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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作为一种普遍倾向的恋尸癖，尽管与弗洛伊德的肛门虐待狂性格和死本能有关，却从未出现在精神分析的语言中。关于这一点，待后详论。现在，我只想就恋尸癖患者作一简单的说明。
具有恋尸癖定向的人对一切无生命的、死的东西特别感兴趣。他们常常被尸体、腐烂的东西、大粪、脏物所吸引；喜欢谈论疾病，谈论死亡和葬礼。他们恰恰是在能够谈论死亡的时候，帮感到自己活着。希特勒便是这种纯恋尸癖的一个典型人物。希特勒迷恋于破坏，他认为，死者的气味是甜蜜的。在希特勒获胜的那些年月里，他显然只希望消灭他所说的敌人。诚然，目睹德国人民以及自己周围的那些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彻底的毁灭乃是希特勒最大的满足，在哥特丹麦隆所度过的岁月最终揭示了这一点。此外，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报告——尽管这个报告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却也作了很好的说明：一位士兵看见希特勒呆呆地伫立着，两眼直瞪瞪地注视着一具腐烂了的尸体，久久不愿离去。
恋尸癖的视钱只停留在过去，却从未展望过将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些感伤的人，换言之，他们只回味着昨日的感受，或者只相信他们自己曾经历过的事。这些恋尸癖患者的感情是冷漠的、疏远的，他们是“法律和秩序”的忠实信徒。他们的价值观恰恰与正常人的价值观相反：令他们激动和满足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
对强权的态度是恋尸癖的特点。这里我们想引用西蒙娜韦尔给强权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强权即是指将人变成一具死尸的能力。正象性欲可以创造生命一样，强权则能摧毁生命。一切强权，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有杀人权力的基础上的。我也许不想杀害一个人，而只想剥夺他的自由；我也许只想侮辱他或者剥夺他的一切物品——不论我想干什么，这上结行动中都蕴含着我杀人的能力和愿望。爱恋死亡的人必然也爱恋暴力。在这种人看来，人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创造生命，而是毁灭生命；强权的使用不是由环境强加给人的一种转瞬即逝的行动——而是生命的一种方式。
这正表明了恋尸癖之所以真诚地倾心于强权的原因。在热爱生命的人看来，男女是人的基本的两性，同样，在恋尸癖患者看来，存在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两性”：那些拥有屠杀权力的人和缺少这种权力的人：换言之，即是有权者和无权者、杀人者和被杀者。恋尸癖一方面爱慕杀人者，另一方面则鄙视被杀者。他不只是仅从语言上来表明自己“对杀人者的爱恋”，而是把杀人者视为自己性吸引和性幻想的对象，尽管这没有上述所说的性行为反常或吃尸行为（吃尸体的欲望）那么严重。然而，我们亦可以在恋尸癖患者的梦中常常发现这种吃尸的欲望。我熟悉一些恋尸癖患者的梦。他们常梦见自己与一位年老的女人或男人性交，但他们与她（或他）之间没有任何肉体上的吸引，他们只是害怕和羡慕这些人的权力和破坏的能力。
希特勒或斯大林之所以能对人们产生影响，恰恰是因为他们具有无限的杀人的能力和愿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得到恋尸癖的爱慕。其余许多人则害怕他们，这些人宁愿去赞美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不愿意意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恐惧感。另有许多人则根本不知道这些领导人所具有的恋尸癖的特性，而把他们视为缔造者，救世主和善良的父亲。当然，假如这些具有恋尸癖的领导人不把自己打扮成缔造者和保护人的话，那么，被他们所吸引的广大人民就不会如此尽力地帮助他们夺取政权，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也许早就把他们拉下了台。
以一种有组织的、实用的方式成长乃是生命的特点。恋尸癖患者们则喜欢一切机械的、不能成长的东西，他们渴望把有机物改造成无机物，把一切生命过程、感觉和思维都变成物，并且用一种机械的眼光来看待生命，似乎所有活生生的人都是物。在恋尸癖患者看来，一切有考虑价值的不是经验，而是记忆；不是存在，而是占有。只有当恋尸癖患者占有了某物时，他才能与这个某物——一朵花或一个人——发生关系；因此，对他的占有物的威胁乃是对他本人的威胁；一旦他失去了这个占有物，他也就失去了同这个世界的联系。那正是我们所见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反作用的原因：即他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失去自己的占有物；然而，一旦他失去了自己一直想要占有的生命，他也就不复存在了。