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才听到播音员的声音，他就跳起来，关掉收音机，快步走进卧室。
事后说，都是因为9月23日那个狂乱的星期五夜晚，市府举行了市长特命调查员记者招待会和电台对该招待会的转播，才使纽约人的大逃亡告一段落，而且在短短数小时之内，因怪猫而引起的暴乱事件也完全平息。毫无疑问地，那一晚大家成功地渡过这场危机，而且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疯狂情绪。但是，少数几个密切注意到大众复杂心理变化的人都明白，取代这种惊慌的是一种类似的不良状态。
接下来几天，随着民众陆续返回纽约，人们对怪猫所犯下的案件似乎已不再感兴趣了。过去的一个月来，让市政府、警察局和全市各派出所忙得不可开交、像洪水般汹涌而来的询问电话和意见也已减少得像涓涓细流一般。原来不时得面对选民指责、攻击的民选官员，发现他们的窘境竟不可思议地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各区民意代表的服务处变得门可罗雀，终于可以让他们松一口气了。就连舆论也都销声匿迹，只剩下窃窃私语，害得报纸专栏也没题材可写。
还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现象。
9月25日的那个星期天，全市各个派别的教堂里做礼拜的人数骤减。虽然教士、牧师对民众的堕落感到遗憾，但观察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鉴于「不久前的过去」。（在纽约市的历史上，那次暴乱已经降格为一个小注脚，可见这变化有多戏剧性）观察家们说，今年夏天，教堂出席人数不寻常的踊跃主要是出于对怪猫的恐惧，民众惊慌地寻求精神慰藉作为庇护。这大规模的突然变化只是代表恐慌已经结束了，钟摆已经摆向另一个极端。他们预测，教堂出席率很快就会恢复正常。
各界贤达彼此道贺，并庆祝纽约「恢复理性」。大家都认为年轻人必须被保护，也计划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可是，每个人——尤其是官方——似乎都觉得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那气氛就像怪猫已经落网了一样。
不过，未被放松的气氛所蒙蔽的人却看到与表相想反的征兆。
从9月24日那个星期六后的一个礼拜之间，《综艺》和百老汇的专栏作家开始报道说，夜总会和戏院的生意出奇得好。换季并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因为实在是太突然了。
整个夏天都没有卖过满座的戏院，喜出望外地被迫把原先裁掉的带位员又请回来，维持秩序的缆绳和「仅剩站位」的牌子也派上了用场。在这之前惨淡经营的夜总会老板看着挤得水泄不通的舞池，笑得合不拢嘴；有名的几家夜总会甚至还傲慢地拒收某些客人。百老汇的酒吧和餐厅爆满。花店、糖果店、雪茄店都人满为患，连酒商的生意都增加三倍；卖黄牛票的、拉客的、做地下买卖的，又开始笑逐颜开；赛马赌注登记员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赌注源源进入。各种运动比赛场所都刷新买票的观众人数，弹子房和保龄球馆连忙增添人手；百老汇大道、四十二街和第六大道上的娱乐靶场都人满为患。
似乎在一夜之间，娱乐事业和相关的附属行业都开始欣欣向荣。从日落到清晨三点，时报广场人声鼎沸，水泄不通。计程车司机们都说：「就像大战刚结束一样。」
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曼哈顿中心区。类似的情况在布鲁克林区中心、布朗士区的弗得罕路及所有五大区的中心比比可见。
同时，在那个星期当中，广告公司客户服务部门看到广播收听率调查预报后，都大吃一惊。大部分的主要电台都开始播放秋季和冬季的新节目时，听众的开机率应该明显增高才对，可是，大都会区的收听率却普遍降低。所有电台都受到影响。以地方消息为主的独立电台立刻针对这个现象特别作调查，却发现，显示节目反应和收听率的图表，都已经跌到谷底。最重要的数字，也就是显示开机比率的数字，过去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电视收视率的调查结果同样低迷。
——纽约人既不听收音机也不看电视了。
播音员和广播公司副总裁们都忙为客户解释说明。似乎没有人想到，既然很多人都不在家，当然就没有人打开收音机或电视；而即使有人在家，他们的心思也不在这里。
警方对酗酒和行为不检案件的突增也大惑不解。对赌场的例行突检常常收获丰盛，而且抓到的赌徒很多都不寻常，他们一掷千金。抽大麻和吸毒的案子也增加到令人不安的地步。此外，娼妓取缔小组不得不与其他单位合作，以便遏止娼妓活动的突然扩大和增多。走私、偷车、抢劫、一般暴力事件和性犯罪等都急剧增加。青少年犯罪率的升高尤其令人担忧。
特别令人感到奇异的是，全市各地的街头巷尾又到处可见野猫出入。
