咐湖北路局停止开车，当天的湘鄂火车因此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仍照开。这个“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然更使王加重了疑心。
湘军“援鄂”的消息证实后，王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定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当天还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湘军原拟乘火车大举偷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识破，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曾采取先礼后兵的手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行引退，将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已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28日，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云溪向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引起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白日做梦，要么倒戈驱王，要么赶快撤退，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军自驱张胜利以来，对北洋军的战斗力一般估计不高，更不把王放在眼下。这次战争，由于赵恒惕力求取得吴佩孚的同意，一再推迟发动，使王取得充分时间调兵布防，湘军在战略上失去了速战速决的有利时机。在地形上，羊楼峒有15个高山峻岭，北军居高临下，这对采取攻势的湘军是个不利的条件。湘军更没有估计到王手下有一个肯打硬仗的孙传芳，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湘军酷暑行师，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更卖气力。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这一仗在历年内战中是打得最激烈的一次，军阀的野心造成了双方重大的死伤，仅战胜者一方，就死伤了2000余人，沿铁路线尸横遍野，腐臭之气熏天。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并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理。
湘军发动前，吴佩孚从来没有表示过赞成或反对的态度。他只向葛豪说过一些“私房话”，说他对王无所爱惜，但是湘军进攻湖北，北洋派都会疑心是出自他的指使，叫他有口难分。他又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是不义之举。他叫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的请援电报时，立即派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该师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此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请直军迅速赴援，可是“急惊风偏遇慢郎中”，萧借口军队尚未集中，不肯开动。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战败的消息，便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布辞职。当天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这是他下台时用以遮羞的门面话。另一电报说：“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露骨地揭破直军不是前来应援，而是别有用心。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这样一来，吴的假面具完全被戳穿了。他一贯表示不要地盘，原来要的是一省以上的地盘；一贯表示不做督军，却替部下争抢督军的地位；一贯自命为心口如一的直性汉子，原来是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家。
北京政府处理湖北问题，引起了张作霖的极大不满。他从来把吴佩孚看作是偏裨小将，现在这个小将一跃而为巡阅使，和他并驾齐驱，因此一怒而辞蒙疆经略使，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再负责。关于湖北地盘问题，直奉两系的看法各有不同：直系认为湖北原来属于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没有多得什么东西；奉系却认为王占元并不属于曹、吴一家，直系取得湖北地盘，他也必须取得一省地盘才能相互抵偿。他不便把抢夺地盘的话公开地说出来，于是借题发挥地指责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师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懂得这是张作霖夺取江西地盘的一个手段，如果奉系夺去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张作霖的气才平下来了。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五章 吴佩孚用兵湘鄂川（3）
8月11日，王占元解除湖北督军职，乘轮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地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他所讲的“人家”，是指赵恒惕还是指吴佩孚，或者兼而有之，却没有明白地说出来。
王占元离汉前，密令军法处代处长瞿昌阀私放吴光新。8月15日晚，吴在瞿的掩护下出狱，匿居汉口日租界，旋又在日人城口的护送下，由汉赴沪转往天津。
三吴佩孚的“缓兵计”。赵恒惕下令停战并向直军提出和平条件。湘直和议不成，吴派海军袭占岳州。英国领事调停湘直战争，吴、赵在岳州兵舰上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