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讲述的，是关于那些致力于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其中大多数并非名人。他们既非政客，亦非工业巨子。他们中有医生、律师和工程师，还有管理顾问、社会福利工作者、教师和记者，有些人最初只是以家长身份而涉足其中。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孟加拉，巴西，匈牙利，印度，波兰，南非和美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作为社会改革者，或说是社会企业家的角色。他们拥有改善人民生活的强大理想，并致力于在许多城市、国家、乃至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实施他们的理想。
本书并非为了颂扬几个男人或女人，而是要引起人们对这类推动社会变革的特殊角色的重视。社会企业家对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他们对于社会所起到的改造和修正作用，一直远未得到适当的理解和应有的评价。他们存在已久，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直到今天，他们的形象才刚刚开始凸显。
近年来，“社会企业家”这一称号逐渐获得了认知○1。美国的顶尖大学已开始开设社会企业领域的课程。记者、慈善家和发展工作者们经常援引这一名称。然而，大多数注意力还都集中在如何能将企业管理技能运用于实现社会目标上——例如，如何将非盈利基金运作于盈利项目以产生收入。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趋势，然而本书以不同的视点来认识社会企业家：将他们看作变革的动力，面对重大问题，他们提出新的解决方法，而不会说“不”。他们不懈地追求，直至将他们的理想远播到所有可能的地方。
根据管理学家彼得？F？杜拉克的说法，“社会企业家” 这个专有名词（它源于法语，意为“从事者” ），是两个世纪前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迪斯特？萨伊引入的。它说明一类特别的经济参与者，他们并非单纯的企业创办者，而是那些“将经济资源从较低的领域转入有更高生产力和更高产出的领域的人们。”○2 20世纪的成长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得则将这些社会企业家描述为：重大的经济进步所需要的“创造性的破坏” 的来源○3。
考虑一下亨利？福特与史蒂文？乔布斯这两个著名的范例吧。众所周知，福特与乔布斯将汽车与计算机重新想像成为大众市场商品，从而“破坏”了他们所处行业中的原有模式，为生产力的飞跃开辟了道路，引发了变革的浪潮。本书将展示社会企业家们在教育，健康，环保，助残，与许多其他领域所起到的类似的作用。杜拉克指出，“社会企业家改变了社会的性能。”○4
本书描述了许多国家的实例，旨在说明，社会企业家们如何去促进系统的变革：他们如何去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与观念。本书中的所有人物都怀有一些直击现实问题的强有力的理想，直至将自己的理想传播到整个社会。他们不愿意、也无法停顿下来休息。本书调查了他们实现变革的实际过程，分析他们的策略、组织特色与个人品格，这些因素诠释着那些社会企业家的成功道路。
由于社会企业活动是一种全球现象，而且，世界上最有创造性的人并非只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所以我决定将焦点放在全球范围。在全世界，人们都在遭遇相似的问题：不当的教育与医疗体系，环境恶化的威胁，对于政治机构的信任日益降低，根深蒂固的贫困，高犯罪率，等等。但是，在较为贫穷的国家，社会企业家们不得不用少得多的金钱去试图为数量更为众多的人群做事。所以，他们必须以极具创造性的方式，去设计大规模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的洞察力和经验，对于所有想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的人们来说，不论他们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
这些报道与分析旨在吸引广泛的读者。任何曾经梦想解决一个问题，或曾想在他或她的环境中造成一种积极变化的人，都会在此找到令人鼓舞与具有教义的案例。此外，企业界人士与公益事业管理者们将会看到，社会企业家们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为大“市场”服务的；基金会的捐赠者们与慈善家们将对他们的捐赠意向，产生新的创意；政策制定者们将会发现一些有可能在全国推广的解决问题的模式；记者们将会发现一个未被充分报道过的广大的人文活动领域；大学生和专业人士们将会发现新的职业道路或第二职业生涯的机会；教授们将发现可以应用于许多课程的教材范例；父母与中学教师们将会发现能够激励年轻人们的故事。
