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比较完备和先进的名校，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它本应顺风而呼，率先垂范。但如果偏偏是它在这方面拉了“倒车”，那就不单是它的悲哀，更是教育的耻辱了。
在这里，我并不完全否认分数是衡量教育效果的标尺之一的科学价值。事实上，分数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检验出一个人智商的高低。也许正因如此，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一所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除外），尤其是高中和大学，不把学生的分数作为决定其是否入学的重要参考标准之一。
从这个角度上说，分数或许永远走不出教育的王国。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陷入惟分数论的陷阱。以“状元”为例，其综合分数或单项分数可能在本地区、本学科中是最高的，但这只能说明其智商或应试技巧高，而绝不能以此为惟一论据，简单推导出其情商也必定高。从这个角度来讲，“状元”充其量只是在某一方面基础较好的“毛坯” 而已。
对真正的教育家来说，把“好学生”培养成才，并不值得骄傲，只有将“坏学生”塑造成质量一流的“教育产品”，才最值得自豪。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从孔子到柏拉图，从马卡连柯到陶行知……无不如此。“只有不合格的教师，没有不合格的学生”，苏霍姆林斯基对这个道理做了最好的解释。事实上，苏霍姆林斯基本人正是以此为教育信念，将前苏联的一所普通乡村学校———帕夫雷什中学变成了享誉世界的教育实验中心之一；而他的教育论著《帕夫雷什中学》，更成为一部被大家公认为“活教育学”的教育经典。对照苏霍姆林斯基的做法，我不知道那些热衷于用种种“特别承诺”招揽“状元”生源的名校是否会 汗颜。
请看一个古老的故事：战国时齐王欲聘颜斶为官，承诺给他以优待：食必猪牛羊，出必乘华车。然而，颜斶拒绝了，理由是他更乐于“晚食当肉，安步当车”。实际上，他拒绝齐王的真正理由是：齐王仅以生活上的优厚条件作为招徕人才的重要条件，足见齐王目光短浅，而真正的士子将很难和这样的国王合作。
以齐王比之于那些以金钱等“特别承诺”作诱饵的名校，二者是否貌合神似？齐王的招数在真高士面前失效了，名校的承诺又怎么不会在真“状元”面前失灵？据此而言，我认为，如果名校再一意孤行地扮演应试教育最顽固的堡垒的角色，那么，总有一天，会自取其辱。
教育指南
名校之所以会成为应试教育最顽固的堡垒，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往往能够培养出“高分数”的学生。在应试教育的社会氛围以及高考指挥棒下，“高分数”这块招牌，无疑会吸引很多家长的眼球，于是，争先恐后地把孩子送进名校，就成了无数家长梦寐以求的头等大事。
家长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必须首先分析好以下两个问题；否则，尽管你把孩子送进了所谓的名校，但是，孩子最终是否能够如你所愿，却依然是一个难解的未知数。
第一，名校为什么能够培养出“高分数”的学生？诚如文章中所说的，它的教育硬件配套设施，如教室、图书室、实验室等，会比普通学校好，甚至有着很大的差距；它的教育软件配套设施，如教育理念、师资队伍、学校风气等，也会比普通学校好一些，甚至也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距。
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家长也必须注意到，那就是名校的生源基本条件，也要比普通学校好。在现有的招生体制下，这些学校往往有优先招生权，还有一些学校，甚至可以在全省、全国范围内选拔优秀生源。如此一来，名校仅仅是在这一条上，就占尽了优势。与之相比，普通学校要想培养出与名校一样的“高分数”学生，就会存在比较的难度。
第二，你的孩子是否适合在名校学习？也许不少家长会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哪一个孩子不适合在名校学习呢？可是，答案却真的没有这么简单。理由很简单，既然名校汇聚了大量至少是在应试教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一旦普通的孩子进入其中，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即便是在学习的进度和紧张度上，那种针对学习基础好的学生的教育教学计划，普通的孩子也很难适应。
在名校中，所谓因材施教，是针对绝大多数学习基础好的学生而言的；而由于师德等的影响，很少会有老师愿意为“后进生”甚至是普通学生“开小灶”，这样一来，普通学生在名校之中，常常会不进反退，以至于最终的教育效果还不如在普通学校好。也许有人会说，压力越大，弹性越大。可是，这也是要看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一旦压力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则弹性就会消失，更大的压力就会到来。毕竟，孩子不是成年人，他们的心理本身，也处于成长阶段。
分析清楚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作为家长，在是让孩子读名校，还是让孩子读普通校的问题上，你就会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而便于做出正确的选择。
第四辑 培养公民意识教育不是买椟还珠
教育并不是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专家、学者，而只能使大多数受教育者有所为于社会。也就是说，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精英。可是，我们的某些教育者却偏偏忘记甚至背叛了这一点，他们常常会犯下买椟还珠的错误。
2001年6月，《教育时报》记者徐结怀，对河南省获嘉县黄堤镇江营学校小学五年级学生陈瑶瑶失学近一年的原因，进行了探访。陈瑶瑶的失学有多方面的因素。比如他的学习成绩较差、有时调皮捣蛋搞恶作剧等，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校怕他考试不好，影响学校在镇里的排名。
无独有偶，只要中招和高招考试一临近，因学生成绩较差，怕影响学校升学率及排名而违规驱逐学生，逼使他们在毕业会考后提前离校，剥夺其参加中招或高招考试的权利的事情，在全国各地每年都会大量发生。2001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就报道了山东省莘县实验初级中学驱逐几十名初三学生离校，不允许他们参加中招考试，以借此提高学校升学率的事。据我调查，这种不正常的教育现象，在很多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且特别以县乡（镇）一级居多。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教育之于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因为它的终极目标是培养人、塑造人、成就人，使人在经由教育的洗礼之后，能够提升智慧的高度、深厚文明的根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把它称作“百年树人工程”、“太阳下最光辉的事业”，才把从事教育的人称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太阳下最伟大的人”。
我以为，对这些道理，生活在现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绝不会提出质疑，更不用说身在其中的教育者了。既然如此，则教育者就应遵循教育的这一终极目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使自己真正无愧于头顶荣誉的光环。
教育并不是也不可能把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培养成专家、学者，而只能使大多数受教育者有所为于社会。也就是说，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精英。惟其大众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发展如轻舟飞越万重山。这一点，对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意义犹为重大。
