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维尔最后拜访的一名小组成员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年轻时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卡尔比丽塔厉害，但他绝不是米沙·拉尔金那类人。他和加里克·阿萨图良一样，一切与生俱来，用演员的话说，他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灰白浓密的头发，黑亮的眼睛，他不用任何暗示就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是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经常使用催眠术。但他有一个缺点，其实也不能算是缺点，只是性格特征。他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却从未觉得自己需要去爱别人。总会有女人爱上他，他与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时不时给她们一点希望和鼓励，不让她们脱钩。他的女病人不论漂亮与否，只要向他卖弄风情，他就经不起诱惑。每个爱上他的女人仿佛都为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感到生活更加有趣。
卡尔就毁在女人手里。一个爱上他的女病人，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他从表面的恭维转向实质性内容，于是恼羞成怒，告到法院，说卡尔医生先将她催眠，然后在她丧失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将她强奸。不巧的是，卡尔工作时没带助手，该事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确信，卡尔对女病人碰都没碰一下。而受害者一再强调：“不仅碰了，还……”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党政机关的一个大官，卡尔终于明白了，不会再让他干医生这行了，他命该如此。
当然，可以取证，接受采访，攻击造谣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四年后就好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民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但它发生在1985年，卡尔没有任何机会打赢这场官司。除此之外，他被明确告知：最好乖乖地离开莫斯科去某个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的化身，他这样的坏蛋显然不配住在这里。卡尔长叹了一口气，准备用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在俄罗斯中部换一幢房子，和帕维尔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单身，到那儿可不需要拖家带口。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如果卡尔答应某些条件，他就能留在莫斯科。条件有三个：彻底放弃行医；改变姓名及住址；为这个人服务并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卡尔并不愚蠢，他明白自己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机构打交道，并很快猜到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他并不需要钱，他挣的钱已足够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他行医收费虽低，但他的病人都是些有钱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卡尔什么也不怕，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但他时刻被仇恨煎熬着，他恨那个又肥又蠢的女人，就因为没跟她上床，她就敢这样报复他；他恨她那身居高位却道貌岸然的丈夫；他恨那些被视为智慧、荣誉、良心的化身的人，居然不让他和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帕维尔给卡尔发了新证件，上面贴的是他的照片，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他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帕维尔解释说，为他选名字时，尽量保留了原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一来只是对原来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卡尔就不用费劲去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出自女人之手、绣有他姓名字母的手帕，也必须扔掉。当然啦，是有点可惜，这可是天然的细麻纱布，而不是粗糙的合成制品。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列文科更换了住址，溶入莫斯科的滚滚人流之中。
丽塔为帕维尔工作是出于感激和爱，米哈伊尔·拉尔金是由于贪婪，阿萨图良则是害怕坐牢。卡尔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因此工作得特别卖劲儿。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些党政活动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人。帕维尔了解卡尔，给他布置任务时力求做到每项任务都能让他强烈地感到复仇的快感。可以说，促使卡尔为帕维尔工作的是感情因素，而非物质因素。
