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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犯了错误还有改正的机会，如果生命逝去，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挽回的。在学校的一些重大考试，如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升学考试中，实事求是地说，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监督手段和多么严厉的惩罚措施，考试作弊现象都不可能完全避免。这就势必产生出一批由于种种原因而考试作弊，并被抓获者。鉴于已经发生的悲剧，我以为，教师在批评甚至惩罚他们时，一定要兼顾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使学生既能知错改错，又能坦然面对明天的生活。
教育指南
考试作弊之后，因为害怕承担相应的后果，而通过自杀一了百了，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发生在兰州市的这两起悲剧，实际上只是青少年自杀问题的冰山一角。在考试作弊之外，还有其他很多事情，也会让孩子走上自残、自杀之路。比如，考试成绩不好，害怕家长的责难；犯了错误，害怕家长的惩罚等。
那么，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呢？至少，降低这类悲剧的发生率，使尽可能少的家庭，不会因为孩子的自杀而陷入悲恸欲绝的境地。
在我看来，除了文章中所说的心理疏导，培养孩子勇于承担责任的意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因为这些自杀的孩子，正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才选择走上了这样一条不归路。而要培养孩子的这种意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日常小事做起，绝不无原则地袒护孩子，更不能无原则地批评和惩罚孩子。
假如孩子做错了事情，比如和别人打架了、偷了别人的财物、毁坏了什么东西、偷偷吸烟喝酒等等，那么，你首先应该要做的，不是情绪激烈地批评和责备孩子，而是坐下来，和风细雨、认认真真地与孩子谈心，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原因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孩子的很多错误，往往是在无意识中犯下的，有时犯错误常常是为了发泄一种情绪。
然后，你要告诉孩子，犯了错误并不可怕，但是，犯了错误以后不敢承担相应的责任，才是可怕的；而犯了错误以后，不但不敢承担责任，反而千方百计地回避、掩盖自己的责任，那就更加可怕；犯了错误以后，不但不敢承担责任，反而放任自己去犯同样的或者另外的错误，这是最为可怕的。犯了错误以后，只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努力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就依然是一个好孩子。
当孩子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他就会知道，即便是犯了错误，也并不是说整个天就塌了，自己就无可救药，变成是一个坏孩子了。相反，只要改正了错误，他还是一个好孩子。而事实上，好孩子并不是永远不犯错误的孩子，而是犯了错误之后，知道错在哪里，更知道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何改正错误的孩子。这样的标准一旦在孩子的心中建立起来，那么，孩子就不会再害怕承担责任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了经验和教训，慢慢的，他犯错误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当然，永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即便他是天上的神。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消除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具有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它对青少年的伤害，远不只是皮肉创伤，更严重的是会扭曲他们的心灵。如果任由校园暴力发展下去，那必将会给青少年造成思想误导，即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以暴易暴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有效手段。
2003年12月22日，武汉市汉阳区一学校附近，惊现多张名为“征友”，实则“买凶”的广告。广告称：“本人与某校初三学生有矛盾，欲寻求几个朋友帮忙教训他一下。（不超过18岁，学生最好）价格面议。”（据《楚天金报》2003年12月23日报道。）
近几年来，虽然校园暴力的暗潮此起彼伏，可像“公开买凶”这样明目张胆的并不多见。它的出现，实际上是拉响了校园暴力已日益严重的警报。在有些人看来，校园暴力只是个别、简单的社会现象。其实不然。校园暴力具有复杂的社会心理背景，它对青少年的伤害，远不只是皮肉创伤，更严重的是会扭曲他们的心灵。如果任由校园暴力发展下去，那必将会给青少年造成思想误导，即邪恶比正义更有力量，武力比智力更有价值，以暴易暴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有效手段。无疑，这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危险信号。
弱肉强食的社会现象是产生校园暴力的直接诱因。我们正处在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代，曾经有的道德理想主义不断被解构，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正走向多元。在此前提下，青少年世界中的暴力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世界的投影。试想，如果成年人的世界奉行的是巧取豪夺，那么，凭什么要求孩子温良谦让呢？毕竟，道德不能靠灌输，而必须靠成年人的身体力行影响、教育青少年。
在校园暴力滋生过程中，暴力文化是“帮凶”。现在，暴力文化已成为部分成年人重要的文化享受。在影视文学作品、电子游戏、新闻传媒中，青少年接触暴力场面的机会很多。有些成年人还因一些影视作品描写的是正义行为，而主动让青少年观看，即使其中的暴力场面十分恐怖。他们并不知道，对这些作品的价值，青少年并不一定能完全理解，相反，他们欣赏的很可能只是其中的暴力行为。
校园暴力的公开化，学校教育也难辞其咎。这不仅仅体现在对学生管理不严、教育不力上，它还表明学校教育没有彻底摆脱应试模式。虽然素质教育已开展多年，但不少学校还是只盯着升学率，忽视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淡化了对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习惯的培养。有时，即便设立了相应的课程，也很少真正在研究教材和教学方法上下功夫，以致流于形式。
在校园暴力中，身心健康受到伤害的青少年自然是受害者。但据我了解，不少施暴的青少年也是受害者，他们的家庭多有不幸，或家境贫寒，或暴力不断，或父母离异。由于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加上平时缺乏关怀、帮助、引导和管教，他们便成了造就校园暴力的生力军。
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将施暴者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孩子。由此，校园暴力就会因失去执行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至于转化办法，我认为，主要是倡导人生活在社会中，应该秉持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间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非暴力思想。换句话说，就是培养孩子建立一种朴素的、人性化的道德情感。毕竟，人们使用暴力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
教育指南
