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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乱伦固结的症状，依赖于退化的程度。在最良好的情况下，除了对女人的稍有过分的依赖和恐惧外，几乎没有什么病状可言。退化的程度愈深，依赖和恐惧程度就愈强烈。在最原始的层次上，依赖和恐惧已达到与健全的生活相冲突的程度。还有其它病状的因素也依赖于退化的深度。乱伦定向犹如自恋那样，是与理性和客观性相冲突的。如果我未能切断与母亲的密切联系，如果我坚持崇拜稳定和保护的偶像，那么这种偶像就会变成神圣的东西。人们不能批评它，如果“母亲”是不会犯错误的话，那我又如何能对别人作出客观的评价呢？即使这个人是与“母亲”有冲突或不为“母亲”所赞赏的。当固恋的对象不是母亲而是家庭、国家或民族的时候，这种判断的有害形式就不会显得那么明确。因为这些固恋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所以对国家或宗教的一种强有力的固恋很容易导致偏见和歪曲的评价，而人们却把这种评价看作是真理，因为这是一切具有同一固恋倾向的人所共同享有的。
对理性进行了歪曲之后，在乱伦固结中居于次要地位的病理特征，就是没有把其他人当作完全的人来体验。只有那些具有同一血统或土地的人才被看作是人，而“异乡人”则被认为是野蛮人。结果，我也成了我自己的一个“异乡人”，因为除了被共同的血缘关系统一起来的团体所体验到的这一残缺不全的形式外，我不可能体验到人的本性。这样，乱伦固结就损害或毁灭了——按退化的不同程度——爱的能力。
乱伦固结的第三种病症就是它是与人的独立和完整性背道而弛的。受母亲和家族束缚的人，就没有自身的自由，没有确立自己信念的自由，甚至也没有犯罪的自由。他既不能面向这个世界也不能拥抱这个世界。他总是处在母亲般的民族——国家——宗教固结的牢狱里。人只有彻底摆脱母亲，才能自由的发展，达到自身的独立，以致于从所有乱伦固结的形式中解放出来。
乱伦固结通常是得不到人们的承认的，或者说，它似乎总是以那种看来是合理的方式使之合理化。有些被他母亲牢牢束缚着的人可能以各种不同的方法使自己的乱伦关系合理化，诸如为母亲效劳就是我的责任；她为我做了那么多事；她对我有生身之恩；她吃了那么多苦头；她是多么了不起啊。如果固恋的对象不是个别的母亲，而是国家的话，这种使之合理化的理由也是相同的。它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想法，即人们应把一切归功于国家，或者赞叹国家是多少不平凡，多么不可思议！
总而言之，继续受母亲式的人和类似母亲形象的血统、家庭、家族束缚的倾向，是一切男子和女子与生俱来的。这种倾向经常与相反的倾向——生、进步、生长——相冲突。在正常的发展情况下，生长的倾向总是占上风。在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那种倒退的、互相依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结果使人多少陷于无能之中。弗洛伊德关于在任何一个孩子身上都可以发现乱伦欲望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思想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自己的设想。乱伦欲望首先不是性欲的结果，而是构成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定向：希望同自己出身的地方保持联系，害怕自由，害怕被他本人没有能力接近的形象所毁灭，因而他只得放弃任何独立性。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一下本书所讨论的这三种定向之间的相互关系。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结的轻度表现形式彼此是十分不相同的，而且，往往一个人可以有其中的一种定向，而不同时具有其它的定向。在这些定向的非恶性的形式中，也不会有一种定向会严重地剥夺理性和爱的能力，或造成强烈的破坏（作为一个例子，我想提一下D·罗斯福这个人。这是一个兼有温和的恋母固结和自恋，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恋生定向的人。对比之下，希特勒几乎完全是一个只有恋尸癖的、自恋的和乱伦定向的人）。但是，这三种定向的恶性程度愈甚，它们也就愈汇合在一起。首先，乱伦固结和自恋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就个人还没有完全从母体中出现这点而言，这个人就不可能自由地与加人发生联系或自由地去爱别人。他和他的母亲（作为一个整体）都是他自恋的对象。我们可以在个人自恋转化为集团自恋的过程中最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在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伦固结与自恋的混杂。这种特殊的混合可以用来解释权力和一切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政治狂热的不合理性。
