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撼的抗战--血斗南苑- 第1部分

　　一
　　1937年7月28日，从长辛店通往卢沟桥方向的路上，29军219团在行军，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反攻卢沟桥，夺回前一天失去的阵地。
　　219团，团长吉星文，正是这支部队在卢沟桥的一声怒吼，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谈到抗日战争，219团和卢沟桥的名字，都不应该被忘记。
　　29军的老兵马步先回忆，当时“到了晚上，大概走到桥西边二三里地时，旅长何基沣坐着吉普车来了，说：‘219团向后转。’他接到了上边来的命令，不上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时南苑已经丢了，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都牺牲了，大势已去，所以就撤了”　。
　　大势已去。
　　7月28日南苑之战，是平津抗战的转折点。这一战，中国军队不但折了两员大将佟麟阁和赵登禹，而且南苑的失守，迫使29军当晚开始撤离北平。从此，北平和天津开始了八年的沦陷生涯。
　　而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也正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后曾担任日军登陆中途岛部队大佐指挥官，因为日军未能登上中途岛就遭到惨败，转而率一木支队增援瓜达尔卡纳尔岛，因为轻敌被美军歼灭，是死在美军手中的日军第一个旅团级高级军官）在第二年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29军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　“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朝日新闻《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
　　当年读抗战史，曾经对七七事变前后29军的抗战有两个误解。第一，对7月29日29军忽然全部撤离北平，放弃大好古都感到不解。不明白为何打着打着忽然中国军队就撤了，当时日军不是还没有攻城吗？不免怀疑29军军长宋哲元是汉奸；第二，我曾一直以为卢沟桥在北京的北面——日军从北方来，自然战斗应该首先在北边展开喽。
　　直到后来有机会去卢沟桥旅游，才发现这个著名的地方其实是在北京的西南面。而看当时平津之战的作战图，更有一个发现——此战中日两军争夺最激烈的南苑，宛平，丰台等地，都是在北京的南面！
　　这个现象曾经让我感到奇怪。于是，询问一位在军校任教的朋友，他回答我说这一点也不错，当时双方的战斗，主要在北平的南方进行。这是因为，在长城抗战之后，日军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进入冀北平西各地，并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伪政权，北平东西北三方的交通都被日军控制。所以，当时驻扎在平津地区的29军部队，其实已经处于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通道，只有南方一途。战斗集中于北平以南，正说明日军在发动攻势，试图全力切断第29军的退路，而其可以随意深入中国军队后方，又反证了两军战斗力的差别。
　　从战后的情况来看，七七事变的爆发，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日军并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军直到20日才做好全面占领平津的军事部署。但是，此事又有必然性，因为地处北平南方咽喉的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一直是日军窥伺的重点。日军多次挑衅，以图控制这个要点。
　　日军控制宛平，意味着切断北平守军最后一条自己控制的对外交通，此后，北平的中国军队无论补给还是调动，都必须在日军的刺刀下仰人鼻息。那样，宋哲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只在北平部署象征性部队，主力南撤，其实是将北平天津拱手让出。那他这个失去地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也就当到头了。要么，依然在北平作“土皇帝”　，条件自然是做日本人的傀儡了。四面无路的29军那时即便想反抗也不会有机会。
　　当然，以日军的想法，能够制造摩擦，发个声明吓退中国守军是最佳结果，九一八的成功使日军对此很有信心。这也是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二等兵志村菊次郎，10点30分被认为失踪，12点15分归队，此人1944年在缅甸被新一军孙立人部击毙）为由挑起冲突，而丝毫没有收敛意识的原因。日军未作全面战争的准备，不是它不想获得北平天津，而是它认为根本无须兴师动众。
　　但是，日方后来承认，对29军敢于反抗的思想准备不足。
