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是你所说的那种麻烦，”斯特林说。“问题在于须下公司也掌握了这些情况。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们会把肖恩·墨菲看作对他们在福布斯投资的威胁。他们一旦这样认为，一定会付诸行动。我不相信，他们的收买办法或引诱去东京的办法会在墨菲先生身上奏效。但是，如果肖恩继续留在这里，我认为他们会考虑停止提供新的资助。”“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他送回波士顿去，”里士满女士说。
“这样一了百了，不就没麻烦了吗！为什么要冒同须下公司闹翻的风险？”斯特林看着梅森大夫。
梅森大夫清了一下嗓子。“从我的角度讲，”他说，“我不想鲁莽行事。
这孩子对于我布置给他的任务很在行。今天早上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他已经让整整一代老鼠接受了糖蛋白注射。此外，他还给我看了他正在培养的结晶，说只要一个星期就会取得成果。没有人能取得如此进展。我现在是左右为难。按协定，我们现在必须向须下公司提供一种产品，否则他们就要中断资助，这个威胁对我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换句话说，你认为即使要冒风险我们也需要留住那个捣蛋鬼，”里士满女士说。
“我不会用你那种措辞，”梅森大夫说。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须下公司向他们解释清楚？”里士满女士说。
“那样是不可取的，”斯特林说。“日本人喜欢用间接接触办法来避免正面对抗。他们不会理解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用这种开门见山的办法只会增加猜疑，而不是消除。”“实际上，我已把这种意思向弘熙暗示过，”梅森大夫说。“可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自己派人去调查墨菲先生。”“龙鲍尔先生，你怎样看这个小伙子呢？”里士满女士问。“他是间谍吗？这是他来这里的原因吗？”“不，”斯特林说。“他根本不是个间谍。他只是对你们在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方面的成就感兴趣，而且仅仅是学术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商业方面的兴趣。”“他毫不掩盖对于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的兴趣，”梅森大夫说。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当我告诉他不让他参加这个项目时，他显得很失望。
如果他是间谍的话，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我完全同意，”斯特林说。
“那怎么办呢？”里士满女士问。
“斯特林会监视整个情况，”梅森大夫说。“他会每天向我们报告事件的发展。
只要墨菲先生对我们有用，他会保护他，不让日本人插手。如果斯特林发现他是间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他打发回波士顿去。”“一个高价保姆，”里士满女士说。
斯特林笑呵呵地点头表示同意。“3月的迈阿密气候宜人，”他说。“尤其是住在大海湾宾馆。”梅森大夫的内部电话响了，帕蒂报告哈里斯到了。梅森大夫向斯特林道谢，送他出办公室。梅森大夫不得不同意里士满女士的评论：斯特林是个高价保姆。但是，梅森大夫坚信钱是花得值得的，还得感谢霍华德·佩斯使他付得起这笔钱。
哈里斯站在帕蒂的办公桌旁，为了礼貌起见，梅森大夫把哈里斯介绍给斯特林。
他让哈里斯先去他的办公室，然后再次向斯特林表示感谢，并请随时保持联系。
梅森大夫回到办公室，看到哈里斯笔直站在房间中间。“放松一些，”梅森大夫说着绕到办公桌后，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是，先生，”哈里斯回答得干脆利落。他仍然不动。“天哪，请坐下！”梅森大夫注意到对方仍站着时说。哈里斯坐了下来。
“我想你已经听到又一个乳房癌病人几乎死去，”梅森大夫说。“实际上跟死也没什么两样。”“是，先生，”哈里斯简明扼要地回答。
梅森大夫有些生气地看着他的保安主任。他一方面欣赏哈里斯的职业本能，另一方面又讨厌他的军人作风。这同一个医学机构格格不入。但是他从来没有责怪过他，因为在这些乳房癌病人意外死亡以前，保安方面没出过问题。
“我们以前就告诉过你，”梅森大夫说，“我们认为一定是某个疯子的所作所为。现在已变得令人难以容忍，必须立即制止。我早就要你把破这件案子作为头等大事。你发现什么线索了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直全力以赴在处理这个问题，”