恋尸癖喜欢控制和操纵他物，正是在这种行动中，生命被扼杀了，当然他也极其害怕生命，因为就其本质来讲，生命是混乱无序的、不可控制的。在有关所罗门作出判决的故事里，［所罗门是《圣经旧约》中的人物，他以智者著称，一次两个妇女到所罗门那里告状，都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所罗门就命令把婴儿劈成两半，分给二人。一个女人表示同意，另一个女人坚持反对。于是，所罗门判定坚决反对的那个女人是婴儿的母亲］那个谎说自己是婴儿的母亲的妇女典型地表现了这种倾向；她与其失去一个活生生的婴儿，倒不如要一个被劈成两半的死孩子。恋尸癖患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公正的分配，正是为了他们所说的正义，他们才愿意去残杀，去死亡。“法律和秩序”是这些恋尸癖患者的偶像——对法律和秩序所造成的一切威胁都被看成是对他们最高价值的恶毒的攻击。
恋尸癖患者喜欢黑暗和夜晚。用神话和诗歌的语言来说，也就是喜欢洞穴、大洋的深处或通常所说的瞎子。（在易卜生所写的《彼尔金特》中的巨人们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巨人们都是生活在洞穴里的盲人＇这里所说的失盲只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它完全不同于“真正的视力”＇，他们的唯一价值就是对“自产自给”的物品的迷恋。）这种人热衷于远离和敌视生活，并希望回到子宫的黑暗处，回到过去无机的或动物的生存状态。从本质上来讲，这种人倾向于过去，而不是未来，后者正是他们所仇恨和害怕的，因为这些盲人追求的正是某种确定性。但是生命永远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也是不可控制的；为了控制生命，他们就必须把生变为死；死是生命中惟一可以确定的。
这些恋尸癖的定向通常最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的梦中。这些梦涉及到凶杀、鲜血、尸体、头盖骨、大粪；有时也涉及到已被变成机器或象机器那样行动的人。许多人也会偶然做过这种类型的梦，但没有表现出恋尸癖的定向。在恋尸癖患者那里，这种梦是经常重复出现的。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表情和姿态识别那些患有严重的恋尸癖的人。这种人通常是冷漠的，其皮肤看上去就象死人一样，只有当他闻到一股臭味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会显露出一丝表情（我们可以从希特勒的脸上看到这样一种表情）。这种人守纪律、专心一致、表现出迂腐的样子。象艾希曼这样的人物就足以向全世界表明恋尸癖患者的这一特征。艾希曼迷恋于官僚主义的秩序和死亡，他的最高价值就是服从和起适当的组织作用。艾希曼曾象装运煤炭一样地装运着犹太人，在他的眼里，犹太人就根本不是人，所以，他是否仇恨或不仇恨他的牺牲品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我们不仅仅在宗教法庭的审判长、在希特勒和艾希曼式的人物中看到恋尸癖的特征。其实，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恋尸癖的定向，只是因为这些人没有杀人的机会和权力，所以，这种定向则以别的表面上看来是更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我且以下述这位母亲为例。她总是对自己孩的疾病、失败，对未来的盲目预测感兴趣，这位母亲从不注意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任何新现象，而且对自己孩子的良好变化和欢乐欣喜也无动于衷。我们发现，这种母亲经常梦见疾病、死亡、尸体和鲜血。她不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去伤害孩子，而是逐渐地压制孩子的生活乐趣及其成长中的信念，最终用自身的恋尸癖定向来影响孩子。
恋尸癖定向往往与其对立的定向相冲突，这样，才能得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荣格便是表现这种恋尸癖特征的典型例子。在荣格逝世后出版的自传中［CG荣格《记忆、梦、反思》，阿讷莱热弗主编，纽约，1963。试比较我在1963年9月《科学的美国人》这一杂志上发表的论述这本书的文章］，举例证实了这种特征。荣格指出，死尸、鲜血和残杀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我将提及下述这件事来说明荣格的这种恋尸癖定向在现实生活中的典型表现：人们在波利根建造荣格住宅的时候，发现了一具法国士兵的尸体，该尸体大约是在一百五十年前，拿破仑入侵瑞士时淹死的。荣格给那具死尸拍了照片，并将这张照片挂在他房间的墙上。随即，荣格埋葬了这具尸体，对着坟墓鸣枪三声，致以军人的敬意。从表面上看来，这一行为似乎有点奇怪，而且不具有任何意义，但正是这些“无意义的行为”比那些目的性明确的，重要的行为更清楚地体现了一种潜在的定向。许多年以前，弗洛伊德本人就已注意到荣格的这一爱恋死亡的定向。弗洛伊德在和荣格一起动身前往美国的时候，荣格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在汉堡附近的沼泽地中所发现的被保存得很好的尸体。