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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对影视暴力与侵犯行为关系的争论还很多，到底是影视暴力导致侵犯行为，还是个体的侵犯倾向决定着他对影视暴力的偏好一直是研究者关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史特劳斯提出了以家庭暴力为中介的理论思路。他认为影视暴力与侵犯行为之间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他们同时受到家庭暴力的影响：是家庭暴力同时决定着一个人的暴力倾向和对暴力媒体的选择。
为什么媒体暴力会度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呢？心理学家弗兰兹（Franzoi 1996）认为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 去抑制（Disinhibition）
班杜拉认为，看到他人的暴力行为会降低我们在类似情境中对自己暴力行为的抑制。去抑制现象的发生部分原因是我们对暴力行为的情绪变得迟钝或不敏感，不关心他人的感受与痛苦。Drabman（1974）等人在一项研究中就发现，看过大量凶杀节目的大学生在看暴力影片时所产生的生理激起要比他们观看科幻片时的生理激起水平低。因此研究者认定媒体暴力使得人们习惯于这些暴力，并对此产生去抑制。
？ 形成侵犯剧本
赫斯曼（1988）借鉴了认知心理学的概念，认为儿童在观看暴力片的时候，会发展出一套侵犯性的剧本（Aggressive scripts），这个剧本表明了侵犯事件发生的顺序，它存储于记忆之中，指导者一个人的行为。比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班杜拉的Bobo doll研究就反映了这样的剧本。
？ 认知启动（Cognitive priming）
前面讲过的武器效应把一些侵犯性的线索和侵犯行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这些线索最终引发暴力行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刺激对侵犯行为具有诱发作用，我们把由这些刺激引发暴力行为的现象叫做认知启动。
（2）传播媒体中的性暴力
人们非常关心色情题材对侵犯行为的影响，黄色书刊、色情暴力片是否会增加犯罪？传播媒体的色情内容对暴力行为的刺激到底有多大？一直是人们想要弄清楚的问题。60年代后期美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研究黄色书刊对人的反社会行为的影响。与大多数人的预期相反，该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这些东西与反社会行为的上升并无关系，青少年犯所接触的黄色书刊并不比同伴多。他们在分析性暴力罪犯时发现，这些人早期的家庭背景，在性问题上很保守，而且被限制。
其他心理学家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还指出，年轻人在性犯罪问题上的行为主要受同伴的影响，而不是媒体的影响。但是这一结论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宣称，某些黄色书刊贬低了女性的地位，从实际上鼓励了性暴力（Diamond 1980）。也有人发现，在媒体暴力与侵犯行为的关系中，性别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马拉姆斯（Malamuth 1982）比较了观看暴力色情片，非色情暴力片，及中性影片对青少年侵犯行为的效果，发现暴力性色情片增加了男性而非女性对性暴力的态度，使男性被试产生更多的性幻想。
第三节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
人类的亲社会行为是指任何自发性地帮助他人或者有意图地帮助他人的行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其中助人行为的涵盖范围要大于利他行为。利他行为（Altruism）是指在毫无回报的期待下，表现出志愿帮助他人的行为，而助人行为指一切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包括期待回报的行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这两种行为的区分并不多，这不仅是因为意图难以把握，还因为二者都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对其加以鼓励要比区分更重要，所以心理学家常常把二者放在一起加以讨论。
1、对利他与助人行为的理论解释
（1）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这是由威尔逊（Edmund Wilson）提出的一种理论观点。威尔逊认为，任何遗传上具有高生存价值，即有助于个体持续生存的决定性特质，往往具有向下一代遗传的倾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具有该特质的个体比不具该特质的个体较易持续生存下去，并且产生较多的后代，而每一个后代也将具有该特质。依次类推，具有该特质基因的团体将在该物种中占多数，从而形成团体优势。比如，具有产生较长脖子基因的长颈鹿常常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的食物，因而会比短脖子的长颈鹿产生更多的后代，经历数代以后，我们将看到脖子更长的长颈鹿。然而脖子过长会使动作变得笨拙，也会被淘汰。如此一来，只有脖子长度适中的长颈鹿能够成为该种族的优势团体。
