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佛学研究会秘书长”。我们开始一本本读佛经，读的时候基本上都读不懂，于是我们就读南怀瑾解读的佛经，读完以后我们之间在这方面的交流多了一些。实际上这个佛经是一个引子，通过谈佛经就把人的价值观、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谈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朋友很难得，如果没有这个朋友，自己探索是非常孤独的，可能很快就放弃了，如果动不动找个师父就比较江湖了。如果两个好朋友，没有任何功利地去探讨，结果就全然不同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整个思想的成长，我庆幸走过这样一段路，有这么一位朋友相伴。虽然我悟性不够，没有长进，但是从此我的性格变平和了一些。
当时我还管着一个很不景气的砖厂，在海口的秀英。在那一带，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海南岛把当地的小流氓都叫“烂仔”。一次有一群“烂仔”拦住了我，不让我过去，说这路是他们修的，让我付钱才能过去。这群“烂仔”的头儿是一个个子很小、晒得很黑的小伙子。据说他在当地非常出名，当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把砍柴的刀。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敢砍我，所以我就没有理会他们，一直往前走，后来，这群“烂仔”看我没有理他们，骂了一顿也就走开了。走过去以后，我很郁闷，找到易小迪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易小迪对我说，以后“烂仔”要找你的麻烦，你千万不要再找一群“烂仔”对付他们，要找派出所，找级别和境界比“烂仔”更高的。在易小迪的指点下，我去了秀英派出所，并认识了一位姓符的民警，我告诉符民警说经常有“烂仔”骚扰我们，请他们给予帮助，之后符民警也成了我的朋友。
那时的海南岛非常缺电，照明用的电都是自己的发电机发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灯下看书，突然电灯灭了，我想肯定是小偷把我们的小型发电机偷跑了。出门一看，果然是。于是我们三五个人就一直追出一两里地，直到小偷放下小型发电机自己跑了。
有一天晚上，我和这位姓符的民警在一起，一群小偷偷走了我们许多的塑料布，我们知道后，就一直追，追了差不多十几里路，终于抓住了一个小偷，符民警用手铐把小偷铐到窗户的铁栏杆上，铐了两个多小时，后来我跟这位民警说：“放了他吧，要不他没办法上厕所了。”
我回到海口后，把这事又告诉了易小迪，这次易小迪没有给我出什么主意，只是淡淡地对我说：“我们一起念念佛经吧！”
想起来，在我困难的时候，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易小迪，他不一定会给我多少物质上的帮助，但他的讲话会给我力量，给我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样，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也是我。
记得1994年，阳光100在南宁拆迁一个糖果厂，许多退了休的老职工对这个工厂很有感情，不满意拆迁的情况，他们组织到一起，包围了阳光100的公司及商场。当时，易小迪打电话希望我去南宁帮助他，我马上坐飞机赶到了南宁，发现易小迪居然赶到机场来接我，我对他说：“你忙得焦头烂额，何必来接我呢？”我虽然赶到南宁，却没有帮上他任何的忙，只是默默陪在他身边。通过谈判，事态平息了，我劝他还是回到北京来开发房地产，他同意了。
回到北京后，阳光100做得很成功。同时，他在全国的12个城市开发房地产也很成功。回想起来，从80年代开始，有多少商人起起浮浮，但阳光100在易小迪的带领下稳步地发展起来了。有什么秘诀吗？有一次我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易小迪引用的两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想，这可能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吧。
易小迪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我们在海南研究佛经的时候，每天几点睡觉，几点打坐，几点起床，非常有规律。现在，易小迪虽然成了大老板了，但他的生活依然非常简朴。他经常出差，但坐飞机从来只坐经济舱，不坐公务舱和头等舱，他的心境一直是那样平静。
人生难免有沉浮起落，该如何面对这些起伏呢？我想起来一个圣人说过的话：“Be generous in prosperity and thankful in adversity。”
悍然王功权
王功权是个性情中人，很真诚，情感非常地饱满。他身上有一股热情，说个什么事情，绘声绘色、头头是道。他的表达，不是为了说个东西而说东西，而是掏心掏肺的，无论是革命也好，谈女朋友也好，都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中，常常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跟王功权在一起，很容易被感染。有一段时间，王功权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王功权是一个非常慷慨的人，但不能简单地用江湖义气来形容，他有一定的境界，很有追求。
我们六个人成立公司时，实际上是王功权出的力更多一些。一开始还有另外几个筹备的人，后来因为观点不合退出了。他们琢磨开公司的时候，王启富跟我比较熟，他说我们成立这个公司一定要让老潘过来。我那时候才20多岁，特别瘦，满脸皱褶，头发也长，都可以拽到嘴里了，外人很难看出我的真实年龄。海南岛的人以为我50多岁，他们说老潘你50多岁了，保养得还是不错的，你们北方人就是会保养。
于是，冯仑和王功权先找了我一次，说我们做了一个公司，合伙人都是几个好朋友，得把你请过去。其实当时我的状况非常好，在一个中外合资的企业里当部门经理，收入很稳定，有房子，有车子，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说我想想，然后到他们成立公司的办公室去看了看，觉得乱糟糟的。当时我跟易小迪很熟悉了，他们就动员他请我过去，说我们六个人，不管年龄大小，不管出钱多少，我们六个人地位是平等的。我想了想，还是过去了。冯仑主要是打通关系，他认识的人多，具体做事就是我跟王功权。其实跟王功权在一起做事情还是非常愉快的。第一，这个人值得信赖，从心里面值得信任；第二，他没有躲躲藏藏的事情，合作伙伴做什么事情，如果心里面想什么事情不跟你说，就很麻烦了。王功权就从不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就一定要说出来，不管后果会怎样。