本书虽然着眼于全世界范围的变革，但它同时也对那些变革的实际发生过程提供详尽的说明。显而易见，这是一本关于正在做着真实的事情的真实的人们的故事。最重要的是，本书试图说明：要促使社会进行变革，解决其最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一些怀有坚定信念与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的，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它表明，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始于一位社会企业家的倡导：一个看到问题，并发明新的解决方法的人。他沉迷执著于其富有远见的解决之道，并为之采取首创性的行动；他聚集资源，建立组织，以捍卫并推广其理想；他以持续不懈的精力和专注，去克服所有那些不可避免的阻力；他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改进、加强、扩展那一远见，直到那曾经仅仅是边缘的一个想法，变成一种新的准则。
这一观察引发出众多涵义，但它们浓缩成一个相当简单的要点，为了改进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建立起一个社会与经济援助的框架体系，以使得这个世界的社会企业家的数量与效率，都得到最大化的发展。
全球民营部门的涌现
社会企业家存在已久。方济格教团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创建了许多组织，在他的领域促成了许多变革。○5 今天所不同的是，不仅是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而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企业家已发展成为一种职业，并成为咨询领域的主流。社会企业活动领域的兴起，成百上千万新的民营部门的涌现，可以被看作是过去30年全世界出现的惊人发展中的前沿。
“这件事一定会使你大为震惊：25年以前，在美国以外，只有很少几个从事开发社会工作的非政府组织，而现在，全球有成百上千万这样的组织，” 彼得？戈德马克对我评论说。他曾于1988年至199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简直没有任何人能使这么多的事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时发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增长？原因是，那儿有种子，有适合的土壤，有一些不懈的人们，他们致力于去解决那些现存机构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挣脱旧的模式，努力去发明新的组织形式。他们发现了更多的自由，找到了更高效率与更大生产力的结合方式，那是最关键的领域。”
例如，20年前，印度尼西亚还只有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今天已经有了两千多个○6。在孟加拉，国家的开发工作大部分是由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所执行的，而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在过去的25年中才建立起来的。印度有一百多万个民营部门。小国斯洛文尼亚就有一万两千多个这样的组织。在中欧的前共产党国家，从1988年到1995年间成立了十万个民营部门。在法国，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七万多个新的民营组织成立，其数目为60年代的四倍。在加拿大，自从1987年起，注册的民营组织的数目以超过50％的速度增长，达到将近二十万个。在巴西，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民营组织的数目从二十五万跃升到四十万，增长了60％。在美国，从1989到1998年间，在国内税收署注册的公共服务组织的数目从四十六万四千个跃升到七十三万四千个，增长率亦为60％○7。据估计，在巴西有一百万个民营组织，在美国则有200万个○8。在美国，民间活动已有久远的历史，而竟然有70％的民营组织注册成立还不到30年○9，这不由不让人感到惊奇。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国际性民营组织从六千个增加到了两万六千个。
《如何改变世界》 第一部分第一章 不懈的人们（2）
○10
从历史上说，这些组织是以否定的方式被加以定义的：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如今，人们对它们的理解是，它们包含了一个新的“部门” 阶层，人们对其有各种各样的称法，如“独立部门”， “非营利部门”， “第三部门”，或是本书中所使用的，“民营部门”。在美国，包括哈佛，斯坦福，耶鲁，杜克与约翰？霍普金斯在内的数以百计的大学，都设立了课程与中心来研究这一部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纽约市总的就业率只增长了4％，而民营部门的就业率则增长了25％○1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对8个发达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在1990到1995年间，这一部门的就业增长要比整体经济的就业增长快两倍半（注12）。彼得？杜拉克称这一部门为美国增长最快的行业。
尽管公共服务组织早已不是新事物，但其在世界范围的民间活动方式，在几个方面是不同以往的： ○13
1．它正在以前所未见的规模出现。
2．这些组织比以往更加分散地遍布全球各地，而且更加多样化。
