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第4部分

　　　　观看这“大曲舞蹈”的是一对夫妇，从其坐椅下和垫子前绘有金银铤与饼等物，及钱贯、贡纳货币场面观察，他们是在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者。他们在其墓地还将女伎表演置于面前，可以想见生前必定眷恋女伎不能自拔，从而揭示了喜好女伎的风气，已从东京、临安那样的大城市蔓延到小城镇里。

　　　　以南宋隆兴府樵舍镇上的富豪周生为例。一天，一经过此地的卖艺人王七公，引领着一位名唤千一姐的女伎来为他表演。这女伎不仅容色美丽，鼓琴佳，长奕棋，书写大字，还善梅竹。周生命她唱词，千一姐所唱皆妙合音律。周生大喜，立即召来牙侩，与王七公立下契约，给予官券千缗，买下了千一姐。

　　　　一个小镇上的富人就如此热衷于有伎艺的女子，而且有多种伎艺的女子也满足于在小镇上落脚，显示出了女伎的供求双方是相当活跃的。一方面是喜好女伎者，一方面是拥有伎艺的女子，构成了一种也可以称得上是兴隆的“买卖”了。于此引出了这样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

　　　　一对夫妇，含辛茹苦，不辞烦难地将一弃男培育成俊俏女伎的过程，不妨视作宋代城市女伎成长短史。从这位假女伎的故事可以返照出市民生活对女伎的迫切需要之情。这对夫妇之所以费尽心机，将男孩训练成非同寻常的女伎模样，无非是因为出色的女伎可以赚来数量可观的金钱罢了。

　　　　如在潭州开场的一位善歌宫词的女伎，每一天可挣得数百券，豪门争延致之，日掷与金钗等，使她年余便积累万钱。又如一位官员在杭州宴客，就因一女伎善作“合生”，那官员就日赏她万钱……

　　　　所以上面所说的假女伎敢冒风险而上，它发生于兴元至成都等城镇之间，可知宋代四川城市此类事一定不在少数。1970年四川广元市罗家桥宋墓出土石刻图画上有两图，各绘有八女伎，有奏乐者，有舞旋者，乐器纷呈，舞姿蹁跹……这透露出了市民对女伎的喜欢，主要集中在乐舞类女伎身上。

　　　　我们还从宋人话本中看到：在宋代城市里，媒婆给人撮合婚事，首先也是讲好女子会很多乐器，以“李乐娘”自誉。一般市民也都要培养自己的子女唱曲，这唤作“教成一身本事”。北宋东京低级吏员之家的庆奴，由于“唱的好曲”，在生活无着流落镇江的时候，便到酒店“卖唱”为生。

　　　　为赚钱而唱的乐伎，由于训练有素，往往都是歌喉婉转，字真韵正，使人百听不厌。至于城市中的舞蹈，可以用《繁胜录》中的一句话概括：“诸色舞者，多是女流。”最为突出的是临安，街市上三五成队的乐人，擎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词，专沿街市“赶趁”……

　　　　可以说，歌舞女伎成为宋代城市女伎的主流。金人攻陷东京前，一次来索千名女伎，主要也是限于歌舞伎，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女伎仅歌舞一种，在宋代城市中，女伎的范围是很宽的。1992年2月，河南洛宁县东宋乡大宋村出土的北宋乐重进画像石棺可证——

　　　　石棺上有《散乐图》，其图为一吹觱篥女伎，一吹箫女伎，二拍细鼓女伎，一舞蹈女伎。此样式在河南安阳天禧镇等宋墓均有发现，为北宋大小城镇最为常见的小型女伎散乐。

　　　　在散乐两侧，各有一窗棂式屏风。左屏风前、桌后、右侧各立一女，左女拿茶托，端茶杯，右女双手端盘。桌前一女，双手扶碾轮在槽中碾茶末。右侧屏风前、桌后一女，双手端一碗，此女对面站一端酒杯女，桌前一女双手端圆盘，盘上放一注子。一《进茶图》，一《进酒图》，交相映衬。

　　　　从这画像石棺看出，宋代女伎是各式各样的，不独吹拉弹唱，也有娱侍女伎，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堂前人、拆洗人、针线人……这位乐重进，就是歌舞女伎和侍候女伎并重的，他的这一生活方式，标示出了宋代城市女伎的两个方面——在大量的歌舞女伎一旁，也同样存在着一个以出卖生活技术的庞大的女伎队伍，在东京人力市场上的“女使”，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通过“女侩”或“牙人”，随时都可以雇用或买到这样的女伎。

　　　　王明清的《玉熙新志》、洪迈的《夷坚志》都记叙道：政和年间，一官员的儿媳妇怀孕，一官员夫人生男孩，均通过牙侩雇、买到了一位奶妈。可知这种以生活技术谋生的女伎是很多的，并已形成了行当，已有专门的牙侩经纪人。而且，市民对这种以生活性技术谋生的女伎的要求非常之高。侯君素《旌异记》就曾讲叙过这样一个故事——

　　　　晏元献家有一老乳媪燕婆，为晏家服务数十年。燕婆死后，晏家对她仍时节祭祀，并经常见到燕婆托梦来说：“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扶持，苦乏人耳。”晏家便为燕婆画二女伎，送去焚之。可又梦见燕婆来说：送去的女伎软弱不中用。晏家叹异，便请工匠用厚纸格绘二美婢，送去焚之。他日晏家又梦燕婆来谢：“新婢绝可人意，今不寂寞矣”……

　　　　这个故事相当生动地刻画了一位终身以生活性技术为职业的老女伎的心愿，她服侍人一生，逝世后在阴间仍向往女伎的服侍。倘女伎无美好伎能与容颜，老女伎怎么会向阳间传递出这一请求？