有一次我跟他从海口坐大巴车到三亚，去东亚信托投资公司贷一笔款。当时贷了500万，我们办完手续以后，带上支票往回走。王功权说，咱们打个出租车回去吧。从三亚到海口有300公里路。我说公司刚刚开始，打出租车太贵，还是坐大巴吧，这样还有点时间可以吃点饭。他说行。我们就在那条路上——也就是现在最繁华的解放路——找餐馆。
那时大概也就下午6点钟。那条路上居然一个餐馆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大排档，问还有没有吃的，餐馆的人说有饺子，但不够你们两个人吃。我们说那就再给下点面条。就这样我们坐在大排档里面吃饺子。王功权说，咱们是不是太寒碜了点？我说有醋有辣椒，有什么寒碜的。
我们吃了饺子，垫了点面，就到长途汽车站去。我们问几点开车，司机说8点开，我上了车，边等车边看资料——那时候特别敬业。到了8点，王功权说怎么还不开，什么时候开。司机说马上开。每次问都说马上开。到晚上11点半了车还没有开，因为人没有拉满，跑着就亏。王功权就骂骂咧咧地嚷嚷半天，然后突然间就冒火了。他说：老潘，你先把东西看好，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下去。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别管了，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待着。等他下去，我回头一看，他跟司机打起来了。原来他一下去就给了汽车司机一拳，结果好几个司机都围过来打他。打了一通架，最后为了避免再出事，我们半夜坐出租车回去了。
他的这种性格，其实也挺可爱。当时我们之间意见也不同，也有矛盾，经常争论、吵架。冯仑爱讲荤段子，有一次冯仑和王功权和我坐一个车，冯仑坐在前面，讲了一个玩笑话，好像是说雷锋比较喜欢老太太，说你看他帮助这个老太太买票，扶那个老太太过马路，他的故事里面都是老太太，他喜欢老太太，不喜欢小姑娘。我估计王功权当时心情不是特别好，下车吃完饭以后，他说这个冯仑道德败坏，我不跟他坐一个车了。他气呼呼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
冯仑的伦
我觉得冯仑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我们六个人中他是反应最快、最机智的，他愿意追求创新，说话语不惊人死不休。跟冯仑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情绪，谁都不冷落。如果坐在一起说话，绝不会有冷场的时候，如果停几秒钟，他都觉得尴尬，所以就不断说。他这个人学习能力很强，善于接触外面的新事物。
90年代初，我们刚来到北京，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只有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小报。到北京后我们买了第一部汽车，是一辆奥迪，冯仑坐在车上，说幸福生活的感觉终于找到了。那时候有很多流行歌曲，像邓丽君的、叶倩文的、孟庭苇的，等等。孟庭苇的歌冯仑基本上都会唱，连歌词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他天天买卡带听歌，他说自己的生活就是看小报、听小曲、开小车，生活太美好了。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小报是主要信息来源。
在创业初期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下来六个人的权利和股份都是一样的、均等的。实际上这里面冯仑是个老大哥，他是六个人里面的召集人。我们六个在海南岛赚第一笔钱的时候，在滨海新村买了两套房子。之前他们几个人都是租的农村房子，门口是猪圈，上下水这些东西都没有，条件特别差。那时候王功权的女儿已经四五岁了，王功权和冯仑一家老小都挤在这种地方。我住的条件好些，在原来单位租了一套房子，上下水、厨房、卫生间配套设施比较好，跟农村凑合盖的房子不太一样。买了两套房子后，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冯仑一套房，王功权一套房，结果不知道冯仑和王功权怎么商量的，他们觉得在这两套房子里面给我一个人一套房子，让王启富、刘军两个人住一套房子。我说冯仑别这样，我还有房子住，以后赚了钱了再买房子，你们两家有家有口的，从猪圈旁边的房子搬过来吧。结果冯仑说，别，你们去住吧。
所以从一开始，冯仑和王功权在我们六个人中间领导地位的确定就是靠大公无私，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计较。如果这个时候一计较，说分房子，我抢着先分一个，这样的话六个人的凝聚力很快就没有了。冯仑也好，王功权也好，他们的表率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当然，他们确实在物质上面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需求，一直到现在，两个人对这些都没什么概念。他们都是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人。
有一次，我们在北京赚了好多钱，冯仑的野心就出来了，一会儿说要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会儿说要收购哈尔滨的地下商城，最后王功权说，地下的事情没有意思，我们最好组建一个航空公司，天上有几家万通的飞机飞着，再收购一个上市公司，收购信托公司……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天天谈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只要和冯仑走到大楼里面他就问这楼多少钱，想把它收了——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是这样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边吃边谈，冯仑爱吃大白菜，王功权爱吃炒土豆丝——这是他一个特别重要的情结。那时基本上就冯仑、王功权和我三个人在北京，我们经常去保利大厦旁边的小摊上吃饭（现在环境不错，那时只有些摆小摊的），点上土豆丝等三个菜，边吃边谈。有意思的是，吃饭时谈到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收购项目，眼都不带眨的，吃完以后，两三块钱的土豆丝反倒觉得贵了，真是矫情。我这才明白过来，大家原来都是穷学生，突然有了钱以后，就没有钱的概念了，收购项目的花费还不如贵了几毛钱的土豆丝给我们的感觉更直接。
再聚首
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让我们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到最后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个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