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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三民主义相比，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提出具体反帝斗争要求，认清了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关系，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内容演变成排满兴汉→反满贵族→明确反帝斗争。
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强调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强调它的人民性、群众性。“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这样将资产阶级民权政冶与反帝民族主义斗争相结合，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和飞跃。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更新解释了“平均地权”，提出了新的方针。“农民之缺乏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即“耕者有其田”，明确反对封建剥削。“节制资本”，“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实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生活”。民生主义和扶助农工政策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国民大革命。
总之，新三民主义有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并且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民权为“平民所共有”和“节制资本”的口号。这表明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使它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内容。尽管它斗争的彻底性、革命最终目标、指导思想同阶级不同，与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还有着本质区别，但它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各种原则基本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第四部分行易知难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却带来了军阀混战、军阀独裁；他本想通过革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却使人民愈陷愈深。这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啊？孙中山在组织了倒袁、护法、北伐斗争，几经挫折之后，终于醒悟过来：“这是革命党人信仰不笃，思想错误，松懈斗志的结果啊！”而错误的根源，是在于“知易行难”的传统观念。早在殷朝殷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说过：“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由此，几千年来一直流毒下来，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以致孙中山的“建设计划，一一皆为此说所打消。”可见，革命理论对当时的革命党人是多么重要！于是，孙中山就着手写作《心理建设》。这部哲学著作，批判了“知易行难”的错误，提出了“行易知难”的学说。
他说：“行在知前，不知能行。”譬如，吃饭在前，研究出营养学在后；用钱在前，研究出货币经济原理在后；造房子在前，形成建筑学在后；作文在前，形成系统的文法、文理在后；造瓷器在前，研究出造瓷的物理、化学原理在后；用罗盘在前，懂得电磁学原理在后；造船在前，形成造船学在后；打仗在前，定出兵书在后；筑城在前，形成筑城学在后；开运河在前，研究出开运河原理在后，等等。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在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现其性质，产生学说、理论。他还说：“以知进行，能知必能行，有志者事竟成。”他肯定了“实践在先”的原理，整个学说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论点，但作为全体，却没有讲出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辩证统一。
当此书第一版付梓前夕，恰巧美国有名博士叫杜威，来到中国上海。孙中山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论点，特地拜访了杜威。孙中山说：“我现在正撰写一本关于‘行易知难’的书。本来‘行易知难’，孔子就有过此见解，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可惜没有详细论述，以致后来者走入迷途。中国、印度、安南（今越南）、高丽（今朝鲜）等国之人，相信此学说特别厉害，日本人亦信，但还未深，所以还能维新改制使国家富强。请教博士先生，欧美之人，有信此说的吗？”杜威说：“我们欧美之人，只知道‘知之为难’，没听说过‘行之为难’啊！”
第四部分“诂经精舍”的高材生
在杭州西子湖畔，有一间书院叫“诂经精舍”。它坐落在风景幽雅的西湖弧山。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王昶、孙星衍等曾居此讲学，盛名一时。
光绪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22岁时，父亲不幸去世。章太炎便离开家乡来到杭州求学，寄居在杭州城小塔儿巷外叔祖朱洁泉家里。当时主持诂经精舍讲席的，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对于那些慕名求见的青年，俞樾总是要用繁难的考问来决定取舍。章太炎拜谒俞樾，虽“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经过多方努力，严格考问，俞樾才把他收为正式弟子。
在诂经精舍的七个春秋里，俞樾对章太炎的严格要求和严格训练，使章太炎打下了一生学问事业的基础。章太炎原来虽受过外祖父严格的教导，但那时毕竟年纪尚小，做学问的功夫还很浅，加上他读书贪多图快，急于求成，缺乏深刻细致的钻研功夫，因而他在治经方面仅能“通训故，知典礼”罢了。到他拜俞樾为师后，他心头才豁然开朗，开始懂得什么是做学问的真功夫，并逐渐转入到力求淹博精审的道路上来。从此，他以小学（文字学）为门径，以汉学为根基，踏踏实实地做学问，深得师道，成绩优异，是俞樾喜欢和器重的高材生。他把老师的“精研教训，博考事实”的告诫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在这期间，他潜心学习和研究了《春秋左氏传》，他的许多“课艺”之作，对经籍文字音义作的注释，都很有见地。在学术思想上，他相信俞樾的见解，站在古经文学派一边，还刻了一枚“私淑刘子骏”的印章，表示对汉代古文经学派创始人刘子骏的仰慕。
第四部分“我本来是满天飞”
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勇敢地指斥光绪皇帝为小丑。章太炎在这里直呼其名，表示蔑视，说他是个小小的坏东西，愚蠢，没有常识，连哪是菽、麦也分辨不清。反对皇帝，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事。清政府制造“苏报案”，把章太炎逮捕下狱，这不能不是个重要原因。
清政府延请英国律师古柏·哈托华作为代表，以原名起诉，向租界当局控告章太炎等人“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罪。
审讯那天，章太炎身穿汉服，其衣不东不西，颇像袈裟衣，两发长垂两肩，气宇轩昂地走上法庭，对审讯极为藐视，说：“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真千古笑柄矣！”
这时，有个承审员问：“章太炎，你是哪一科的？”章太炎回顾邹容，相视而笑，诙谐地回答说：“问我是那一窠（科）的？倒问得奇怪，我本来是满天飞，哪有什么窠呢！”一番话引得场内哄堂大笑。
承审员又问：“章太炎，你书中的‘载湉小丑’四字，触犯了清帝的‘圣讳’，你知道吗？”章太炎笑道：“我只知道载湉是满清人，不知道所谓‘圣讳’，而且西律是不避的，故而直书。至于‘小丑’二字，‘丑’本作类字，或作小孩解，小丑也就是小东西，并不毁谤。”
章太炎义正辞严加以反驳，承审员无话以对，只好宣布审讯暂停。
第四部分现代新儒学
所谓现代新儒学主要是指“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于中国的一股文化保守主义学术思潮。被指为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虽不尽相同，但大体说来不外乎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等。这批学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刺激，出于对中国未来前途的忧虑，觉得中国的未来应以弘扬先秦原生儒家精神为根基，接续宋明儒家心性义理之学为核心，谋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建设“三统并建”的现代文化，以期儒家思想在现代乃至未来中国能有一个大的发展。
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上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因种种原因留在了大陆，然而他们的弟子尤其是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地继续活动。
新儒家在大陆沉寂了30年之后，却于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再次引起大陆学人的重视。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传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来到北京大学讲学访问达半年之久，并应邀到各种学术会议和讲习班作报告，接受记者访问发表谈话，积极宣传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及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在大陆知识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大陆学术界开始正视新儒学的存在及其价值。
1986年3月，国家教委召开文科科研咨询会，方克立在会上作了“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的专题发言，提出不论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意义上，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讨论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抉择的意义上，都应该开展对新儒家的研究。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当时力主反传统的代表包遵信也在《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儒家思想和现代化》，现代新儒家第三代重要传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述先也在台湾东吴大学《传习录》同年第5期发表《当代新儒家的探索》。他们三人虽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学术背景，但基本上都强调开展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迫切的现实意义。
同年底，由方克立主持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课题被国家教委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翌年，课题组正式组成并开始工作。他们从最基础的资料收集工作开始做起，不几年的时间已可以说成果累累，影响重大。1987年，课题组在安徽主持召开全国首次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研讨会；1989年在天津主持召开“现代新儒家学案”研讨会，有效地推动了新儒家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文化讨论的中心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历史上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的观点受到重视并被提上研究日程，是相当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