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龙种，那就等于把帝王说成是禽兽生成的杂种。
他认为，天道自然，风雨变化自有其时，企图通过祭祀来改变天气是徒劳无益的；对祖先的祭祀只是怀念祖先的一种仪式，并不是说通过祭祀就真的可以得到祖先神灵的保佑。因此，用祭祀求助于鬼神是没有效果的，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解除篇》）
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之后变成鬼，鬼有知、能害人。王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和物是一样的，既然物死之后不能变成鬼，那么人死之后也不能变为鬼。他又用精神依赖于形体（身体）的关系说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他说：“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又为鬼？”（同上）就是说人死之后精气消失，形体腐朽，精神不复存在，那又何来有知之鬼？既然鬼根本就不存在，那么自然也没有所谓鬼能害人之事。最后，他指出，鬼的观念完全是由于人的疾病所导致的幻想，说人有病的时候就容易恐惧，“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所谓活见鬼不过是这样一种“虚见”而已。
王充用细微无形的元气说明万物的构成，和以往人们把某种有形的物质形态作为万物本源的世界观相比，在理论上更为圆通。他的元气自然论为后来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模式。
第三部分：天怎么能惩罚人呢！
王充向君权神授说进行公开挑战，把封建帝王从天神的怀抱里拖出来，还他们以人的本来面貌，而且疾虚妄不避当今皇帝的祖宗，充分反映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对于“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的说法，王充指出，这是“圣贤欲劝人为善”而不为地编造出来的，一般人由于无知，对某些偶然巧合的事情无法解释，也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天怎能赏善罚恶呢！他以雷击杀人为例，深刻地指出雷不过是一种火，所以被雷劈死的人，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烂，到尸体旁边就能闻到火熏味。雷电是一种自然现象，是阴阳二气相激而形成的。人在树下屋里被雷劈死，完全是一种偶然事件，如果说成是天神发怒，有意惩罚有过失的人，那真是胡说八道。
他针对社会现实发出质问：如果天能赏善罚恶，为什么谋财害命、鱼肉百姓、发荒年财的人，不但未受天罚，反而飞黄腾达，富贵安乐？为什么恶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长？他幽默地说，只要天能用雷电惩罚人，那么也能用雷电诛杀那些无道昏君，可是，自古以来，无道昏君那么多，而最为无道的夏桀、商纣、王莽等，他们都不是被雷电劈死的。吕后砍断戚夫人的手，挖去她的眼，把她关在厕所里，当作“人猪”，这是故意犯的大罪，可是上天并没有用雷电杀她；无意中把不清洁的东西给人吃了，这是小过，却用雷电去加以惩罚，上天办事多么荒谬啊！
另外还有很多类似的说法，如君主高兴天气就温暖，君主发怒天气就寒冷；邹衍受冤，呼天而霜降；杞梁战死，杞梁妻哭而城崩；汤自责祷雨而雨降；晋景公穿着丧服哭天山崩而被堵塞了三天的黄河，河水因此流通；仓颉创造文字，上天就降下谷子等等说法，真是不一而足。
王充坚持用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主义观点逐一加以批驳。他指出，寒温是天地节气，春温夏暑，秋凉冬寒，四季自然如此。水旱灾害的出现，自有一定的周期。无论城、雨、霜、水，它们都是无知的，其变化都有自身的规律，决不会因人的主观感情而改变。他比方说，瓜果在前，离口一尺，单凭心意，不用手取，是吃不到的。水火在前，光凭哭泣，是不能通水灭火的。他质问说，君主喜怒时，连自己的体内的温度和屋内的温度都不受丝毫影响，怎么能影响整个国境之内的温度呢？他还用科学知识解释说，河水被阻，是由于山刚刚崩塌土石堆积造成的。三天之后，河水流通，是因为被堵的河水越聚越多，而土石却逐渐松散崩溃的缘故，与晋景公的哭泣毫不相干。天上落下谷子来，是因为成熟的谷子掉在地上，被暴风卷到天上，风小后又落下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与仓颉造字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王充十分肯定地指出，社会上流传的各种至诚感天的说法，即使真有那么回事，也不过是人们的行动与自然界的变化偶尔巧合而已，和人的至诚与否毫不相干，更不是什么天神的有意安排。
第三部分：圣人也是凡人
王充指出，让一个人隔墙说话，圣人能知道他的皮肤颜色、身材高矮、籍贯、姓名和家族渊源吗？水沟里的死尸，沼泽中的枯骨，圣人能知道他生前的职业和死亡的原因吗？圣人不知道，并非圣人不聪明，而是因为他“不目见口问”，离开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古书上说，孔子问公明贾才知道公叔文子为什么不言、不笑、不取；孔子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治情况，全靠别人告诉他；孔子把颜渊捡吃被尘土弄脏的饭说成是窃食；孔子不能及早避开匡人的包围；孔子误认颜渊被匡人害死；孔子有意不见阳虎，却反而在路上碰到了他；孔子让子路向长沮、桀溺打听渡口；孔子不知父墓在防山，而将母棺殡于路旁；孔子从弟子嘴里才知道父母的坟头被大雨冲垮了；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白费力气到处游说那些不会采用自己意见的君主；孔子不知龙和老子；虞舜去淘井，使父亲和弟弟背上了谋害他的罪名；周公通过卜三龟去了解天意；孔子问晏子才知道他在鲁国所行礼节的内涵，周公不知道哥哥管叔会背叛，让他去监视武庚。
这十六个事例充分说明，圣人的“耳闻目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圣人不能先知”，因此不能说他们“神而卓绝”！
第三部分：人性有善有恶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比较正确地揭示了人性与教育、与环境的关系，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环境对人的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问题上，王充不同于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于荀子的“人性恶”，更不认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说，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恶之分。
王充认为，由于先天禀气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他说：“实则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说，实际上，人性有善有恶，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样。又说：“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
由于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学发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说的气还谈不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传素质，但却包含着这种意思。不管怎样，王充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是比较科学的。
