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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不要跟鬼神太亲近
不要跟鬼神太亲近，这是孔子主张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即对待鬼神一定要虔敬，但是又不可太过亲近，而要有一定的距离，即要能够稍微疏远。
孔子主张，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应该是虔敬。从这个态度出发，孔子赞扬大禹。他认为大禹自己吃的是粗茶淡饭，但献给鬼神的祭品却非常丰盛；自己穿的是破旧的衣服，但是祭祀的服装却制作得非常华贵。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对鬼神不应该过分亲近，而要适当地疏远。什么才算是疏远呢？至于疏远的标准，孔子认为就是礼仪。依照儒学的原则，祭祀鬼神，应该按照礼仪进行。礼仪规定着该祭祀哪位神灵，也规定着祭祀的规格，比如祭器的大小、多少、华美程度、祭品的多少等等；还规定了祭祀的次数，每隔多长时间祭祀一次等等。祭祀的次数少了，祭品不够，或者祭祀不干净，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祭祀次数太多，或者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或者祭品的数量超越了规定，则认为是对鬼神的谄媚，也是对鬼神的烦扰。
儒学一般认为，人与神是一个道理。对待鬼神的态度，就是人间下级侍奉上级的态度。尊敬是必要的，但是过分的亲近就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正常的关系应该按照礼仪的规定去做。而当时不按照规定去祭祀鬼神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鲁国的大夫季孙氏，要去祭祀只有鲁国国君才能祭祀的泰山神，遭到孔子的抨击。季氏的行为，就是对鬼神过分亲近，就像是人越级讨好上级一样。
至于孔子是否认为有鬼神的存在，现在研究者有很多争议。但孔子对待鬼神的基本态度是明确的，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体现在礼仪制度上，就是要求祭祀的次数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为了找到这样一个适当的程度，历代的儒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部分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这是孔子思想也是儒家学说的最高道德概念，是儒学所主张的爱的方式。这种爱的基本原则，就是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爱的程度。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义是事之“宜”，也就是“应该”。孔子认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情，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在道德上来讲是对的事情。如果做这些事情不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而是出于其他原因，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学者蔑视的词来说，就是为了“利”。在儒家思想中，义和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所说的“义利之辩”，他们认为义利之辩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是形式上的观念，具体指人在社会中应该做的事情。“仁”就是义的具体化，仁的本质就是爱人。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说是“知人”。樊迟不懂，孔子又补充说：提拔正直的人居于上位，能把邪恶的人变得正直。樊迟还是不懂，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子夏解释说：舜把皋陶提拔起来了，不仁的人就躲开了；商汤把伊尹提拔起来，不仁的人就躲开了。提拔正直的人，按照礼仪制度行事，这才是儒学要求的爱。根据这个意思，孟子说：为天下提拔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叫做仁。
后来，朱熹说，仁是“爱之理”。就是说，仁是儒学具有自己特殊内涵的爱，是爱的法则。所以不能把仁仅仅归结于爱，仁只是儒学的爱，是和其他思想家主张的爱，和世界上其他文化体系所主张的爱，和今天社会所主张的爱不同的特殊的爱。
第二部分忠孝可以两全吗？
汉朝初年，朝廷上曾经讨论过这样的问题，即商汤和周武王推翻他们君主的军事行动是否是正确的。有的学者否定这样的行为，他们说：帽子即使破了，也应该戴在头上；鞋子即使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下。也就是说，君主是帽子，臣子是鞋子，再坏的君主也不能推翻。这个争论就是对君主的忠诚问题，孔子把忠诚和孝道联系在一起，表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
孔子曾经说过，臣子侍奉君主要忠诚，君主要按照礼制对待臣子，不可对臣子随意侮辱和杀戮。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说：君主把臣子当做手足，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心脏；君主把臣子当做狗马，臣子就把君主当做不相干的路人；君主把臣子像尘土一样践踏，臣子就把君主当做强盗和仇敌。孟子甚至认为，如果君主作恶，臣子就可以把他推翻。所以，孟子赞扬商朝第一个君主商汤，赞扬亲自推翻了商朝的周武王，说，他们推翻了作恶的君主，是顺从天意，合乎民心。孔子和孟子的主张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对于诸侯国君主相对独立的现实状况。
忠诚的品质，依儒学理论来说，是人天生就具备的、天赋的本性；但是实际上，儒者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品质需要培养。而培养这样品质的最好途径就是从孝顺父母开始。
依照孔子的主张，孝道不是说要好好照顾自己父母的生活。孔子说，养个狗，喂个马，也都要好好照顾它们的生活，所以只是好好照顾父母的生活不能算是孝顺。孔子认为，孝顺最难得的是和颜悦色，让父母愉快。父母在世时，要按照礼制的规定侍奉父母；父母去世时，要按照礼制埋葬父母；父母去世以后，要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但是，父母在世时，一家一户过日子，如何按照礼制侍奉父母，别人也不知道。死后祭祀，也难以充分表现出孝的程度。只有在父母去世时，才是充分表达孝心的机会。孝心的表达，又主要借助于哭泣的程度，用为父母守丧期限的长短表现出来。
为了保护孝道，儒家学者还大力抨击佛教。认为佛教僧侣不生产，不纳税，又不服劳役，是不忠；不娶妻，不生子，是不孝。因为从孟子开始就指出，不孝的罪名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没有儿子。因为没有儿子，就不能按照礼制祭祀父母，从而使父母的灵魂挨饿。
因此，在孔子这里，忠和孝在理论上是可以统一的。
第二部分拈花微笑
《庄子·田子方》中讲了一个孔子与温伯雪子相见的故事：温伯雪子是当时有名的得道之士，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想从他那里得到关于道的解说，但温伯雪子对于求见的人非常冷淡。当孔子与温伯雪子见面时，俩人只是互相打量了几眼，谁都没有说话就告别了。这令当时在场的人们非常失望，在他们看来，孔子与温伯雪子都是有道之士，他们俩人相见，一定会谈论关于道的高深见解。孔子的弟子子路忍不住向孔子询问：“先生早就想见温伯雪子了，可是，您和他相见的时候，为什么一言不发呢？”孔子回答说：“像温伯雪子这样的人，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有道之士，哪里还用得着说话呢！”
禅宗在自述其传道渊源时，则编造出了一个拈花微笑、教外别传的故事：在一次灵山大会上，大梵天王向佛祖释迦牟尼敬献一枝金色的波罗花，请佛祖说法，开导众生。佛祖登上讲坛，却一言不发，只是拈起花来给大家看。满座弟子都不能领会佛祖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觑，只有大弟子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了一下。佛祖看到了迦叶的微笑，知道他已经体悟到了自己的心意，就向大家宣布说：“我有关于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等的最微妙的法门、最深刻的道理，不能靠语言文字来表达，是和其他教派所传的不一样的特别的法门，现在我把它传给了摩诃迦叶。”（《五灯会元》卷第一）