　　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评价的。根据田中新一《支那事变记录》，7月8日早晨5点54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0点20分得到详细报告。下午，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与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决定派遣三个师团前往增援。次日，陆相杉山元即批准了这个计划。河边虎四郎的《北支事件回忆》同样记录了类似的情况，可见日军对扩大对华战争的积极态度。日军认为，第29军抗战热情的高涨，无疑是受到了早些时候傅作义部队在百灵庙方面的胜利影响，认为日军并非不可战胜。如果这种概念被中国军队树立起来，日军将没有征服中国的可能。
　　所以，日军无论如何也要“教训宋哲元”，同时实现占领平津的目的。而这时中国方面也不再肯作退让。于是，全面抗战就此爆发。
　　意识到和中国军队的战斗不可避免，日军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到了北京的南方。
　　实际上，当时29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只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143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38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37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39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132师。
　　从上面的部署可见，第29军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并没有把兵力完全集中于北平。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可惜，布阵虽好，但天下没有必胜的阵法。宋哲元的这个三叉戟阵法，在七七事变以后，可说纯粹被他自己搞得七零八落。
　　要说宋哲元没有与日军作战的勇气是不正确的，29军上下的抗日热忱，与这位军长的默许有密切关系。但是，他确实缺乏和日军决一死战的精神。七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迟迟不肯从乐陵老家的“守孝”中返回任上，只是让部下与日军委蛇。到任后他又拒绝中央军北上增援，一再向日军表示欲让步求和解，即便作战，也是“只应战，不挑战”。这些做法都使第29军领导层思想不明，严重影响了对日作战的全面展开。张克侠回忆，当时南京方面向宋哲元要对日的作战计划，宋根本拿不出来。
　　与宋哲元千方百计与日军和谈不同，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20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利用谈判期间纷纷就位，对29军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也就瞄在了29军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南苑——战前29军军部机关的所在地。
　　二
　　南苑，在北平正南，是29军在北平南方的大本营。如果说宛平城是北平南方大门的锁，卢沟桥是开锁的钥匙，那么，南苑，就是这扇大门的门枢。所以，卢沟桥失守后29军并不十分惊慌，依然有何基沣旅反击的后手。因为即便丢了宛平，只要南苑这个门枢还在，29军依然有可能看住自己的南大门，也就是说，依然有和日军继续周旋的本钱。但一旦丢了南苑，整个大门就会轰然倒下——日军在北平东南西南的部队打成一片，北平便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了。
　　所以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作出的总攻计划，将主力整整一个第20师团加一个步兵联队，都用来攻打南苑。
　　从中日双方的纪录来看，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日军进攻南苑之前，曾经给第29军预先通了气。
　　日方当时的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通回忆，在预定27日开始进攻南苑的前两天，香月清司授意属下便装到和29军关系密切的中国要员家中，转达了日军即将发动攻击的消息。
　　所谓兵贵神速，兵行诡道，怎么会进攻前预先通知敌人呢？这在战争中实在是令人费解的行为。
　　但是，日方的评论认为，这正是体现了香月清司是一名“中国通”的地方。
　　香月清司作出这个决定，首先，是他认为南苑之战没有悬念，如果打，日军会以轻微代价拿下这一要地。因此，让29军知道他要攻打南苑，对日军整个行动并没有多大风险。
　　他有如此把握，和29军军长宋哲元这一阶段的表现大有关系。