3．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组织超越了权宜之计，去努力获得系统地解决问题的方法 ——它们不再只是烹制，而且提供更好的食谱。
4．民营部门受教会和国家机构的制约比以前少了，事实上，它们对政府施加相当大的压力（国际反地雷组织与国际刑事法庭的建立就是例证）。
5．它们与企业、学术机构和政府结成伙伴关系，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使政府的代表作用得到改善。○14
6．当一个原先被禁止的部门突然享有“准入权”，新球员蜂拥涌入场地时，自然会产生争抢位置的情况。这种企业家精神正对民营部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更激烈的竞争，更多的协作，以及更加强调效果。○15
当然，在民营部门也存在着许多无能、浪费与腐败的组织。然而，近年的活动激增，迫使民营部门越发努力来展示其效能。面对如潮水般涌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企业家和他们所建立的一些具有战略性的、行动迅速的组织，那些死气沉沉的过时的机构的管理者们发现，“业务照常”已不复安全了。事实上，因循守旧或依靠过去的声誉度日已经变得有风险了。企业家精神与竞争的兴起，代表了民营部门的原动力之中的一种早期的、然而是根本性的变化，历史已显示出其在改革中的极大的传导作用。○16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这一发展进行探讨。
这些如此重大的变革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商业网站 —— 一种相比之下要小得多的现象——的发生，但是，成百上千万的人们仍然没有听说那件大事：民营部门在全世界范围的爆发。这件大事具有深远的含义：正在涌现的民营部门改进着政府的作用，转变因循的惯例与态度，为人们发挥才能提供了许多新的、积极的方式。民营部门正在重组社会运转的方式。
是什么促使了这些变化？
对这些变化的最简单的解释是，曾经阻碍它们的那些壁垒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过去，南欧、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将军们，是不能容忍那些从事重大社会改革的民众的；中欧和俄国的前政权，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或是殖民地印度的总督们，同样不能容忍。而现在，这些地方的专制政府大多数已经被真正的，或者至少是名义上的民主政权所取代了。
想要建立组织的公民们所需要的不止是自由，他们还需要钱。经济体系中肯定有盈余的财富足够资助他们的事业。在20世纪，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人均收入增长了至少700％。○17 在六七十年代，经济增长尤为强劲，全球经济的年增长率为5％，而且所有的地区经济都经历了经济增长○18。尽管繁荣的分布远非均衡，但是，财富的增长——由政府税收或通过慈善捐款的渠道——使世界上相当数量的人们得以在民营部门谋求生计（今天，许多民营组织正在寻求一些方法，通过盈利的项目，来催生自身财富的增长。○19）
对于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的社会与科学的诸多重大突破来说，20世纪后半叶的繁荣既是因，也是果。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的寿命延长了，而且拥有了比以前多得多的自由，可以去思考生存以外的事情。自1900年以来，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均寿命增长了30年，在贫穷国家则增长了将近40年，这种增长速度是前所未有的。○20 在20世纪七十年代，基本教育体系惠及了发展中国家数以亿计的人们。在1970到1985年间，发展中国家的非文盲率从43％提高到60％。（注21）在许多国家，随着更多的人能够受到更高的教育，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仅在20世纪七十年代，全世界的大学的数目就增长了一倍多——既拥有知识也拥有经济手段的阶层壮大起来，从而得以有效地去应对社会的问题。（注22）○22
此外，在过去30年间，妇女运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已获得立足之地，历史上约束妇女行动与表达权利的限制被削弱了。（注23）种族隔离的衰亡，为众多人群，诸如美国、巴西、南非的黑人和印度的贱民，拓展了机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后殖民地与后专制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变得更加自信，他们坚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当然，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人才、金钱与信息能够在全球更加迅速、更加低成本地流动。
总之，今天有更多的人们拥有了自由、时间、财富、健康、在公众中露面的机会，以及社会活动的能力和自信，他们以大胆的、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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