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昏瞀人说：“你真会观察，你等着罢，人们会归向你了！”
不多时伯昏瞀人去看，见列子门前鞋子都摆满了。伯昏瞀人面北站着，竖着杖抵着下巴，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就走了。接待宾客的人告诉列子，列子提起鞋，赤脚走出来，到了门口，说：“先生既然来了，还不启导我吗？”伯昏瞀人说：“算了，我已经告诉你说，人们会归向你，果然没错。不是你能使人们归向你，而是你不能使人不归向你，你为何这样招人欢心而与众不同？必定有什么动摇了你的本性，这是无谓的事，和你在一起的又不告诉你，他们那小巧的言语，尽毒害人，不能觉悟，怎能相爱呢？智巧的人忧劳，不用智巧的人无所求，饱食而遨游，飘然像无所系的船人，虚心而遨游。”
第三部分：典籍中的鬼故事
杜伯之鬼
据《墨子》所引周朝史书《春秋》记载：西周末年，当周宣王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杜伯的时候，杜伯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君王却要杀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君主知道（我的厉害）。”杜伯死后三年，周宣王带领众多诸侯在圃田打猎，随行车辆数乘，人员数千，满野都是。时当正午，突然，杜伯之鬼出现了，他乘着白马拉的车，穿红衣、戴红帽、执红弓、挟红箭就奔周宣王追了过来。周宣王逃跑不及，被杜伯之鬼一箭射中心脏，打断了脊骨，倒在弓箭袋上就死了。这一情形，在场的周宣王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周朝史书《春秋》上。在那个时候，国君用此例来教育臣子，父亲用此例来激励儿子，强调做事要戒惧谨慎，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还非常快的。
庄子仪之鬼
据《墨子》所引燕国史书《春秋》记载：春秋时期，当燕国国君燕简公枉杀本来没有罪的大臣庄子仪的时候，庄子仪临死前说：“我本无罪，可我的国君却要杀死我。如果我死了无知倒也罢了，如果死了还有知觉，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国君知道（我的厉害）。”庄子仪死后一年，燕国准备举行祭祀，燕君带领随从前往燕之祭祀之地“祖”，时值正午，庄子仪之鬼突然出现，举着一根朱红色的棍棒就打了过来，简公当即毙命于车下。这一情形，在场的燕简公的随从都看得很清楚，离得远一些的也能听得到，并且明白地记载在燕国史书《春秋》中。当时各国国君都转相告诫，说凡是杀害没有罪的人，都将会遭到鬼神的诛杀，而且，这报应的到来将是非常快的。
伍子胥之鬼
王充《论衡·书虚篇》转记前人“传书”之言曰：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不听大夫伍子胥忠言劝谏而杀伍子胥，并将伍子胥尸首投入油锅里烹煮后，塞进马皮口袋扔到江中。子胥鬼魂冤恨不消，驱水为涛，溺杀过江人。吴人哀怜子胥之冤，在江边立祠纪念并供养其神位。这既为舒解宽慰子胥之鬼的恨心，又希冀他能消其汹涛以保人平安。
以上三例春秋时的“名鬼”的共同特点，都是大臣因君王的无道而被冤杀，并且这些冤鬼都以某种形式进行了复仇。墨子说：以古书上所记载的事实来看，鬼神的存在，难道还可以怀疑吗？这些可以说都是否定方面的例证，从肯定方面说，同样也是如此。后一方面的情形，最明显的就是：古代圣王为政必祭鬼神。
第三部分：老子是如何被“神化”的？
黄老学派或黄老之术原来是道家的“清静无为”的治术。西汉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两代都以此治天下，并具体化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的政策。但黄老之术一旦同神仙家或方仙道合流，便成为一种带有神秘气息的半宗教或准宗教的形态了。黄老之术的核心是老庄之道；老庄哲学或称道家学说，黄帝只是托名。黄老之术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老庄哲学被神学化、宗教化的过程。
汉武帝即位后，宠信李少君、少翁等燕齐方士，大搞炼丹求仙运动。神仙家们受到鼓舞而得寸进尺，希望也像儒学谶纬化一样，建立起一套拥有高深玄妙的神学理论体系。他们从西汉儒家尊崇尧舜、神化孔子的方式中受到启发。神仙家认为，黄帝、老子的地位与声望大大高于尧舜、孔子，向黄帝、老子及其学说攀亲，可借其威而张己之信，借其文而扬己之教。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ll3年），河东地方偶然出土一口铜鼎，于是方士们便围住汉武帝说开了，称这口鼎出土的时间跟当年黄帝获鼎的时间是同日同时；如果武帝也能像黄帝一样到泰山封禅，便能像黄帝一样学仙升天。又说黄帝当年曾筑五城十二楼来迎接神仙；又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百余岁后得道成仙，最后骑龙上天。这是神仙家攀附黄帝。也就是从汉武帝时代起，神仙家宣扬神仙之说，便都树起了黄帝的旗号。