威尔逊把这一演化原则用到利他行为的解释中，指出帮助他人的倾向对团体的基因来说具有很高的持续生存价值，对个体来说则未必如此。以一对鸟饲养6只小鸟为例，每一只幼鸟有半数的基因来自其雄性亲代，6只小鸟的基因加起来的话就是其雄性亲代的3倍。假如这只雄鸟牺牲自己去保全他的幼鸟，它的基因库依然超于从前。Robert Trivers（1971）则从相互性的角度阐述了社会生物学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双向的或相互的利他行为（Mutual or reciprocal altruism）才可作为生物学上的基础。他认为个体利他行为的潜在成本，必须经由得到来自他人帮助的可能性所抵消。社会生物学对利他行为的预测较易验证，比如具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会有更多的利他行为。
（2）社会进化论
尽管社会生物学观点很吸引人，在80年代风靡一时，但它也极容易招致批评，因为人们认为社会因素要比生物因素更为重要。肯贝尔（1975）提出的社会进化论就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共识，这种理论认为，在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人类将选择性地进化本身的技能、信念和技术。因为助人与利他行为是遍布于整个社会的行为，因此它们也在进化中得到了提高，并已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
社会进化论认为有三种规范对亲社会行为很重要：
？ 社会责任规范（Social responsibility）
社会责任规范是指人们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那些依赖我们并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按照这种规范，家长有责任保证孩子的健康和安全，老师有责任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这个规范主要是针对助人者而言的。
？ 相互性规范（Reciprocity）
相互性规范也叫互惠规范，它是指人们之间的助人行为应该是互惠的，别人帮助了我，那么我也应该帮助别人，即帮助那些帮助过我的人。心理学家认为这种规范对维持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 社会公平规范（Social justice）
社会公平规范是指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候没有助人并非我们没有责任感或者是不遵循互惠规范，而是我们认为对方不值得帮助。
（3）学习理论的观点
学习理论在看待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时，认为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关助人行为的规范的掌握是学习的结果。在学习过程中强化和模仿很重要，儿童会模仿父母或他人的助人行为，并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中，而在这个过程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助人行为也有较大的影响。
专栏3…3： 逃避帮助的人们
要求帮助的行为常常唤起人们许多混杂的情绪感受，一方面人们乐于去帮助他人，因为那是一件善事；另一方面，人们又知道帮助他人必须付出某些成本——这些成本可能是他不愿付出的。Pancer（1979）等人的研究就证实，在一些情境下人们会主动逃避帮助他人。研究者在人行道上摆上一张桌子，有时候桌上有募捐箱，有时候则无任何东西。Pancer发现当桌子上有募捐箱时，行人似乎有远远就避开的倾向；另外当有人坐在桌子后面收集募捐物时，比没有人坐在桌子后面更容易使人产生逃避行为。
除了逃避帮助他人，人们有时也逃避接受帮助，当事情自己能做时，人们不希望别人来帮助。心理学家Brehm（1966）用拒抗理论（Reactance theory）解释人们的这种逃避行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有选择的自由，而接受来自他人的帮助会威胁到自己的这种自由。当个体知觉到自己的自由受到威胁时，就会有不愉快的经验产生，从而促使他逃避帮助以保持独立性。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则从接受恩惠的成本看待这一问题，指出接受他人的帮助会使自己欠他人的债，从而也要去帮助他人。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从自尊受到威胁的角度看待人们的逃避行为，认为接受他人帮助暗示着自己的失败与无能，如果一个人把他人的帮助归于此，他必然会产生逃避行为。
2、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
影响助人行为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情境因素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最具有利他行为倾向的人，在某些情境中也不会去帮助他人，所以情境因素对人们的利他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他人的存在
1964年的一个晚上，纽约市的一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当时她的38位邻居听到了呼叫声，但是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内，竟无人实施救援，有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却连报警电话也没有打。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社会评论家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道德腐败。对此心理学家拉坦纳（Latane）和达利（Darley）认为，恰恰是旁观者的存在成了助人行为缺乏的原因。当有其他人存在时，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时间延迟越长。拉坦纳和达利把这种现象叫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对这种效应的解释有三个：