　　　　生活技术性女伎之伎能，与歌舞女伎之歌舞相比，其境界绝不逊色。就以“针线人”来说，虽是缝补刺绣，但本事很高强。《单符郎全州佳偶》中所介绍给司户作“针线人”的李英，“第一手好针线，能于暗中缝纫，分际不差”。又如临安车桥下的“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中，有个18岁的女儿，被郡王所赏识，其原因是郡王在轿中看见她身上系了一条绣腰巾，换言之，也就是此女的绣工被郡王看中。璩秀秀的刺绣本事有《眼儿媚》词为证：

　　　　有这样的针线功夫，自然要使郡王青睐有加，璩秀秀趋奉官员命运自然难免。因为璩家无钱将她嫁人，只能以璩秀秀将针线伎艺献与官员府第来谋一生路。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连都市寺院的尼姑，都纷纷转向以“绣工”赚钱。曹希蕴就曾为东京乾明寺尼姑的“绣工”作诗，说她们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尼姑都以学“绣工”为本行，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城市里女子就业有较大优势。所以在临安的小户人家，都重女轻男，倘若生下女孩则爱护得如捧珍珠，因为待女孩长大，可以随着她的姿质，教给她一种艺业，以此待价而沽。当然，女伎之伎艺应培养至上乘。即使女伎中最为“下色”的厨娘，所拥有的伎艺也是要十分精湛。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河南偃师出土的此类画像中就可以知道她们的形象——

　　　　她们均梳高髻，穿宽领短衣，着长裙，或烹茶，或涤器。其中“斫脍画像砖”上绘有：高木方桌，一把短柄刀，大圆木菜墩上有大鱼一条，刀旁有一柳枝穿三条小鱼，挽袖露出臂上长圈套镯的厨娘，脚边有一盆水，桌下一方形火炉，炉火熊熊，上置一双耳铁锅，锅中水正沸腾……

　　　　这使人想起叶梦得所记：在南馔未通行东京时，京城里竟无能斫脍者，只有梅圣俞家一厨娘会，故欧阳修等人想吃鲙时，便提鱼前往梅家。看来艺有专门，厨娘也并非是女子就可胜任，必须要专门训练。以临安厨娘为例，那就是一种具有较高伎艺的职业——

　　　　有一当过太守的官员，委托人物色一位厨娘，不几日，委托人便为他寻到了一位有容艺、晓书算的厨娘。一旬过后，厨娘果然来到了，不过她是派一脚夫拿一信先来，太守见信中要求用车去接她，辞语很委婉，字划特端楷，便知此厨娘非庸碌之辈。果然，一入门，着红裙绿裳的厨娘，容止循雅。太守还未尝她做的饭菜，就已十分高兴。待初试厨娘手艺，只见她团袄围裙，“银索攀膊”。

　　　　所谓“攀膊”，乃是市民为便于操作而发明的通用工具。如李公麟所绘《百马图》中：二铡草人衣袖都用绳索缚定挂于颈项间，以把袖子高高捋起。高级者才用银索“攀膊”，足见厨娘气度的不凡。待她掉臂而入，切抹批脔，惯熟条理，真有庄子比喻的运斤成风之势。她做出的食馔，芳香脆美，济楚细腻，难以用语言形容。

　　　　能够雇佣具有这样不俗伎艺的厨娘的，非豪门贵户莫属，但这并不意味着市民阶层就不能享用这种女伎手艺了。在宋代岭南地区，无问贫富，女子都要研习庖厨，勤练习刀俎，如果能够善长醯醢龋�鲊，那就是大好女子了，市民们争着聘具有这样伎艺的女子为婚姻，征婚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笑话：我家女子不善裁袍补袄，若修治水蛇、黄鳝，一条胜似一条……

　　　　女子必须具有良好的庖厨伎艺，已成为宋代市民择偶的一个基本标准，这也成为许多女子成名的一个看家“法宝”。以厨娘这一行当来看，在宋代城市中以女子命名的名牌食品和食店已不在少数。其中突出者，如李婆婆杂菜羹、王小姑酒店、王妈妈家茶肆、汴河岸卖粥妪、金明池酒肆卖酒女……如此等等，必是厨艺精良，经营得法，才广泛传于市民之口，进入记叙都城生活的专书。

　　　　像宋五嫂鱼羹，在东京饮食行业中就有名气，南渡临安后，仍然以独特味道享誉京城。赵构曾尝过她的鱼羹，仅这一次，宋五嫂就得了10枚金钱、100枚银钱、10匹锦绢。由于曾经御赏，市民便纷纷趋向，宋五嫂由卖鱼羹遂成富媪。宋五嫂鱼羹选料讲究，烹调技术与众不同，故始终为市食中翘楚，否则身处左江右湖环境中的市民，便去喝其他人家的鱼羹了。还有不少以妇女称谓命名的店铺和商品，也是由于特殊的伎艺而扬名，如丑婆婆药铺，陈妈妈泥面具、风药铺，卖卦的西山神女，印刷行业中刻书的婺女。吉州舒公窑的女伎舒娇，制出与哥窑等价、栩栩如生的瓷玩具。还有临安五间楼前大街上，那戴三朵花的婆婆，敲响盏，掇头儿拍板，用伎艺表演来卖“点茶”……

　　　　正是这些女伎，以独特的魅力，极大丰富了宋代城市的风貌，并给予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影响。如金代燕京的下棋最高国手就是一位号称“妙观道人”的女子，这无疑是步宋代城市女伎“象棋沈姑姑”的后尘。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人窥见宋代城市女伎形象是多么光彩夺目了。



第二部分　别样风流
第2节　妓女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