乱伦依赖和自恋的最原始的形式，是与恋尸癖结合在一起的。渴望回到母体中，回到过去，同时也就是渴望死亡和毁灭。如果将恋尸癖、自恋和乱伦依赖关系的极端形式混杂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混合称之为综合病症，我建议可称它为“退化综合症”。患有这种综合症的人确实是邪恶的，因为他背诵了生活的发展，是一个献身于死亡和不健全的人。希特勒便是这种“退化综合症”的最具有史实意义的一个例证。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希特勒深深地迷恋于死亡和破坏；他是一个极端自恋的人，对于他来说，他自己的愿望和思想就是唯一的现实。最后，他又是一个有极端强烈的乱伦欲望的人。不管他与他母亲的关系怎样，他的乱伦定向主要表现为狂热地献身于有共同血统关系的民族和人民。他为不让德国民族的血液被毒化从而拯救德国民族这一思想所困扰。这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所表达的那样，首先要把德国民族从梅毒中拯救出来，其次，把它从犹太人的亵渎中拯救出来。自恋、死亡、乱伦这三种定向的混合，必然使象希特勒这样的人成为人类和生活的敌人。这种三位一体的特征，在R·霍夫的《雅典的狐狸》一书中得到最明确的描述：
“当性行为的整个本质就是承认一个‘他者’的时候，希特勒的那个永远不会丧失的一元论的‘我’，究竟如何会屈从于整个性行为的呢？无疑，希特勒有一个牢固信念，即他认为自己是宇宙唯一的感情中心，唯一的真实化身。宇宙会有这种化身或曾经有过这种化身吗？由于希特勒是唯一的存在，这当然是他至高无上的内在‘权力’的理论基础。‘我是唯一的存在，在我之后，没有其他人’这个宇宙除他之外没有人只有物。因此，对他来说，全部‘人’的代名词都缺乏应有的感情内容。这就使希特勒无拘无束、庞大无边地设计和创造各种意图：对这个设计师来说，要改变政治家的态度也是十分自然、容易的事，因为这些政治家同他掌中的新鲜玩意儿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这些‘人’只不过是仿效他的‘物’，也即是工具、石头的同义语。所以工具都是有把手的——耳朵就是充当把手的。诚然，对石头的爱、恨或怜悯（或把真理告诉石头）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样，希特勒便成了一个个性极为病态的人，一个真正赤裸裸的自我：当这样一个自我反常地生活在从临床角度看是健全的成熟的成年人中的时候，他就显得极度的病态（对新生儿来说，自我无疑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开端，这种正常状态一直可以延至青少年时期）。这样，希特勒的这个成年人的‘我’，已发展成为一个膨大而无特征可言的赘物，就象一个恶性肿瘤一样……”
“这个痛苦的、疯狂的动物在自己的床上辗转反侧……”
“‘黎恩济之夜’，即是一个看完歌剧以后，在林茨城的弗莱堡（Freinberg）度过的那个夜晚。那一定是他少年时代最美妙的一夜，因为就在那个夜晚他第一次证实自己是一个孤胆英雄。这驱使他在黑暗中走到一个高高的地方。难道他不曾在此时此地展示了全部尘世的王国吗？面对古代的教理问题，难道他不曾一度全心全意地赞成过吗？在十一月星星的作证下，难道他就没有任高山上达成永久的契约吗？但是，现在……现在，当他似乎浮在黎恩济式的浪尖上的时候，汹涌的海浪以强大的力量把他冲到柏林。波峰倒海翻江地向他压来，把他冲下去，使他深深地、深深地陷入绿色的咆哮着的深渊中。
他在床上猛烈的翻腾着，喘着气——他要淹死了（这是所有事情中希特勒最害怕的事）。淹死？那么……好久以前，在林茨城的多瑙河桥上自杀的少年摇摇欲坠的一刹那……很久以前，这个具有神经质的孩子毕竟已经跳了下去，然而，这一切终究是一场梦！然而，在他梦中淹在水里的那对耳朵，现在毕竟听到了雄壮的多瑙河歌唱的声音了。
在他四周的深绿色的亮光中，一张死人面孔正向他漂来；这张死人脸上，有他自己的稍微肿胀的睁着的眼睛，这是他已亡故的母亲的面孔，就像他最后一次看到的那样，睁着眼睛、毫无血色地躺在白色的枕头上。这张死了的，白色的和空虚的脸曾给过他以爱。
但是，现在那张脸变成了好几张脸——它们全都在水中围绕着他。所以他的母亲就是这水，就是这将要淹死他的水！