丽塔害怕进疯人院，米哈伊尔害怕贫穷，阿萨图良害怕坐牢，而卡尔什么也不怕。帕维尔觉得有必要尽快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刚开始工作时，卡尔曾接受一项任务，致使一位大学一年级女孩自杀。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非常富有但不太守法的人对这姑娘的父亲很感兴趣，但他一年前刚死了妻子，坚决拒绝了这些对他极为有利的建议，他说：“我可以冒险，但一旦事情败露，我会被捕入狱，到那时我女儿怎么办？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小偷，她将怎样活下去？”一句话，这姑娘成了绊脚石。而那些人非常需要她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些对他们极为重要的文件。后来，这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摔死了，他们终于说服了这位父亲，让他签了文件，并因此赚了大钱。帕维尔手中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卡尔与姑娘的死有关，凭借这些证据，他控制了卡尔。
在帕维尔坐牢的两年期间，卡尔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在为帕维尔工作期间挣的钱已足以使他不再为生活发愁。他住在宽敞的公寓里，遛遛狗，打打猎，有时也带女人回家，但从不留她们过夜。和卡尔聊了半小时后，帕维尔失望地发现，卡尔的仇恨消失了，现在帕维尔手中关于他与姑娘之死有关的证据成了促使他工作的唯一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阿萨图良干得很出色，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但阿萨图良还很年轻，40岁都不到，经验智慧都不足，而卡尔就老多了，即便被送上法庭，他可能也会对此漠然处之。更何况，对卡尔的罪证还存有争议，远没有阿萨图良的材料有力。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卡尔一边抽烟一边说，可帕维尔认为他在撒谎，他实际上并不高兴。刚过了两年的平静日子，他可不愿再找什么冒险和刺激。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您已经对我厌倦了，您想过平静的生活，我很珍惜您以前为我做的一切。这次的任务很艰巨，您完全有理由置身事外，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个人一个忙，”帕维尔轻轻地说，避开了卡尔的目光，“请帮我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任务，当然，您的工作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好吧！”卡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俄罗斯”饭店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乍一看很难分清，是水晶吊灯流光溢彩，还是女士们从头武装到脚的钻石更加光彩夺目，在这儿举行的活动与石油生意有关。众所周知，石油生意总是伴随着血腥和死亡，只有那些幸存者才能获得巨额利润。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是此次活动的嘉宾，来这儿参加活动的许多人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曾从他那儿借过钱。尤尔采夫建议主办人邀请几位外国商人，并为他们支付路费及在莫斯科逗留三天的食宿费用。这些外国人自己不会掏腰包来参加这次活动，但他们的到来既能扩大影响，又能加强业务往来，增进友好关系。
大厅里的人都是经过检查的，因此保镖禁止入内。尤尔采夫站在食物丰盛的餐桌前，心情愉快地品尝着精致小菜，时不时地从高脚杯里啄点白酒。为了让与会者能充分自由地交流，主办人举办了时髦的自助餐会。尤尔采夫的右边站着一位皮肤黝黑、十分壮实、嘴唇凸起的男人——他就是尤尔采夫用钱请来的阿联酋商人；尤尔采夫的左面是一位35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脸上的神情让人一看便知是个职业女性，可能是某个大公司的顾问。当然，尤尔采夫来莫斯科时带来了自己的情妇，但她没来参加宴会：在离开酒店的前一个小时他们又吵翻了，结果尤尔采夫一个人摔门而出。而现在该为自己物色一位女伴了，否则置身于这些都有女伴的男宾中间他会显得格格不入。尤尔采夫对身边的漂亮女人不感兴趣。他并不喜欢职业女性，虽然他认为她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认真负责，而且不会冲动地去做愚蠢的冒险，但他始终觉得，这些女人连最基本的调情都不会，她们的性格非常男性化，不会挑逗，不会撒娇，整天一本正经；而尤尔采夫最喜欢的恰恰是轻佻任性、讲究打扮，长相漂亮的小姑娘。
尤尔采夫端起盘子和酒杯在大厅内慢慢走动，不时地向熟人微笑，点头致意。他来此也有自己的目的，但他并不急于开始。等那个人吃饱喝足之后，尤尔采夫再找他谈些重要的事情。他一会儿看看雪亮的餐刀，一会儿又看看某个漂亮姑娘裸露的背部，懒洋洋地想：“是不是要把她带到一边去聊些废话？”后来决定，“还是算了，再找找吧！”这时，尤尔采夫突然感到不舒服，背上直冒冷汗，他飞快地向四周瞥了几眼，发现投人注意他，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美国石油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一位老熟人跟他聊了起来。刚谈了十分钟，尤尔采夫就想：“真是个蠢才，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在说什么，尤尔采夫根本没有听，他礼貌地道了歉，假装马上要到大厅的那一边的样子，溜走了。