少数观察敏锐的人都看得出来，纽约人对怪猫失去了兴趣，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健康的态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群体的情绪还主宰着纽约市，而且群众的心理仍然停留在惊慌失措层次，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和方向而已。人们现在是从心理层面逃避现实，而非生理方面。然而这依旧是一种逃避。
10月2日那个星期天，为数众多的教士牧师都拿《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作为他们讲道的主题。
在那时谈论萨多姆和葛摩拉两个圣经里的罪恶之城是很自然的事，地狱里恶臭的硫磺和炙热的火焰也是可预期的。
道德堕落的所有元素都呈现在这个大熔炉里，滚滚沸腾。
唯一的麻烦是，最能从这个章节获益的人却仍然逍遥在外，以邪恶的方式洗涤他们的罪恶。
怪猫猎获的第九条命，令人感到讽刺的竟是最关键的一条。
因为这个案子到了第九次谋杀才有了突破。
尸体是在9月29日到30日之间深夜一点过后发现的，距离「怪猫暴动」正好一星期，离斯特拉·佩特鲁奇遇害地点不到两里路。尸体横陈在位于七十七街和中央公园西路之间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台阶上漆黑的阴影里，是一名眼尖的巡警发现的。
死亡原因是勒颈窒息。凶器是一条绳索，柞蚕丝制品，和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和莱恩·欧莱利案的一样，是蓝色的。
从死者完好如初的皮夹子里的驾驶执照中发现，他的名字是唐纳德·凯兹，21岁，住西八十一街。经调查，该住址是中央公园西路和哥伦布大道之间的一栋公寓楼房。他父亲是牙医，在靠近雪尔门广场的阿姆斯特丹大道和西七十一街之间开业。家里信犹太教。死者有一个姐姐——珍妮·伊默森太太，住在布朗士区。唐纳德目前在攻读广播及电视工程的课程。他似乎是个聪明又充满理想的好男孩，爱憎分明，交游广阔但是亲密的朋友不多。
他的父亲默文·凯兹医生亲自指认了尸体。
从凯兹医生那里，警方知道了他儿子遇害那天下午曾和一个女孩子出去过。她叫娜汀·卡特尔，19岁，家住布鲁克林区波洛公园附近，是纽约艺术盟校的学生。布鲁克林区的刑警当晚把她带到曼哈顿审讯。
一看到尸体，她立刻昏倒，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她才能把来龙去脉讲清楚。
娜汀·卡特尔说，她认识唐纳德·凯兹将近两年了。
「我们是在一次巴勒斯坦示威活动中相遇的。」——过去一年，他们彼此达成「某种共识」，每星期见面三四次——「我们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唐纳德对科技感兴趣，而我的兴趣则在艺术。就政治而言，他等于还没有长大，甚至战争都没给他带来任何教训，我们甚至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看法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相爱。」
卡特尔小姐说，前一天下午，唐纳德·凯兹到艺术盟校等她下课，他们从五十七街步行走到第七大道，途中在「龙凤」餐馆吃了一顿炒麦当晚餐。
「我们为了付账起了一点儿争执。唐纳德老是持那种不成熟的观念，认为这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丈夫累了一天回来以后，她应该把他侍奉得舒舒服服之类的。我告诉他这次轮到我付账了，结果他大发脾气。最后，为了避免在公共场所难看，我让他付了账。」
之后，他们到五十二街上一家小小的俄国夜总会「雅尔」跳舞，就在「二十一与里昂」及「伊迪」两家餐馆正对面。
「我们非常喜欢那个地方，而且常常去。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碰到里面的人，像玛丽亚、隆亚和蒂娜等，都是直呼名字。但是昨天晚上非常拥挤，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唐纳德喝了四杯伏特加酒，一点儿小菜都没动，所以一走出来吹到风，就觉得头有点晕。他还要去下一区，但是我说我没有心情，因此，我们就沿着第五大道往上城的方向走。到了第五大道和五十九街的时候，唐纳德说想去公园里走去，他觉得……很有兴致，他酒还没醒。但是那里面黑漆漆的，而且怪猫可能……」
讲到这里，娜汀·卡特尔精神崩溃了。等到她恢复后，她又继续叙述：
「当时我极度不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常聊到怪猫，从来都不觉得那是切身的威胁，我非常确定；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认真地看待这个事情，我的意思是指用非常严肃的态度。唐纳德常说怪猫反犹太，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犹太人口最多的城市他还没有勒死过犹太人。然后他又会大笑，自相矛盾地说，也许怪猫就是犹太人。我们之间常讲这一类的笑话，虽然我从来不觉得这有多好笑，可是你不能对他讲的话生气，你没有办法，他……」