进入东汉，神仙家又开始神化起老子来。东汉初，具有神仙方术思想的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将老子与圣母并列，把老子列为创世神的尊位上；同时，老子的“道”也被直接人格化而等同于老子本人，即所谓“老子者，道也”。老子于是就成为与“道”异名同体的原初神。因为在老子《道德经》里，道既是一种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原初浑然体，亦是一种真实可信的万物始原。到了东汉桓帝时代（147—167年），老子又被进一步神化，桓帝也像神仙方士道教徒们那样将老子请上神座加以祭祀。“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后汉书·王涣传》），“黄老道”的名称也便正式出现了。黄老之术至此正式发展成为黄老道。
那么，神仙家们为何要向老庄哲学攀亲呢？这是因为老庄哲学中有“仙意”。比如老庄论道，把道说成是天地万物的原创者，是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则；又比如，老庄宣传以尘世为粃糠，以富贵为物累，追求清净无为、静观、玄览、含、抱一、坐忘、虚心和内心的安宁；特别是像《道德经》中的“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养生论。《庄子》书中关于真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彻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绘；简直就是神仙家言。所以，在那一时期，神仙家们、黄老道和早期道教徒便竭力编织和张扬忠于“修道养性”从而“致寿”的神话。并为汉代社会普遍信奉。《史记》中关于老子活了160余岁或200余岁最后“不知所终”的说法，正是当时对传闻的一种真实记录。
正是在上述基础之上，东汉张道陵、张角分别创立了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那以后的岁月中，道教放手地利用、改造老庄哲学，并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国母体文化的各种养料，成为具有独特的也是气势不凡的神学系统，且集中国士大夫雅文化及民间俗文化于一体，融上层正统思想与下层异端意识为一炉的，足以同外来佛教相抗衡的大型民族宗教。
第三部分：司马谈论黄老道家统治术
道家思想使人的精神专一无散，循之而行，动静不露形迹，而又能使事物各得其宜。这种思想，因顺阴阳节次，采取儒墨要旨，吸取名家、法家的精华；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无论在淳化风俗和治理事物上，都能各当其所。要旨简约，容易操守。事为少而见效大。
儒家则相反，认为人主乃天下的表率，因此人主应在前倡导，臣民在后随从附和，如果这样的话，就会人主劳累而臣下逸豫。在大道上，道家主张去除个人的特长或智巧，一切因任自然之道，如此则可保养精神。因为人过分劳乏，精神便会枯竭；形体也会朽坏。形体和精神都不能各得其所，想健康长寿，千秋万岁，从来没有为人所闻知。
道家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所不为。这种处事准则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但要用言辞表述清楚却比较困难，这种准则以虚静无为作为根本，顺应事物本身，因势利导。由于它随外物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或准则，故能穷究事物的真实面目。不先物而动，不后物而行，物来则应之，故能主宰万物。不论有无法则，总能因时而变；不论有无限度，总能顺应事物，与物一致。
因此说；“圣人永垂不朽，因为他随时应变，无所固执。虚无乃大道的常经；因循是君临万物的大纲”。群臣皆至，君主则让其各自负自己的职责，决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相符合，则称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为，与其声闻名誉不相符合，则称为徒有虚名。虚假不实的语言不入于耳，就不会产生奸邪之事。这样贤才与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样分别开来，这一切都在于君主对人才的任用。于是便能合于大道，混一万物，光泽恩及天下，重新返于纯朴的风俗之中。过分应用精神就会精力枯竭；过分劳扰形体就会使形体弊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复生，离去的不能够返回，因此圣人十分注意保养形神。由此来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形体和精神，硬要说“我能够治理天下”，又怎么可能呢？
第三部分：曹参任相
曹参是汉高祖的同乡。在秦朝时候，他同汉高祖和萧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后来跟着汉高祖起兵，立了功，当了齐国的丞相。他到任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个盖公“善治黄老言”。他派人把盖公请来。“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用“黄老术”治理齐国。他在齐国做了九年丞相，据说“齐国大治”。