第二部分身体并非私有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为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的伤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面临死亡如何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死亡的事实。孝在这里便担当起了十分重要的职责。
以孝著称的曾子在临终之时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来无有，它是父母所给予的。所以，尽管他已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却仍要弟子帮助“启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们都完整无损之后，才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为举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诗经》的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确信自己能以全身奉还给父母天地之后，他终于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此可以免除任何毁伤祸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释重负的心态，源于他对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领悟。全身而归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凡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体受损伤残为最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为孝子，他应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为此而伤心。身体的保全与否，实际上已成为是否能尽孝的一块试金石，这或许可以说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说。曾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乐正子春下堂时扭伤了脚，伤愈后几个月不出门，面带忧色，门人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孔子的教导，那就是：父母把一个完整的身体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完整的身体返还给父母。不能伤身损形，这才能叫做孝。可作为君子，我没走几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忧愁。”（《礼记·祭义》）从这段话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并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遗传”也。
国家富强三部曲
第二部分国家富强三部曲
人总是要死的，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为悲伤之事。当孔子最中意的学生颜渊去世时，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为这简直是老天爷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视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为哲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里，死者留给生者的伤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面临死亡如何以平稳的心态接受死亡的事实。孝在这里便担当起了十分重要的职责。
以孝著称的曾子在临终之时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来无有，它是父母所给予的。所以，尽管他已无力支配自己的身体，却仍要弟子帮助“启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们都完整无损之后，才觉得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为举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诗经》的话，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确信自己能以全身奉还给父母天地之后，他终于可以说“而今而后，吾知免夫”，从此可以免除任何毁伤祸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释重负的心态，源于他对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领悟。全身而归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凡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体受损伤残为最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为孝子，他应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为此而伤心。身体的保全与否，实际上已成为是否能尽孝的一块试金石，这或许可以说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说。曾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乐正子春下堂时扭伤了脚，伤愈后几个月不出门，面带忧色，门人问他何故，他回答说：“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孔子的教导，那就是：父母把一个完整的身体交给我，我必须把这完整的身体返还给父母。不能伤身损形，这才能叫做孝。可作为君子，我没走几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忧愁。”（《礼记·祭义》）从这段话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并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遗传”也。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赶车。他们一路上看到卫地人口稠密，孔子满心高兴，感慨地说：“卫国的人口好多啊！”孔子见卫国人口众多，兴奋不已，冉有问道：“这么多的人口，然后怎么样才好？”冉有给马加了一鞭子。
孔子脸上的兴奋气仍在飞动，他随口答道：“人口众多，还要让百姓富足。”孔子瞻望远方。田野里，农夫正在耕地，百灵鸟在蓝天里飞翔着鸣唱着，远处山影绰约，河影跳动，几片白云悠悠地飘动着。
冉有也有些被老师高兴的情绪感染了，便又问了一声：“老百姓人口众多，又挺富庶，富庶了又该如何？”冉有是打破沙锅了。孔子凝思片刻回答：“还要教化他们。”冉有三问有知，心中豁然开朗，他释然地奋力加了一鞭子，车子飞快地奔驰着，车辙清晰地延长着，伸向远方，消失在天边。
仁的教化以富庶的生活为基础，并且满足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是仁的基本内容。“众”、“富”、“教”是孔子为政仁学的三部曲，一条主线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国家需要的有机统一。孔子的仁学教化是富于实际的，是生活化的哲学和生命的智慧。
第二部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既以某诸侯国作为自己的“父母之邦”，同时又自认为是以周天子为共主（虽然当时已有名无实）的中国（古称“诸夏”或“华夏”）的一分子。孔子一生的言行表明，他不仅爱自己的父母之邦鲁国，还热切希望保卫华夏族免受侵犯并统一已趋于分裂的中国。
孔子爱鲁国，他在夹谷之会上挫败了齐国侵鲁的阴谋。更值得提到的，是他对于有功于整个中国和华夏族的管仲，给予极高的评价，一再用最高的道德标准“仁”来称颂管仲。
春秋初期，齐国大政治家管仲辅助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