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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又名张嘉仪，浙江嵊县人。生于一九○六年。２１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同时还供职“蔚蓝书店”。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此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便把胡兰成做为干部重用，被人称为“公馆派”分子，胡兰成曾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该报设“社论委员会”，委员为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人。
从政治倾向上看胡兰成，此人系职员出身的文人，政治观点一贯亲日主降。但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当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一十五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信始，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胡兰成此时尚在南京伪政府，但每月总要回上海住上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不回家，却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便会自然地说：“我回来了。”要到黄昏尽，才从爱玲家走出，回自己居住的美丽园家里。其实，无论是年龄、经历、观念，甚至审美观，胡兰成都有别于张爱玲。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区别和不同，如张爱玲的自私、冷漠，不多愁善感，恰与胡兰成悲天悯人、恃才傲气，形成对比，有时竟如冰炭般鲜明。两人的交谈轮回转换，日月风云，由历史到戏文，由艺术到起居，呈万花筒般在两人的对话里旋转。这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爱玲是第一次恋爱，胡兰成是第一次与一个集大雅大俗于一身的女才子恋恋有情，因此新鲜与欢快充溢在两人的交谈之间。张爱玲其实是将其小女孩般的玩物及其老年人样的成熟全搬出来给胡兰成看，使胡兰成在选看时常要觉着诧异与不安：如此幼稚又如此老道，如此零碎又如此庄严。他完全被张爱玲奇人奇事所迷住。此时的胡兰成已是有家室之人，但胡兰成从来是没有是非界线的，他只是任情与张爱玲发挥他的小聪明，使张爱玲愈来愈沉浸在对胡兰成的好奇与喜欢中。后来，胡兰成的夫人因此而与胡离婚。
一九四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签订婚约，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实安稳。上两句是张爱玲撰的，后两句是胡兰成撰，由炎樱旁写为媒证。
结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最大享乐便是夫妻双双享用着文学与艺术。他们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西洋华章。他们并坐看《诗经》，闻佳句而举座皆喜；黄昏看晚景，谈时局而惜良辰。两人在谈完古诗篇章后，照样喜孜孜地去西洋糕店铺实在地品尝点心，具体地生活着。
这样的短暂相处，确实曾经激发过张爱玲的想象力。在两人相处言谈的日子里，张爱玲论事论物，皆有回春妙语，精奇譬喻。有一回，胡兰成想要形容张爱玲行坐走路，总是没有好句。张爱玲代他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胡兰成说“淹然”两字好，要张爱玲细说，张爱玲又道：“有人虽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有人却像丝棉蘸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又有一回，两人谈到张爱玲的文坛好友苏青，张爱玲又做了形容：“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市俗也好，她的脸好像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上面点有胭脂。”
由于当时抗战节节胜利，沦陷区的上海眼看可见收复，为汪精卫政府做事的胡兰成预感到末日将至，便对张爱玲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张爱玲又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张爱玲在温州期间，胡兰成也并不掩饰他与范秀美之亲近，只因爱玲心事正大，从不往小处想，故尔也没发觉。这次张爱玲是想与胡兰成谈他与武汉小周的事情。她提出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有个选择，胡兰成不允，在此时，他仍旧想保持他的名士风度，想要别致地平两地之情，身拥秀美，做三方元首。而张爱玲却第一次责问他：“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胡兰成言他与小周相见无期。张爱玲因叹道：“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
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
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份。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恰发生于国土沦陷的乱世。
正如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婚姻，是成就于一个城市的毁灭一样。张胡之恋，亦如乱世佳人般虽透着奇迹般的传奇性，但终会因其根基的沙砾之散而不能长久。所以，一旦天下太平，这样的奇世姻缘也随之瓦解，只留下一段不够醒目的“传奇”。人们对张爱玲的政治态度，也常常追究于这一段婚史，这当然是个人感情的私事。但在平时的活动中，张爱玲还是守住了一条界线，一九四五年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张爱玲的名单后，很少受舆论影响的张爱玲也特此登报声明：“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段文字足以见出张爱玲对此事的郑重其事。这说明，她对自己参加的活动具有什么性质是清醒的，在她心中，是守住了一条是非界线，在这一点上，她不同于胡兰成，不能因为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而将她等同于胡兰成。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政治。
第三章 苍凉的美丽自一九四五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但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小说创作是《留情》（一九四五年二月）、《鸿鸾禧》（一九四五年）、《华丽缘》（一九四七年四月）、《多少恨》（一九四七年）、《相见欢》《浮花浪蕊》（一九五○年），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十八春》这部长篇小说，虽然亦写的一个令常人难以接受的姐姐合同姐夫陷害妹妹的传奇故事，但人物内心活动的幽怨与沉静，在生活绝望处的身毁心不毁，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一些作者愈加成熟世故的色彩，人生在张爱玲的笔下愈发见其直突，以至小说一经连载便引起一阵轰动，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出张爱玲的地址，竟寻到她的公寓里来，倚门大哭，使张爱玲感到手足无措。幸好那时她跟姑妈一起住，姑姑下楼去，好容易将其劝离。从技巧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不如前二年走红时的小说机俏、华丽，但笔锋更显成熟老道。这与初时张爱玲下笔处所见到的“狂喜”有所不同。张爱玲曾说，她写作时，非常高兴，写完以后简直是“狂喜！”确实如此，在张爱玲的初期作品里，字里行间皆可见出作者用词的聪慧的欢喜。
每每在文章中，便能见出作者用笔时的愉悦与喜气，丝毫不见沾滞。而本时期的作品，这种欢喜已过，苍凉而廓大的人生背景已不是带喜气的词汇所能描摹的。她只是随着笔锋的游走，活现出人生背景上挣扎着的平凡魂灵。
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一九四五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大陆再无新作问世。
一九五○年七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
这是夏衍同志的邀请。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小说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后，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是上海文艺界的一号人物，出于爱才，夏衍曾准备邀请张爱玲做编剧，但因张爱玲较为复杂的名声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已远走香港，成为后话。张爱玲出席上海第一届文代会时，衣着典雅、神色沉静，仍旧不爱与人交谈。她坐在会场的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有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沧桑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写信到香港大学，问是否可以继续读完因战争中断的大学，香港大学来信言可。于是，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夏衍听到此消息是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至此，张爱玲在人生的旅程上，完成了她的大陆生涯，留下传世精品《传奇》与《流言》，并一段短暂姻缘，又开始了她的旅外生涯。对于四十年代“横空出世”的张爱玲来说，她的创作高峰仅有两年，精品也仅有几部。由于她的别才别趣，又没有要成就大业的雄心，又由于现代文学较丰富的文学内容，还由于解放后的种种运动都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系，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如同流星划过，不曾在大陆得到过更高的重视。以至到目前，即使是对现代文学史很有研究的学者们，其中也有不少人仍认为张爱玲仅是一个三流作家。从政治倾向上来看张爱玲，她是入不了“流”的。如柯灵所曾经替她安排过，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主流是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主流是阶级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主流是抗战文学，除此以外，皆不能入流。扳着手指算算，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是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让她大显身手地肆意挥洒对文学的狂喜的享用。这享用也未必不是一种对文化遗产的享用和对廓大人生的享用。于是，种种原因，张爱玲的文学生涯只有辉煌的两年鼎盛期，亦是命中注定。但对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的评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历史终会做出结论。
自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到香港后，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农村题材。一个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皆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
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赤地之恋》亦如《秧歌》般是出自思想意识的片面而命题作文的。小说写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