当时中央政府的丞相萧何死了，曹参被召到中央政府当丞相。他走的时候告诉他的继任人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说：“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盖治国不在苛察，而在宽容并包。倘若对民众吹毛求疵，务必找出奸邪之人，则人将恐惧混乱于下，更不用说治理国家了。且说曹参代替萧何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变动，一切都照萧何的办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里喝酒。汉惠帝看见他不办事，觉得很奇怪。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颂他说：“萧何为法，齐如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这就是曹参的黄老政治，这种政治其实就是实行法家的统治术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治国要先定出一套规章制度，有了规章制度以后，统治者要守着它，不可轻易改变。在汉朝建立以后，萧何定了一套规章制度。曹参认为，只要守着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们的臣下按着规章制度办事，让老百姓都照着规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无为而治。曹参对惠帝说的那一段话，就是这个意思。据说，老百姓所赞颂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汲黯治理东海
汲黯（死于公元前112年）濮阳人，汉武帝时推行黄老政治的一个人物。司马迁记载：“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责大指而已，不苛小。”当汲黯任东海太守的时候，用这种办法治理东海。据说，只用了一年多时间，东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这种黄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上无为而下有为”。汲黯责成他的属吏，叫他们办事，这就是“下有为”，在叫他们办事的时候，要给他们一定的自由。汲黯“责大指，不苛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并不亲自办事，这就是“上无为”。汲黯的身体不好，经常害病。但他能够责成他的属吏替他办事，这是法家的原则。要想达到上无为而下有为的原则，“上”必须“清静”。所谓清静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这个“上”必须寡欲，这就是黄老之学所说的“虚一而静”；必须“虚一而静”才可以对下属的成绩作正确的判断，行公正的赏罚。另一方面，这个“上”心中必须寡欲，才可以不乱出主意，不瞎指挥。汲黯批语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内多欲”，就是说他不能寡欲，“外施仁义”，就是说他不能无为。照黄老之学看起来，“施仁义”也是有为。
第三部分：中国的“上帝”
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称天。据可靠资料记载，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黄帝、炎帝、青帝、白帝。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数目符合儒经中说的五帝。这五位上帝，原来都是上古时代的著名君主。汉武帝把儒学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之后，认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仅仅是太一神的辅佐。西汉末年，王莽根据儒经《尚书》，把上帝定名为“皇天上帝太一”，并且认为五帝不是人间的君主，而是五种灵。东汉继承王莽的祭祀礼仪，称上帝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称。三国时代，由于国家分裂，三个国家的上帝名称也不一样，但根据都在儒经。晋代，国家根据儒经《周官》，将上帝定名为“昊天上帝”。
从东汉末年开始，关于上帝共有几位，儒者们展开了争论。著名儒者郑玄认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郑玄的意见称为“六天说”。后来的著名儒者王肃认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个方面的帝，不能称为上帝。经过长期争论，王肃的说法获得了胜利。
随着上帝观念的变化，五帝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不再承认天上的五帝是人间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间的五位君主称为“五人帝”，不再作为上帝加以祭祀；后来则进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说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称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称为天。
唐代儒者们修订礼仪，依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