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幸而有邦梯号上的事务长代为分辩，终于无罪开释。布莱不在场，已经又被派出国第二次去南海取面包果。
这时候距案发已经三年，舆论倒了过来，据密契纳说，是因为克利斯青与另一个叛党少年士官，两家都是望族，克利斯青的哥哥是个法学教授，两家亲属奔走呼号，煽起社会上的同情。而且布莱本人不在国内，有人骂他怯懦不敢对质，其实他早已书面交代清楚，并且还出版了一本书，说明事件经过。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也许是“日久事明”，军事法庭第二次审这件案子，结果只绞死三名水手，白颜等三人判了死刑后获赦。
十八世纪末，英国海军陆续出了好几次叛变，都比邦梯案理由充足，最后一次在伦敦首善之区，闹得很大。但是镇压下来之后，都被忘怀了，惟有太平洋心这只小型海船上的风波，举世闻名，历久不衰，却是为何？未必又是克利斯青家族宣传之力。我觉得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只有这一次叛变是成功的。不能低估了美满的结局的力量。主犯几乎全部逍遥法外，享受南海风光，有情人都成眷属，而且又是不流血的革命，兵不血刃，大快人心。出事在西历一七八九年，同年法国大革命，从某些方面说来，甚至于都没有它影响大。狄更斯的《双城记》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人对法国革命的感觉，同情而又恐怖憎恶，不像邦梯案是反抗上司，改革陋规，普通人都有切身之感。在社会上，人生许多小角落里，到处都有这样的暴君。
布莱除了航海的本领确是个人才，也跟克利斯青一样都是常人，也是他成为一个象征之后，才“天下之恶皆归之”。
邦梯事件后二十年，显然已成定论。船名成了他的绰号：“邦梯。布莱”。但是官运亨通，出事后回国立即不次擢迁——军事法庭上法官认为有逼反嫌疑，责备了他几句，那是没有的事，影片代观众平愤的——此后一帆风顺，对拿破仑作战，又立下军功。生平下属四次叛变，连邦梯出事后归途中的一次小造反算在内。最大的一次叛乱，是他晚年在澳洲做新南威尔斯州长，当地有个约翰。麦卡塞，现代澳洲教科书上都称他为伟大的开荒畜牧家，奠定澳洲羊毛的基础，但是同时也是地方上一霸，勾结驻军通同作弊，与州长斗法，手下的人散布传单骂“邦梯。布莱”：“难道新南威尔斯无人，就没有个克利斯青，容州长专制？”
布莱无子，有六个女儿，那次带了个爱女与生病的女婿，到悉尼上任。现在的大都市悉尼，那时候只是个小小英属地，罪犯流放所。布莱的掌珠不但是第一夫人，而且是时装领袖，每次有船到，她母亲从伦敦寄衣服给她。一次寄来巴黎流行的透明轻纱长袍，黏在身上。
——法国大革命后开始时行希腊风的长衣，常用稀薄的白布缝制，取其轻软，而又朴素平民化，质地渐趋半透明。那时候不像近代透明镂空衣料例必衬里子，或穿衬裙，连最近几年前美国兴透明衬衫，里面不穿什么，废除乳罩，也还大都有两只口袋，遮盖则个。拿破仑的波兰情妇瓦露丝卡伯爵夫人有张画像，穿着白色细褶薄纱衬衫，双乳全部看得十分清楚。拿翁倒后，时装发展下去，逐渐成为通身玻璃人儿，布莱这位姑奶奶顾虑到这是个小地方，怕穿不出去，里面衬了一条长灯笼裤，星期日穿着去做礼拜，正挽着父亲手臂步入教堂，驻军兵士用肘弯互相抵着，唤起彼此注意，先是嗤笑，然后笑出声来。她红着脸跑出教堂，差点晕倒。布莱大怒，没有当场发作，但是从此与驻军嫌隙更深。不久，他下令禁止军官专利卖酒剥削犯人，掀起轩然大波，酿成所谓“甜酒之乱”（ＴｈｅＲｕｍ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部下公然拘捕州长，布莱躲在床下，给搜了出来，禁闭一两年之久，英国派了新州长来，方始恢复自由，乘船回国。
诺朵夫书上末了也附带写“甜酒之乱”，但是重心放在白颜二十年后重访塔喜堤，发现爱妻已死，见到女儿抱着小外孙女，因为太激动，怕“受不了”，没有相认。这书用第一人称，从白颜的观点出发，一来是为了迁就材料，关于他的资料较多，而且他纯粹是冤狱，又是个模范青年。侧重在他身上，也是为了争取最广大的读者群。无如白颜这人物，固然没有人非议，对他的兴趣也不大。书到尾声，唯一兴趣所在是邦梯号的下落。