　　七七事变后的两三个星期里，虽然29军与日军战斗不断，宋哲元却始终忙于“政治解决”，军事布防上毫无变化，更无主动部署。战场上和日军对抗的，仅仅是一个37师，另外三个师按兵不动，三叉戟根本就没有舞起来。宋哲元的想法是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但是不能交出宛平。日军威胁宛平他是要打的，而且37师一直打得不错。如果日军同意停战，可以把责任推到37师身上，用38师或者132师和37师换防，就可以达到不伤筋骨保住地盘的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宋用心良苦，一方面和日军不断交涉，达成一个一个停火协定，又一个一个被日军用枪炮推翻（日军则说统统是中国军队挑衅造成的……那宋哲元忙着搞这些协定干什么？）。另一方面，对来挑衅的日军，29军又坚决还击，决不让日军占到大便宜。与此同时，谣言却漫天飞舞，不一而足。比如卢沟桥事变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比如37师和38师不和，想和日军开战的只有37师；比如被中国军队击毙的日军并不是29军打的，而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干的。同时，他又阻止中央军北上参战……
　　一连串万花筒般的动作让人目眩神迷，搞不清这位军长心里到底是什么主意。
　　宋哲元对日军的态度十分微妙，他是1933年长城抗战与日军死战杀出来的，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抗日精神，所以他和部下一样对日军有着深深的敌意，投降，他是不肯干的。但是，他又是一个典型的军阀，地盘和军队都是他的命根子。和日军火拼，会使他的军队伤筋动骨，与日军的实力差距，又会使他有很大可能丢掉华北的地盘。抗战当然是光荣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丢了地盘和部队，单光荣有什么用？九一八后依兰镇守使李杜是奋起抗日的，全国舆论皆呼英雄。结果呢？打到弹尽粮绝，仅剩一个勤务兵用爬犁将他送过黑龙江，回上海只能作个寓公，谁认得他李杜是谁？出于保地盘的心理，宋对日军百般妥协，竭力争取将七七事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所以才有这万花筒般的表演。
　　要说这样的表演一点用处没有也是不对的，至少，日军华北驻屯军总司令田代皖一郎就被晃晕。这位中将本来年事已高，指挥作战力不从心，加上宋哲元这眼花缭乱的表演，实在让人琢磨不清，结果心力交瘁——心肌梗塞发作了，躺了三天后7月15日见天照大神去了。田代成了抗战开始之后死在中国的第一个日本将军，虽然不是打死的。香月清司就是接他的职务。
　　然而，宋哲元的表演，更大的受害者则是中国方面。
　　因为他没有弄明白，无论他怎样表现退让和无辜，日军早已决定痛击29军。在宋哲元忙于“政治解决”的时候，日军则在源源不断增兵和调整作战部署，到20日，其作战部队，已经把宋哲元的三叉戟死死按在地上。其中，刘汝明的143师，遭到从长城外威逼的日军关东军东条纵队的威胁，动弹不得，张自忠38师后有海光寺窝着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前面和37师之间被廊坊的日军截断。北面，日军混成第1、第11旅团构成了巨大压力，而日军的主力，包括第20川岸师团和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则被香月集中起来作为机动兵团，专门准备从南面切断29军的退路。日军如此强硬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华北志在必得（1935年日军就曾策动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建立“华北国”运动，此后又大肆推动“华北五省自治”，其野心不言自明），另一方面是和中国军队多次交手，如29军这样强硬的对手十分罕见，日军认为这是中国军方抗日情绪高涨的表现，必须予以猛烈打击，杀一儆百。特别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表示和平根本绝望，便只有抗战到底。同时下令中央军北上，更让日军感到如不加以阻止，就会进一步引发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一定要予以扼杀。从全局角度认识这一点，作为地方军阀的宋哲元是远远没有这种战略眼光的。
　　于是，当香月清司即将以20师团为主力（还有华北驻屯军第一联队牟田口部）进攻南苑的时候，在他看来，南苑的守军根本不堪一击。
　　此时南苑的守军，包括37师一部（这里本来是38师的防地，后转交37师）、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和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9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其中，特务旅所部和骑兵部队比较有战斗力。这之前，佟麟阁副军长也不断指挥骑兵和特务旅出击骚扰周围日军，颇有战绩（佟本人就是一个优秀的骑手，很欣赏骑兵，而特务旅的装备在29军中首屈一指，一个班两挺捷克式机枪，两具掷弹筒）。日军进攻南苑前夕，原29军文书关经谦从北平到南苑送信，路上就看到被骑兵击毁的日军装甲车，当时还很激动（29军骑兵用什么武器打的日军装甲车，就不清楚了）。不过，这支部队总的来说兵员虽然不少，但番号混乱，非作战人员较多。与第20师团相比，无论装备、训练、人数上都不成比例。
　　所以，日军一方面公式化地向29军发了最后通牒（这种通牒多了，29军已经有点儿麻木），另一方面，又悄悄让人通知29军自己即将进攻南苑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