弗洛伊德不喜欢这种谈话，他对荣格说，你之所以大谈死尸，其原因就在于你无意识地满怀着希望我死去的意愿。荣格理直气壮地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过了若干年后，大约在离开弗洛伊德的时候，荣格做了这样一个梦。荣格觉得，他必须（和一个当地的黑人一起）杀害西格弗里德。于是，他带了一支手枪出去了，正当西格弗里德出现在山顶的时候，荣格杀死了他。惊恐不安的荣格害怕自己的罪行会被人发现。然而，所幸的是下了一场暴雨，冲走了犯罪的所有痕恋。荣格从梦中醒来，思索着。他决心要解释这个梦的含义，否则的话，他宁愿自杀。经过一番思考后，荣格得出了下述这个“结论”：杀死西格弗里德意味着杀死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以表现自己的谦卑的美德。从弗洛伊德向西格弗里德的微妙变化足以使一个具有最高明的释梦的人掩释自己这个梦的其实含义。如果有人扪心自问这些强烈的压抑是何以可能的话，这个人就会回答说，梦便是自己恋尸癖定向的一种表现。既然这种定向被彻底地压抑了，荣格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这个梦的含义。荣格只迷恋于过去，而不是现在和将来；墓碑乃是他最喜欢的物质材料；他就象一个孩子一样幻想着上帝向教堂扔下一团大粪，然后又摧毁了这座教堂——这正是对荣格的恰当的说明。荣格对希特勒及其激进的理论的同情就是他酷似死亡爱恋者的另一种表现。
然而，荣格又是一个不平常的创造者。创造性恰恰与恋尸癖相冲突。荣格通过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弛的破坏能力同医治创伤的能力之间的平衡来解决自身内的这种冲突；对往事的兴趣，对死亡和破坏的迷恋，成了他深思熟虑的主题。
在对恋尸癖定向的描述中，我可能已给读者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里所说的一切特征都可以在恋尸癖患者中找到。事实确实如此，这些不同的特征：如残杀的愿望，对力量的崇拜，对死亡和脏物的迷恋，虐待狂、“有秩序地”将有机物变为无机物的愿望等等都是这种基本定向的组成部分。诚然，就个人而言，在各种定向的程度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首先，这里所讲的某一种特征在这个人身上也许比在另一个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其次，这个人所具有的恋尸癖定向的程度也许大于他本人的恋生癖定向；再次，对恋尸癖定向的认识或使这些定向合理化的程度也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恋尸癖这个概念决不是一种抽象，也不是各种孤立的行为定向的综合。恋尸癖构成了一种基本的定向；它是对生命问题的一个问答，然而，这都是彻底地反对生命的；它是人所具有的最病态、最危险的生命定向。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性行为反常：当人活着的时候，他爱恋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生长，而是毁灭。假如一个恋尸癖患者敢于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感觉的话，他就会用他所说的“死亡万岁！”的口号作为有关自己生命的座右铭。
与这种恋尸癖定向相对立的便是恋生癖定向；后者的本质乃在于对生命的爱恋，而不是对死亡的爱恋。和恋尸癖定向一样，恋生癖定向也不是由单一的特征所构成的，它表明了一种完整的定向和整个存在的方式；体现在一个人的生理过程，情感、思维和各种姿态中；总之，体现在一个完整的人中。这种恋生癖定向的最基本形式表现在一切活生生的有机会的生存定向中。与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相反，我同意许多生物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观点，即认为生存，维持自身的存在乃是一切有生命的实体所固有的特性；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每一个自在的事物莫不努力保持其存在。”他认为，一物竭力保持其存在的努力不是别的，即是那物的现实本质。
我们可以在我们周围的一切有生命的实体中观察到这种生命的定向；一棵小草为得到阳光继续生存下去，竟可以破土而出；一只动物为逃脱死亡，竟可以决战到底；一个人为维持自己的生存竟可以干任何事情。
维持生命和反对死亡的定向乃是恋生癖定向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也是一切生命的实体所共有的。就这种维持生命、反对死亡的定向来说，这种表现形式也仅仅是生命冲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具有更积极的表现形式：一切生命的实体具有综合与统一的倾向；其目的乃在于把各种不同的、对立的实体熔合在一起，并使其有规律地得到发展。综合和统一的发展乃是一切生命过程的特点——不仅细胞如此，一切感觉和思维也是如此。
恋生癖定向的最初表现形式是细胞和有机物之间的熔合，在动物和人中就表现为无性细胞同有性细胞的结合。在人那里，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