白颜出狱后，曾经猜测克利斯青一定去了拉罗唐珈，是他早先错过了的，一个未经白人发现的岛。“过了十八年，我才知道我这意见错到什么地步。”就这么一句，捺下不提了。
读者只知道未去拉罗唐珈，是去了哪里，下文也始终没有交代，根本没再提起过。所以越看到后来越觉得奇怪，憋闷得厉害，避重就轻，一味搪塞，非常使人不满。
这本书虽然是三十年代的，我也是近年来看了第二部影片之后才有这耐性看它。报刊上看到的关于邦梯号的文字，都没提到发现辟坎岛的经过。在我印象中，一直以为克利斯青这班人在当时是不知所终，发现辟坎岛的时候，岛上有他们的后裔，想必他们都已终天年。最后看见密契纳这一篇，才知道早在出事后廿年左右——就在白颜访旧塔喜堤的次年——英舰已经发现辟坎岛，八个叛党只剩下一个老人，痛哭流涕“讲述这块荒凉的大石头上凶杀的故事”，讲大家都憎恨克利斯青残酷，“不顾人权”，正是他指控布莱的罪名。绮萨贝拉在岛上给他生了个儿子，取名“星期四。十月”，那是模仿《鲁滨逊漂流记》里面鲁滨逊星期五遇见一个土人，就给他取名“星期五”。孩子显然是在叛变后五个多月诞生。次年十月底，产子一年后，绮萨贝拉生病死了。他要另找个女人，强占一个跟去的土人的妻子，被那土人开枪打死。
叛舰的故事可以说是跟我一块长大的，尽管对它并不注意。看到上面这一段，有石破天惊之感。其实也是缩小的天地中的英雄末路。辟坎岛孤悬在东太平洋东部，距离最近的岛也有数百英里之遥，较近复活节岛与南美洲。复活节岛气候很凉，海风特大，树木稀少，又缺淡水，多数农植物都不能种，许多鱼也没有，不是腴美的热带岛屿，但是岛上两族长期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叛舰初到辟坎岛，发现土人留下的房屋，与复活节岛式的大石像，大概是复活节岛人逃避来的。
有一尊断头的石像，显然有追兵打到这里来。但是结果辟坎岛并没有人要，可见还不及复活节岛，真是一块荒凉的大石头，一定连跟来的塔喜堤人都过不惯。也不怪克利斯青一直想回国自首。
他在土排岛与大家一同做苦工，但是也可能日子一久，少爷脾气发作，变得与布莱一样招恨，那也是历史循环，常有的事。主要还是环境关系，生活极度艰苦沉闷，一天到晚老是这几个人，容易发生磨擦。也许大家心里懊悔不该逞一时之快，铸成大错，彼此怨怼，互相厌恨，不然他死后为什么统统自相残杀，只剩一个老头子？
老人二十年后见到本国的船只，像得救一样，但是不免畏罪，为自己开脱，反正骂党魁总没错。——书上没说他回国怎样处分，想必没有依例正法。——当然，岛上还有土人在，不是完全死无对证。所说的克利斯青的死因大概大致属实，不过岛上的女人风流，也许那有夫之妇是自愿跟他，不是强占。在缺少女人的情形下，当然也一样严重。总计他起事后只活了不到两年，也并没过到一天伊甸园的生活。
老人的供词并非官方秘密文件，但是近代关于邦梯案的文字全都不约而同绝口不提，因为传说已经形成，克利斯青成为偶像，所以代为隐讳——白兰度这张影片用老人作结，但是只说叛党自相残杀净尽，片中的克利斯青早已救火捐躯——只有密契纳这一篇是替船长翻案，才不讳言大副死得不名誉。诺朵夫书上如果有，也就不会是三十年代的畅销书，那时候的标准更清教徒式。但是书上白颜自云十八年后发现叛舰不是逃到拉罗唐珈，而下文不再提起这件事，这章法实在特别，史无前例。看来原文书末一定有那么一段，写白颜听到发现辟坎岛的消息，得知诸人下场，也许含糊地只说已死。
出版公司编辑认为削弱这本书的力量，影响销路，要改又实在难处理，索性给删掉了，给读者留下一个好结局的幻象，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辟坎岛上有克利斯青一干人的子孙。
在我觉得邦梯案添上这么个不像样的尾巴，人物与故事才完整。由一个“男童故事”突然增加深度，又有人生的讽刺，使人低徊不尽。当然，它天生是个男童故事，拖上个现实的尾巴反而不合格，势必失去它的读者大众。好在我容易对付，看那短短一段故事也就满足了。
郁达夫常用一个新名词：“三底门答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ａｌ），一般译为“感伤的”，不知道是否来自日文，我觉得不妥，太像“伤感的”，分不清楚。“温情”也不够概括。英文字典上又一解是“优雅的情感”，也就是冠冕堂皇、得体的情感。另一个解释是“感情丰富到令人作呕的程度”。近代沿用的习惯上似乎侧重这两个定义，含有一种暗示，这情感是文化的产物，不一定由衷，又往往加以夸张强调。不怪郁达夫只好音译，就连原文也难下定义，因为它是西方科学进步以来，抱着怀疑一切的治学精神，逐渐提高自觉性的结果。