这样，他就不再挣扎了。他的主要姿态是把下巴支在膝头上，躺在那里，让自己淹死。
于是，希特勒终于睡着了。”
在这短短的一段引文中，作者就以一个作家仅有的方式把“退化综合症”的全部因素都集中在一起了。我们看到，希特勒的自恋，他渴望溺死——水就是他的母亲——死对他的吸引力，这一切都是由他死去的母亲的面孔来体现的。他将下巴支在膝盖上这一主要姿势，则象征着他试图退到母体中去的样子。
希特勒只是“退化综合症”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有许多人是以暴力、仇恨、种族主义和自恋的民族主义为生的，这些人便患有这种综合症。他们是暴力、战争的破坏的领导者或“真正的信奉者”。他们之中只有那些最不安定和有病的人才会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这一真正的目的，甚或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些目的。他们试图使自己的定向合理化，即把这种定向说成是对国家的热爱，是责任和荣誉等。但是当正常的文明生活的方式被破坏的时候，就象在国际战争或内战中发生的那样，那些人就不用再去压制自己的最强烈的欲望了。他们会唱起仇恨的赞歌；当他们能为死亡尽力的时候，他们将表现出活力，并发挥出各自的才干。确实，战争和暴力的气氛乃是患有“退化综合症”的人最能义分显示自身的场合。当然，多半只有少数人才是为这种综合症所驱使的。然而，事实上，在争斗、冲突、冷战和热战的时候，不管这些人是不是为这种综合症所驱使，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使他们成为危险的传染病（一种仇恨的传染病）的媒介的真实动机。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承认自己是热爱死亡、害怕独立的人。在他们看来，他们自己团体的各种需求才是唯一的实在。他们在肉体上并不象麻疯病人那样处在孤立的状态之中。正常的人如能认识到隐藏在他们虔诚的合理化背后的那种不健康的恶性的需求，也就行为，它足以使他们对其疾病的影响获得某种免疫力。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知道：不要把言词当作现实，要从患有一种疾病的人的欺骗性的合理化中看到，只有人才可能患有这种疾病，这就是在生命消失之前对生命的否定。［我建议一种经验性的研究提纲，即通过“投射询问”的方法，可以发现那些患有恋尸癖、极端自恋和乱伦依赖疾病的人的影响。这样一种询问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对美国人口进行分层、抽样的研究中去。这不仅可以发现“退化综合症”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同其它因素、诸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宗教以及地理起源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恋尸癖、自恋和乱伦固结的分析，提出了一个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关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可供讨论的，尽管在本书中，这种讨论必须是简单的。
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以里比多这一发展与进化的理论与基础的，即从自恋定向发展到口腔接受型定向、口腔进攻型定向，肛门虐待狂定向，再发展到阴茎和生殖型定向。在弗洛伊德看来，最严重的精神病是由停止或倒退到里比多发展的最初阶段所引起的。例如，倒退到口腔接受阶段，结果被认为是比倒退到肛门虐待狂阶段更为严重的一种症状。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这个一般原则，并不为临床观察的事实所证明。口腔接受型定向本身比肛门型定向更接近于生活；因此，一般说来，肛门型定向比口腔型定向更容易使症状加重。此外，口腔攻击型定向则比口腔接受型定向更容易使症状变得严重，因为前者包含着虐待狂和破坏的因素。结果，我们几乎把弗洛伊德的理论颠倒了一个。与口腔接受型定向相关的是最不严重的症状。较为严重的症状分别与口腔攻击型定向和肛门虐待狂定向联系在一起。假定弗洛伊德的这一观察，即从遗传学的角度讲，发展的次序是由口腔接受型定向到口腔攻击型定向，再发展到肛门虐待狂定向是有效的话，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