哈里斯说。“按照你的忠告，我对几乎所有专业人员进行了背景调查。我已经同几百个单位联系过，但至今没发现任何疑点。我现在准备把调查扩大到有机会接触这些病人的非专业人员身上。我们试图在暗中监控乳房癌病人，但病人太多，我们人手太少。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所有病房安装保安摄像机。”“也许应该在所有乳房癌病房内装摄像机，”里士满女士说。
“费用相当大，”哈里斯提醒道。“不仅要考虑器材和安装费用，还要考虑增加人手观察，增加的监测荧屏。”“如果你需要增加人手，告诉我，”梅森大夫说。
“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此类事件。”“我明白了，先生，”哈里斯说。但是他不需要帮手。他要自己来破案，因为这已涉及到他的声誉。任何疯子别想在他面前逞能。
“昨天晚上招待所遭袭击一事怎么样了？”里士满女士问。“我招聘护理人员越来越困难了。我们不能让女护士在我们的招待所遭人袭击。”“招待所在安全方面出问题，这是第一次，”哈里斯说。
“也许我们需要在晚上派保安人员去那里值班，”里士满女士建议道。
“我很愿意提交一份费用预测报告，”哈里斯说。
“我认为病人问题更重要，”梅森大夫说。“目前你们不要分散精力。”“是，先生”，哈里斯说。
梅森大夫朝里士满女士看了一眼。“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里士满女士摇了摇头。
梅森大夫回过头来看着哈里斯。“全靠你了，”他说。
“是，先生，”哈里斯说着作了个立正姿势。他条件反射似的要举手行军礼，一想不对，马上把手放下。
“真了不起！”肖恩高声赞叹。他坐在硕大无比的实验室中央有玻璃屏障的办公室内，33份病历卡影印件摊在面前。他选择这个地方阅读病历卡有其特殊理由，万一看到有人进来，他有足够时间把这些影印材料藏到一个空抽屉里。
肖恩觉得了不起的是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数据。福布斯癌症中心在过去两年取得百分之百缓解的成就，而在前八年死亡率达百分之百，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肖恩觉得这是他到福布斯后第一个正常的上午。没有人来打扰他，他没有见到弘熙和其他研究人员。他一上班先到动物房给老鼠注射，顺便把藏在那里的病历卡影印件取出，带到办公室。然后，他搞他的结晶试验，培养出一些结晶，足以使梅森大夫高兴一二个星期。他甚至把中心主任请来看他的成果。肖恩知道这给梅森大夫留下了好印象。现在，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打拢，就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进一步研究这些病历卡。
他首先把全部病历卡浏览一遍，获得一个总的印象。然后他再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发现大多数病人是人到中年的白人，这个年龄段不是典型的患成神经管细胞瘤的年龄。肖恩估计出现这种不寻常现象可能出于经济原因。福布斯医院收费昂贵，不是一般病人能够承受的。他还注意到这些病人都是从全国各大城市转来的。
匆忙作结论性概括总是危险的，肖恩发现有一个病人来自佛罗里达西南部一个小镇：那不勒斯。他在地图上看到过这个城镇，是佛罗里达西海岸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病人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贝顿科特。肖恩把他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记下来，以便有机会时找他谈谈。
关于治疗方法，肖恩注意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使用标有代号的药的剂量和次数基本上一样，只是根据病人体重略作调整。所有这些病人都住院一个星期左右，出院后来门诊复查的时间从两星期一次、四星期一次、两个月一次、半年一次，一直延长到每年一次。33个病人中已有13人达到每年复查一次的阶段。
肖恩知道起码花一个星期时间才能消化这些宝贵资料。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拿起听筒，想不到是珍妮特打来的。
“我把药搞到了，”她尽量说得简短。
“太妙了！”肖恩说。
“你能到餐厅碰头吗？”她问。
“当然可以，”肖恩说。他从珍妮特的话音里听得出她很紧张，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见面时再告诉你，”珍妮特说。“你现在能离开吗？”
“我五分钟就到餐厅，”肖恩说。
肖恩把病历卡藏好，乘电梯下去，跨过人行天桥进入医院。他到餐厅时看到珍妮特已坐在里面，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她看上去满脸愁云。肖恩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