可是，我们的某些教育者却偏偏忘记甚至背叛了这一点，他们常常会犯下买椟还珠的错误：将所谓的“精英人物”看作精美的“椟”买走了，却把真正珍贵的大众当做无益的“珠”丢弃了。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不是教育之果，惟有高高在上的“精英人物”才是教育之实。
2001年5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玛纳斯县二中17岁的少年陈魏在救落水儿童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然而，令一些人尴尬的是，陈魏偏偏是一位在学校出了名的“差学生”。在此，即便我们把陈魏的个案当做特例，也无法否定在这个特例学生身上，放射出的确实是最为可贵的人性之光。
事实上，如陈魏之类的“差学生”偏偏能做出“大事”“好事”，仿佛与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悖反的现象，值得我们反省。在全国颇受好评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中的男主角白景琦的成长经历，也是这方面的例证。所以，当教育者为了片面而狭隘的升学率和排名而驱逐所谓的“差学生”，违规剥夺他们参加考试和读书的权利时，这实际上是在背离教育的终极目标，犯着买椟还珠的错误。
教育指南
在重大考试前驱逐“差生”的事情，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说的，每年都会发生。这还只是体现在学校教育上的。事实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家庭教育中，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只不过驱逐的形式不同罢了。
学生的“好”与“差”，本来是需要从很多角度去多元化分析的，因为人是复杂的；然而，在升学的强大压力下，慢慢形成了一种单一的视角，那就是：只要学习成绩不够好，不管你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多么优异，就都会被划入“差生”的行列。学校这样划分，家长也这样划分，以至于学习成绩成了衡量孩子的惟一标准。通俗地讲，就是对孩子进行学习成绩的一票否决。
这种极其片面和错误的人才划分观，是十分残酷，也是十分荒谬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犯买椟还珠的错误。在今天这样一个讲究多元化竞争的时代中，家长也好，学校也罢，整个社会也罢，都必须及时纠正这种观念；否则，不但孩子身受其害，家庭、学校、社会也会深受其害。
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人的才能发展是多方面的。他可能不太善于单纯的知识记忆，但却很可能特别善于知识实践；他可能不太善于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但却特别具备从事文体艺术活动的能力；他可能不太善于应付死板的程式化考试，但却特别能够把自己的知识综合运用起来，在实际操作中表现优异；他可能不太善于适应学校的学习环境，但却特别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并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创造出另一种十分美丽的成功之花，比如韩寒、丁俊晖……
因而，不管是作为家长，还是作为老师，我们都需要从孩子身上找到他的优点，找到他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些优点，这些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孩子所独具的“天分”。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充分发挥孩子的这种“天分”，使他引导着孩子走向成功。
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去找了，就会发现，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天分”，它们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黄金一样，一直存在着。你之所以没有发现它，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或者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去找。而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你被那种片面的学习成绩观，蒙住了眼睛。
第四辑 培养公民意识“血统论”的绞索
“血统论”出笼的根本理由，是统治者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因为他们深知，只要治下的民众凡事爱“认命”，则再专制的做法也合乎情理了。能像陈胜那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者，毕竟是少数。
2001年年底，厦门海关在招录公务员时，明确列出了两项不得报考的条件，即“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者正在服刑的；直系血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在境外有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的”。我以为，这件事出现的具体原因虽然简单，但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却异常复杂。
先来看中国古代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滴血验亲”的传说神乎其神，“生有异禀”的鬼话比比皆是。在此影响下，诸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爱打洞”“将门出虎子，狗窝产奴才”之类的民谚也随之而出且广播四方，使凡事“认命”成为中国民众最广泛的心理基础。
这类“血统论”出笼的根本理由，是统治者借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因为他们深知，只要治下的民众凡事爱“认命”，则再专制的做法也合乎情理了。能像陈胜那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者，毕竟是少数。
再考察一下世界近现代史：
在《受害的一代》、《生而有罪》等纪实作品，或像小说《我儿子的故事》等虚构作品中，带着父母的不容置换的血统的沙俄时代的贵族和军官的子女、富农和“反革命”者的子女、犹太人的子女、黑人奴隶的子女、纳粹的子女，活得多么屈辱———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那样善良、纯真、柔弱、美好！这一切都源于为彼时彼地的统治者和被愚昧了的民众们所控制的“血统论”。
当然，更不能忘记刚走过的那段中国历史：20世纪50～7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群名为“黑五类”的人。其子女几乎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罩在了“血统论”的大网中，得不到人所应得的尊严和权利。“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他们作为人的尊严更被剥夺干净，干脆被辱骂贱称为“狗崽子”。在将近二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们所能体味到的只有两个字：屈辱。
而实际上，人和人拥有的一切都应是高贵的，包括他的生与死。作家林贤治说：“人应当有无限发展的余地，但起点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反抗压迫。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谓人权，称指的是个人权利，而不是集体的权利、社会的权利。现代人权观念意味着个人权利永远处于优先的地位，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容许借用‘集体’、‘人民’、‘社会’、‘国家’的名义，将它牺牲在某一个人或集团手里。”
然而，古今中外的“血统论”者非但无视这一切，反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