自从郁达夫用过这名词，到现在总有四十年了，还是相当陌生，似乎没有吸收，不接受。原因我想是中国人与文化背景的融洽，也许较任何别的民族为甚，所以个人常被文化图案所掩，“应当的”色彩太重。反映在文艺上，往往道德观念太突出，一切情感顺理成章，沿着现成的沟渠流去，不触及人性深处不可测的地方。现实生活里其实很少黑白分明，但也不一定是灰色，大都是椒盐式，好的文艺里，是非黑白不是没有，而是包含在整个的效果内，不可分的。读者的感受中就有判断。题材也有是很普通的事，而能道人所未道，看了使人想着：“是这样的。”再不然是很少见的事，而使人看过之后会悄然说：“是有这样的。”我觉得文艺沟通心灵的作用不外这两种。二者都是在人类经验的边疆上开发探索，边疆上有它自己的法律。
现代西方态度严肃的文艺，至少在宗旨上力避“三底门答尔”。近来的新新闻学（ｎ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或新报道文学，提倡主观，倾向主义热，也被评为“三底门答尔”。“三底门答尔”到底是什么，说了半天也许还是不清楚。粗枝大叶举个例子，诺朵夫笔下的《叛舰喋血记》与两张影片都“三底门答尔”，密契纳那篇不“三底门答尔”。第一张影片照诺朵夫的书，注重白颜这角色，演员挂三牌。第二张影片把白颜的事迹完全删去，因为到了六十年代，这妥协性的人物已经不吃香。电影是群众传达器，大都需要反映流行的信念。密契纳那篇散文除了太偏向船长，全是史实。所谓“冷酷的事实”，很难加以“三底门答尔”化。
当然忠实的纪录体也仍旧可能主观歪曲，好在这些通俗题材都不止一本书，如历史人物、名案等等，多看两本一比就有数。我也不是特为找来看，不过在这兴趣范围内不免陆续碰上，看来的材料也于我无用，只可自娱。实在是浪费时间，但是从小养成手不释卷的恶习惯，看的“社会小说”最多，因为它保留旧小说的体裁，传统的形式感到亲切，而内容比神怪武侠有兴趣，仿佛就是大门外的世界。到了四十、五十年代，社会小说早已变质而消灭，我每次看到封底的书目总是心往下沉，想着：“书都看完了怎么办？”
在国外也有个时期看美国的内幕小说，都是代用品。应当称为行业小说，除了“隔行如隔山”，也没有什么内幕。每一行有一本：飞机场、医院、旅馆业、影业、时装业、大使馆、大选筹备会、牛仔竞技场、警探黑社会等。内中最好的一本不是小说，讲广告业，是一个广告商杰利。戴拉。范米纳（ＤｅｌｌａＦｅｍｉｎａ）自己动笔写的，录音带式的漫谈，经另人整理删节，还是很多重复，书题叫《来自给你们珍珠港的好人》，是作者戏拟日制电视机广告。
行业小说自然相当内行，沾到真人实事，又须要改头换面，避免被控破坏名誉。相反地，又有假装影射名人的，如《国王》（Ｔｈｅ Ｋｉｎｇ）——借用已故影星克拉克盖博绰号，写歌星法兰仙纳屈——《恋爱机器》——前ＩＣＢＳ电视总经理吉姆。奥勃瑞，绰号“笑面响尾蛇”——务必一望而知是某人的故事，而到节骨眼上给“掉包”换上一般通俗小说情节，骗骗读者，也绝对不会开罪本人。这都煞费苦心，再加上结构穿插气氛，但是我觉得远不及中国的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这名称，似乎是二十年代才有，是从《儒林外史》到《官场现形记》一脉相传下来的，内容看上去都是纪实，结构本来也就松散，散漫到一个地步，连主题上的统一性也不要了，也是一种自然的趋势。清末民初的讽刺小说的宣传教育性，被新文艺继承了去，章回小说不再振聋发聩，有些如《歇浦潮》还是讽刺，一般连讽刺也冲淡了，止于世故。
对新的一切感到幻灭，对旧道德虽然怀恋，也遥远黯淡。三十年代有一本题作《人心大变》，平襟亚著，这句话在社会小说里是老调。但是骂归骂，有点像西方青年人的口头禅“爱恨关系”，形容有些作者对自己的背景，既爱又恨，因为是他深知的唯一的世界。不过在这里“恨”字太重，改“憎”比较妥帖。
《人海潮》最早，看那版本与插图像是十年代末或二十年代初，文笔很差，与三十年代有一部不知道叫《孽海梦》还是什么梦的同样淡漠稚拙，有典型性，作者都不著名，开场仿佛也都是两个青年结伴到上海观光。后一部写两个同学国光、锦人，带着国光的妹妹来沪，锦人稍有阔少习气。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