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既周围他人越多，每个人分担的责任越少，这种责任分担可以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在一项现场研究中，拉坦纳策划了一个抢劫事件情境。情节很简单，当小商店的售货员到店铺后面核对商品时，俩个抢劫犯低声说“决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然后就拿了一箱啤酒跑了。这种事件都是在小店里只有一位或两位顾客时发生。正如研究者所预料到的，单独目击犯罪行为的人与那些尚有其他人在场的人相比，显然更有可能向店员报告偷窃行为。
情境的不明确性（Ambiguity）：从决策分析过程来看，人们有时无法确定某一情境是否真正处于紧急状态，这时，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该个体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假如其他人漠视该情境，或表现得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也可能认为没有任何紧急事件发生。拉坦纳和达利（1970）设计了一个实验情境，在实验中让男性大学生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几分钟后有烟雾透过气孔进入房间，在四分钟内烟会越来越多，使被试看东西与呼吸变得困难。结果发现，当被试是单独一人时，他们会到周围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75％的人会向实验者报告这种情况；而当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一起填写问卷时（试验者的助手没有起来察看情况），只有10％的人这样做。很显然，其他人的沉默使得被试认为这个情境是没有危险的。
对旁观者效应的第三种解释与人们的评价恐惧（Evaluation apprehension）有关。鲍姆斯特（Baumeister 1982）等人认为，如果人们知道别人正注视着自己，就会去做一些他人期待自己去做的事情，并以较受大家欢迎的方式表现自我。在某些情境中，比如烟雾充满屋子的例子中，被试会担心在他人都保持沉默时，如果自己表现出担心的话会使别人认为自己的胆子太小。也就是说，试图避免社会非难的心态抑制了人们的助人行为（Schwartz 1980）。
？ 环境条件
物理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意愿，象天气条件、社区大小以及环境中的噪音等都对人们的助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卡宁汉姆（Cunningham 1979）就用两项现场研究证明了天气在助人行为上的效果。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走向行人，让他们帮助填写调查问卷。结果发现在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的天气条件下，人们较为愿意去帮助他人。另一项研究是在一个与天气关系密切的露天餐厅进行的，卡宁汉姆也发现，在天气好时人们付的小费也较多。
除了天气，人们所处的社区大小也影响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大城市里的人不友善，也不乐于助人；而小城镇里的人则是既合作又乐于助人。欧尔（Houre 1978）、考特（Korte 1981）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时，城市大小确实有不同的影响。阿马图（Amato 1983）通过调查55个澳洲社区中人们的助人行为，发现在他所设计的五种情境下，小城镇的人帮助陌生人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人。这些情境包括请求行人为慈善事业捐款、看到他人摔倒去扶起、看到他人掉东西告诉他人等。但这些结果只是针对陌生人而言的，对亲戚、朋友来说，大城市居民的助人行为未必比小城镇与农村的少。许多人用都市生活的匿名性、感觉神经负荷过重以及无生气的都市官僚制度所引发的无助感解释这种差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哪种解释较好。
噪音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噪音降低了人们对环境中全部事件的反应性。谢若德（Sherrod 1974）以此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在噪音条件下，人们帮助困境中陌生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马修（Mathew 1975）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项实验中，他把许多书和报告故意扔在地上，看进来的人有没有人帮着捡起来。结果发现当屋子的噪音处于正常水平时，72％的被试会帮着收拾散落的书籍；而当噪音很大时，这个比例只有37％。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巨大的噪音使人们忽略了环境中的其它事物，并驱使人们尽快逃离该情境。
？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