他们不得不提醒她不要离题。
「我们没有去公园。我们沿着中央公园南路走，沿着有房子的人行道走。一路上，唐纳德好像酒醒了一点儿。我们闲聊上个礼拜佩特鲁奇那个女孩子的命案、「怪猫暴动」和出城逃难的事。我们两个都认为这很可笑，在有危机的时候，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先吓昏了头，反而是损失可能最多的年轻人保持头脑清醒……然后，走到哥伦布圆环的时候，我们又吵起来了。」——唐纳德想送她回家——「好几个月前，我们早就有约定了，如果非假日晚上约会，我自己回布鲁克林。我真的对他非常生气。他妈妈不愿意他太晚回家，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和他这么频繁见面的唯一理由。为什么我没让他送我，为什么我不让他送我！」
娜汀·卡特尔又哭了起来，凯兹医生安慰她，叫她不要怪自己，他说如果唐纳德命中注定要遭怪猫谋害，谁也改变不了结局的。女孩子握住他的手。
她的故事还有一段没讲完。她拒绝让男孩子陪她回布鲁克林，还催他赶快搭计程车回家，是因为「他看起来不太舒服，而且我不喜欢他在那种情况下自己一个人走夜路。我那样说让他更加生气，他甚至都不……跟我吻别。我最后一眼看到他，是在走下地铁阶梯的时候。他站在上头和某个人讲话，我想是一个计程车司机。那时差不多10点半。」
他们找到那名计程车司机。是，他记得那对年轻人吵架。
「那个女孩子下阶梯离去的时候，我打开门对那小伙子说：『下次运气就会好一点儿啦，大情人。上来吧，我送你回家。』可是他火冒三丈。『开车滚吧！』他对我说，『我要走路回家。』然后，他就穿过圆环，转进中央公园西路，往上城的方向走去。他的脚步不太稳。」
唐纳德·凯兹曾试图步行回家。他从哥伦布圆环沿中央公园西路的西侧往上城走了大约一里路到七十七街——离他家才四个路口。显然，怪猫一路跟踪他，可能跟踪他们两个整整一晚上了。虽然在「雅尔」和「龙凤」两家店都没问出什么结果，而且计程车司机说唐纳德·凯兹离开的时候，他不记得曾看到什么举止可疑的人。无疑，怪猫一直在等待时机，等待他可以扑杀的机会。那个机会在七十七街上来到了。在唐纳德被发现的地点，即博物馆的台阶上，有一滩呕吐的秽物，唐纳德的外套上也有一些。显然他走过博物馆前时，酒后反胃的感觉涌上来，唐纳德就坐在黑暗的台阶上呕吐。
怪猫可能就是从一旁逼近，趁他坐着呕吐的时候从后面下手。
他曾经猛烈挣扎。
死亡的时间，据法医说，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
没有人听到尖叫或被掐住后呼喊的声音。
对尸体、衣物、勒脖子的绳索，还有命案现场都作了彻底检查，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
「老样子，」奎因警官在拂晓的晨光中说，「怪猫没有留下一点儿线索。」
但是这次他有了。
致命的线索于30日早上，在凯兹家位于西八十一街的公寓里拐弯抹角地浮现了出来。
刑警正在讯问凯兹一家人，试图找出唐纳德·凯兹和前八件谋杀案受害者的关系。
在场的有死者的父亲、母亲、姐姐以及姊夫费伯特·伊默森。凯兹太太是个纤细的棕眼女人，悲恸中仍不失迷人风采，她脸上的妆都被泪水洗掉了。伊默森太太是个丰满的年轻女子，不如她母亲有气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一直吸泣不止。埃勒里从伊默森太太的话中得知，她和她弟弟并不是很合得来。凯兹医生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像三个半星期前在中央公园另一端的柴克·理查森一样。他失去了他的儿子，从此传宗无人。唐纳德的姐夫，一个留着红胡子、已经开始谢顶的年轻人，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站得离其他人远远的，仿佛要避开人家的注意。他刚刮过胡子，刚毅的下巴在薄薄的滑石粉下微微出汗。
埃勒里对那些千篇一律的问题和回答并没有很留意。
这些天来，他日子过得特别累，前一晚尤其累人。这番询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他十分确定，就像其他几次谋杀也找不出结果一样。案子的模式有几个细微的变化——受害人是犹太教徒而非基督徒，和上次案件距离7天，而非17天、11天或6天——但是就大处而言，并无不同：柞蚕丝制成的绳索、男性蓝色、女性橘红色、遇害人未婚（莱恩·欧莱利是令人困惑的唯一例外）、死者的姓名列在电话簿上——埃勒里在案发后马上就查过了、第九名受害者比第八名年轻、第八名比第七名年轻、第七名比……
「不，我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