“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的一个病人处于昏迷状态，”珍妮特说。“我早上刚给她作静脉输液。前一分钟人还很好，后一分钟突然停止呼吸了。”“真不幸，”肖恩对她表示同情。
“我总算把药搞到了，”她说。
“在什么地方？”“在我的包里，”她说。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确信没有人在注意他们。
“我从桌下把针剂瓶递给你。”“你不必像做戏一样，”肖恩说。“鬼鬼祟祟更引人注意，不如像平时一样，光明正大地交给我。”“你就迁就我一下吧，”珍妮特说。她从包里摸瓶子。肖恩感到珍妮特的手碰在他膝盖上。他用手伸到桌下，接过她手中的瓶。体谅珍妮特的敏感，肖恩这次看也不看就把两个瓶分放在两个口袋中。他把椅子一拉，就站了起来。“肖恩！”珍妮特抱怨地说。
“什么？”肖恩问。
“你非得这样引人注目吗？你就不能再坐5分钟，装出随便交谈的样子？”他坐了下来。“没有人在注意我们，”他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些高兴的事？”珍妮特说。
“你想谈什么呢？”“我们星期天的计划，”珍妮特说。“我需要离开医院，摆脱一下紧张气氛。我想放松一下，乐一乐。”“好吧，我们就这样约好了，”肖恩答应她。“现在，我得赶回实验室去。如果我现在离开，还会引人注目吗？”
“滚！”珍妮特以命令的口气说。“真拿你没办法。”“待会儿在你的海滩房子再见，”肖恩说。他快步离开，以免她说出不邀请他之类的话。他走出餐厅时回过头来，朝她挥了挥手。
他三步并作两步穿过人行天桥，手伸到口袋里摸着两个瓶。他恨不得马上就开始分析。多亏了珍妮特，他又感受到了当初作出来福布斯癌症中心的兴奋，那种要揭开谜底的兴奋。
罗伯特·哈里斯把一纸箱人事档案搬到他那间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里。
他在办公桌前坐定，打开纸箱，开始审阅这些非专业人员的档案。这些都是有机会接触病人的非专业人员，包括送菜单、接受订菜、送饭、收餐具的膳食人员，进病房检修的维修工，还有打扫病房的勤杂工。
哈里斯打算先把这50多份档案粗看一遍，有疑点的抽出来作进一步调查。哈里斯尽管不是心理分析专家，但是他知道干这种杀病人勾当的疯子一定有反常的经历。
他看了一份又一份，都没有看到异常的情况，就把它们扔到地板上，他终于看到一份有疑点的档案。这是一个名叫加里·沃纳梅克的膳食人员。他曾经在纽约一家监狱的食堂里工作过5年。从身份照片上看，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哈里斯把这份档案放在办公桌角上。
再翻过5份档案，又有一份引起他注意。汤姆·威迪库姆是个勤杂工。
哈里斯从档案中发现此人受过医护急救培训，有这样学历的人来干勤杂工是异乎寻常的。哈里斯再一看照片，此人也是一头棕发。哈里斯把威迪库姆的档案放在沃纳梅克的上面。
哈里斯再翻阅几份后，又发现一份有前科的档案。拉尔夫·西弗是维修工。他在印第安那因强奸罪服过刑。这明明写在档案里！哈里斯不禁大摇其头。他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收获。相比之下，专业人员的档案相当枯燥乏味。
而非专业人员的档案，他仅仅翻阅了四分之一，却已发现了三份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档案。
珍妮特在下午休息时间没有坐下来喝咖啡，她到二楼的重点护理组去。
她很佩服在那里工作的护士。她永远无法理解她们怎么经受得住这种无间断的高度紧张。珍妮特毕业后也到重点护理组去试过。她发现这项工作对于专业知识的增加是很有利的，但试了几个星期后，她决定打退堂鼓。那里太紧张了，又没有同病人交流的机会，因为那里的病人大多数处于昏迷状态。
珍妮特走到格洛丽亚的病床边，低头俯视着她，她还处在昏迷之中，尽管不用仪器帮助，已能自己呼吸。她那放大的瞳孔没有收缩，对光也没有反应。最糟糕的是，脑电图中几乎显示不出脑子的活动。
一个探望者在轻轻抚摸她的额头。她30岁左右，外表同格洛丽亚很相像。
“你是格洛丽亚的护士吗？”那人问。
珍妮特点点头。她看得出那女人已经哭过。
“我叫玛丽，”她说。“是格洛丽亚的姐姐。”“很遗憾，发生了这样的事，”珍妮特说。
“唉，”玛丽叹了口气，“也许这样对她来说更好。她用不到再受罪了。”珍妮特强忍眼泪，回到四楼去。她马上全身心投入工作，以便用这个办法来排解烦恼。
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手法并不十分奏效，格洛丽亚的面容一直在她脑际闪现。但是很快她就不必再借助这种手法。不亚于格洛丽亚事件的新悲剧出现了，弄得她手足无措，无暇顾及其他。
下午2时刚过，珍妮特给在走廊顶端那间病房的病人作肌肉注射。回护士室的路上，她决定去察看一下海伦·卡伯特的病情。
今天上午珍妮特在给海伦的静脉输液中加入那种有标号的药后一小时曾去看过她，海伦说她感到头痛。珍妮特担心她的病情，把这个情况用电话向梅森大夫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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