一位家长曾经对我说，他的孩子小亮读小学四年级，班上有4个孩子结成一伙，号称“四大金刚”，整天欺负同学。有一次，他们又威逼小亮当“老五”，不然就得拿钱买一个人给他当“替身”。他邻居的孩子才刚上小学二年级，高年级的学生就敲诈他的钱，不给就打，逼得他只好偷了家里的钱交“保护费”……
还有一名男生告诉我，他们学校经常有学生被强行收取20元到100元不等的“保护费”，仅仅在他告诉我那个学期，就有100多人被强行“保护”。收“保护费”的主要是校外的社会青年和校内高年级的学生“老大”。
那么，该怎样处理这种事情呢？
在我的调查中，有不少学生、家长、老师这样说：遇到这种事儿，给他们（指施暴者）一点儿钱就是，犯不着挨顿打；对他们这种人，惹不起躲得起，少理他们就是；躲避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学；宁愿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对他们这号人，还是顺着点儿好，不必和他们计较太多……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讲究策略，坚决斗争。你要告诉孩子，遇到这种事情后，一定要讲策略，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正面的直接搏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亡。根据这个道理，在自己势单力薄，不满足施暴者的某些欲望便不能脱身，甚至还要受皮肉之苦时，给钱也是缓兵之计，但事后一定要把对方的体貌特征看清楚，以便协助学校、家长或警方把他们抓获。如果只是给钱却不举报，自己还是会受到伤害。
与此同时，也要教育孩子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要学会说“不”。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约自己到较偏僻的地方去时，一定要坚决拒绝；当侵害到来时，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并积极寻求帮助。此外，还要自觉增强法制意识，在侵害发生后，要能够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要知道，施暴者永远只是极少数人，而任何人，不管他是同学、老师、校长或家长，只要他们违犯了法律，就都必将要受到惩罚。
同时，还要培养孩子的非暴力情感，使孩子不会因为崇尚暴力，而加入校园暴力团伙。在家里，应推行清楚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原则：不要伤害他人！这对全家人都适用。当孩子对他人使用暴力时，家长不应对其进行任何形式的体罚。家长应首先给受害者密切的关注和亲切的照顾，而不给攻击者。然后，使攻击者清楚意识到受害者是怎样感受暴力的：“这样做真的伤害了别人。如果有人这样对你，你也不会高兴的。”这是培养孩子具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随着孩子的长大，当他变得很少以自我为中心，并有了更强的语言能力时，他就会开始理解攻击别人将会怎样的伤害别人，并且伤害自己。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这个问题真的没有答案吗？
当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羞辱地早谢了。
最近，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最后一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文章说，入学之初，他参加了学院某位经常参加央视“社会经纬”“今日说法”嘉宾讨论的教授举办的“正义与司法建设”讲座。在讲座就要结束时，一位旁听的女孩争取到了提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
她说，自己的哥哥只因为和一位售货员争吵了几句，竟“惨死在有权有势的人的手中”，而她走遍了所有她认为能“申冤”的地方，也没任何人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于是她问：“老师，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要到哪里才能找到您所说的那种正义？”
在女孩和作者的共同期待中，教授回答说：“很抱歉，我很难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因为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女孩流着泪走了，而这一幕留给作者的印象却是：“这就是我在法学院听的第一场讲座。我真的希望它不是我变得麻木、习惯与熟视无睹的开端。”
精粹的理论、高尚的理想、真诚的信仰，在无情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这固然是这位教授的无奈、难堪与悲哀，也固然使这位学子感到震惊、疑惑和痛苦，但更重要的是，它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刺刀，直直地逼向所有施教者的良知，冷峻中不乏讽刺的喝问：三尺讲坛，是否是真理与正义的源泉？
在这丝毫不容置疑和回避的喝问声中，我相信，纵然有许多人包括这位教授，能找出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解释，却永远也不会有人能给出一个毫不含糊的标准答案———即使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本身非常简单。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孔子“述而不作”的教诲，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或“莫偏乎左，莫激乎右”的中庸思想影响的结果，使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收敛了张弓射虎的勇气、投鞭断水的豪情，而只知道当这个也许在现实中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提出时，我们曾经慷慨激昂指点江山的自信，尴尬地消失了；曾经红光满面浩气荡漾的神情，难堪地冻结了；曾经壮怀激烈笑傲江湖的勇气，也羞辱地早谢了。
英国学者卡莱尔在《文明的忧思》一书中说，逻辑之箭相对于耐久的皮肤和粗糙的事实是无能的。其中传达出的无奈的凄凉，曾使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而今，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这个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故事，和由此而联想开来的、无数发生在我们三尺讲坛上的、似乎同样没有答案的问题，更让我感到了身为教师和学者的悲哀———而这些恰恰是学生非常感兴趣，且经常向教师提出，并最能在思想品德上给予其深远影响的东西。
比如对社会上种种违法、不道德、不公正现象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教师自身的种种实际作为，对所讲授理论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的亲身实践情况等。当这些问题提出时，我相信，所有教师都真心愿意说出理论上的所谓“标准答案”，但当他们将目光投向现实或者自身行为时，随口而出的答案又往往是隔靴搔痒，甚至如这位北大教授一样难堪地回避了。
数千年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一直是为师者的基本原则；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更替为师者圈定了具体可行的标准。然而，对照我们在现实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诸如此类的、似乎没有答案的问题时的言行，我不能不说，“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原则和“传道、授业、解惑”的标准，已远远不够。因为在现实面前，学与德和单纯学识上的传道、授业与解惑，都并非实际的作为。而没有实际作为的理论，即不敢实践的理论，永远也不能成就它真正客观、公正、伟大的真理性和正义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高不足为师，行高才可称范。所谓师者，非言行一致者不能为。惟其如此，为师者的无奈、难堪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