在承认人性有善恶、人才有高下的基础上，王充首先阐发了教育与人性的关系。他说：“论人之性，定有善有恶。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恶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为善。”意思是说，人性虽然有善恶之分，但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性可教而为善”的观点明显具有唯物辩证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环境对人性发展的影响。他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也就说，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与环境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说明，充分强调环境在人成长发展中的渍染影响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影响作用的同时，提出要通过法律手段，运用政权的力量保障学校教育的实施。他说：“是故，王法不废学校之官，不除狱里之吏，欲令凡众见礼义之教，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使‘丹朱’之志，亦将要勉。”
在这里，王充还提醒统治者，对百姓，既要通过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养，又要加强法律的约束，只有“学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后”才能收到治国化民的社会效应，教育虽然能够“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但却不是万能的，社会的稳定光靠教育是实现不了的，它必须配合法律的手段，通过政权的力量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这一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没有陷入教育万能论中。
第三部分：一步一鬼？
王充首先假定，自有人类以来，不论是寿终正寝，还是中途夭亡，死去的人数以亿万计；而现在活着的人，则远不如死去的人多。这一假定作为他论证的前提，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因为活着的只有有限的几代人，而死去的却有无数代，前者有限而后者几乎是无穷，当然死去的也就比活着的多。接着，王充进一步往下推：如果人死为鬼，死去的亿万数人，就当变成亿万数的鬼，那必然的结果，就是这鬼“满堂盈庭，填塞巷路”；“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这就是说，人无处不撞着鬼。
而且，传说人病危时常常看见鬼，那看见的也应该是成千上万的鬼，不仅仅是一两个也。可是，回过头来看，典籍上记载的鬼，从先秦以来，也不过就那么几个，并没有增加多少。这只能说明：人死为鬼的结论不能成立，反之应当相信人死无鬼的结论。在这里，王充并没有直接反驳人死为鬼的论题为假，而是正相反，先假定其为真，并由之导出荒谬的“一步一鬼”的推断，从而间接证明人死不为鬼才是正确的结论，才是真的命题。
王充反驳人死为鬼固然有多种方法，他也大量利用经验事实和当时科学的成就，但正是这个“一步一鬼”的反诘最为充分地发挥了王充理论的威力，其反驳的尖锐性，在当时差不多使有鬼论陷入了绝境。道理实际上也很简单，即持有鬼论者无法说明，这千百年来无数的死人为什么就只有那么几个变做了鬼？为什么前人人死变成鬼，后人人死不接着变成鬼？如果说只是被冤屈、枉杀者为鬼，那自古以来被冤屈、枉杀者不在少数，为什么别人不能变成鬼，只有杜伯、庄子仪等有限的几个人变成鬼？如此等等，持有鬼论者都是说明不了的。既然说明不了，那也就没有办法，只能给无鬼论让开道路，尽管不情愿也罢。
第三部分：鬼神迷信为什么会存在？
王充极其深刻地指出，“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腐朽落后和愚昧无知，是鬼神迷信得以存在的温床，也正是鬼神迷信肆虐的根本原因。他的这种正确的见解，无疑还包含着对社会的鞭笞和对统治者的斥责。
人死犹火灭而不能为鬼，那么人活着能否成为不死的神仙呢？王充指出，活人可以“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的说法，其实是一种妄想。他列举当时广为流传的近十种得道成仙的典型事例，逐一进行批驳。
首先，他用无情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所谓“得道仙去”的谎言。针对淮南王学道举家连同鸡犬一块升天的说法，王充指出，淮南王刘安是汉武帝时候的人，因父亲刘长被流放死于途中，他怀恨在心，便召集一帮道士策划谋反，结果因事情败露而自杀。这是“天下并闻，当时并见”的事，却有人说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其次，他用科学知识批判了“服食药物”、“辟谷不食”、“恬淡无欲”等可以使人“度世不死”的谬论，指出，“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不能寿之为仙”，如果服药过度，反而会中毒。人不饮食，违背生理本能，肯定要挨饿，就像不穿衣服要受冻一样，“冻饿之人，安能长寿”？“恬淡少欲”，人不如鸟兽草木，鸟兽少欲，“亦老而死”，“草木无欲，寿不逾岁”。最后，他继承并发展了扬雄、桓谭等人的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彻底否定了活人可以成仙的迷信。他指出：“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物无不死，人安能仙？”“诸学仙术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
第三部分：如何培养出“鸿儒”？
王充不满意儒家传统培养出来的所谓儒生。他认为两汉学校教育中所培养的儒生在知识结构上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的知识只限于五经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这种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张首先培养博览古今的通才。“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他们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但却不能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们既缺乏理论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实际的任事之才，他们的发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样了，他们“好学勤勉，博学强记”，知识渊博，掌古论今，能把各种社会知识融汇贯通，能把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实践，成为称职的行政管理人才。
“鸿儒”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他们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级的人才，这种人才能够“兴论立说”，既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又善于实践，他们不受前人思想束缚，敢于创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文人”和“鸿儒”。
至于如何培养出“文人”乃至“鸿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主张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即要构建“博览古今，众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内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来，儒家的《五经》成为官学必读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对经书的注疏解说日趋繁杂，五经博士各立门户，师法家法极严，学术空气令人窒息。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到王充生活的东汉时期，对儒经典籍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