突然，尤尔采夫感到有点热，腋下都出汗了，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这时，他又猛地打了个寒颤，“我是不是生病了？”尤尔采夫吓了一跳。但寒颤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尤尔采夫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和其他男人一样，他对身上的任何不适都深感恐惧并无法忍受。“应该找个地方坐坐。”他一边想，一边向大厅门口走去。门廊内摆放着沙发和软椅，但都有人坐了。尤尔采夫朝洗手间方向走去，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真走运，顺着长廊向右拐，他发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小矮桌，只有一位戴深色眼镜，留长鬈发，微微有些发胖的男人坐在那儿。
尤尔采夫坐了下来，把腿伸开，将身体放松靠到椅背上。他不再打寒颤，但头却发沉，后脑勺疼得厉害。“看来我是真的病了，”他想，“真不巧，这个样子明天怎么回家呢？”
“头疼吗？”旁边的男人同情地问。
“是的，你看出来了？”
“当然了，您的脸色很苍白，可能是太闷热的缘故。您是不是血管有毛病？”
“现在可怎么办？”尤尔采夫皱着眉头问，每个字都说得十分艰难。
“没什么可怕的。”这人笑了，“35岁过后，三分之一的人会患这种病，只不过许多人不注意罢了，等到中风了，他们才会大吃一惊。我就曾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没关系，只要药片一吃，五分钟后立刻恢复正常。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点儿药片儿，我总是随身带很多。”
“可这儿没水，我可没劲儿再走回大厅去。”尤尔采夫的头痛得更厉害了，他甚至觉得眼前发黑。
“不需要水，把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它会立刻溶化，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男人递给尤尔采夫一个深色玻璃瓶，里面有半瓶白药片。
“吃了它，您会立刻好起来，何必受这份罪呢？”
“是啊，我何必受这份罪呢？大哪！疼得真让人受不了，我会不会中风了？”想到这儿，尤尔采夫有点害怕，他把一粒药片倒在手掌上。
这人收起玻璃瓶，笑了：“数不到一百下，您就会好起来。这种药很有效，是我妻子从加拿大带回来的。”
尤尔采夫合上眼睛，莫名其妙地数起数来，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数到八十六时，他感觉好极了，好像从未有过任何不适。
“您真是个魔术师！”尤尔采夫由衷地感谢道，“我想记下药名，可以吗？”
“鬼才知道，”这人高兴地摆摆手，“是我妻子买的，应该问她才对。”
“难道药瓶上没写吗？”
“这不是原装的。这药原来装在一个大罐里，根本没法随身携带。知道吗，药店里的散装药并不用于零售，而是为医院准备的。我用小瓶装了一些，放在口袋里，您要不要再来点？”
“我可不能再拿您的了。”尤尔采夫不好意思地笑了。
“瞧您说的，小事一桩，我还多着呢。再说我妻子很快还要去加拿大，会给我再带些回来。哎，给您倒哪儿？您能不能找张纸过来？”
尤尔采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
“好极了！”这个男人赞许地点点头，“把它折成纸袋。”
他再次取出那个神奇的小黑瓶，打开塑料盖，把药片倒进纸袋里。
“瞧，就这样。我劝您别等到发作后再吃，刚刚感到有点头疼，就应立即把药片放到舌头底下。您是怎么发病的？一开始是不是浑身发热？”
“是的。”尤尔采夫惊讶地答道。
“然后发冷，是吗？”
“没错。”
“症状很典型，和我一样。请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病人，千万别等到头痛欲裂时再吃药，只要发冷，就立即服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
“今天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而我已经受了四年折磨了。”这人长叹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症状隔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在闷热拥挤的环境中，我大约每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发作一次，而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大约一个月一次，或者更长些。这还取决于天气状况、精神压力、工作强度等因素。但您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吃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谢谢！”尤尔采夫由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可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值一提，”这个人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
尤尔采夫返回大厅，他觉得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这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男人的药片可真神。可话又说回来，怎么会是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的男人呢？他明明留着精心修理的短发，也没戴眼镜……“一定是我搞混了，头发蓬乱、戴眼镜的那个人是我昨天在酒店碰到的，那时他也坐在门廊中一张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