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查看完尸体的外表后，开始检查衣袋中的东西。检查完衣服和桌子之后，他又干劲十足地在房间和床下查看。不时仔细端详一些小物件，或进行对比。勘查记录上记着，尸体躺在房间中央头对着院子的窗户。身体倒下时左手压在背后，右手伸向桌子腿，手心向上。没有搏斗和暴力行为的痕迹。死亡时没有别人在场。地毯没有移动，长条台布被勤快的主人熨得平展。整洁的床上摆着松软的枕头，漱洗桌子上整洁地摆着小瓶瓶和玻璃小摆设。尸体上未发现可疑之处；上衣纽扣全扣着，领带结得很艺术；深色头发整齐地梳成偏分头。
僵死的面容，照进苍白光线的透明窗帘，玻璃罩里面的雕塑和画着凋零花园里僻静小路的油画使房间里呈现出一片悲哀和肃穆的氛围。似乎尸体发出某种射线给室内的陈设蒙上一层毫无生气的薄膜。
在侦查员从烟灰缸里捡烟头、用米尺量地毯上脚印的时候，法医手拿放大镜在检查尸体。职业习惯使他开始心情缓和，忧虑代替了惊恐。卢茨基好象忘了自己就在尸体跟前，他冷静地查看死者太阳穴上的伤口，子弹穿过颞颥骨射入颅骨。血顺面颊流下，在地毯上流成了一滩。头向右歪斜。下巴边缘的一部分已被鲜血染红。开枪时枪口距离伤口只有几毫米。皮肤上伤口呈星状，周围有灼伤、黑烟和火药灰渗入肌肉组织，“那干”式手枪往往会留下这样的痕迹。他又查看了死者的手掌。法医认为自己的事已干完，用手绢擦擦手，坐下来准备回答侦查员提问。
侦查员还在收集物证。他取了写字台下面的一块石灰，从纸篓里取了一张纸，弄平整叠了起来，他还在似乎不可能有什么物证的地方寻找血迹，还不断地与法医交谈着。
“枪伤看来是偶然的……子弹卡在里面了……没有碰伤骨头……”
“不这么简单，”法医想缓和侦查员与涅斯捷洛夫之间的紧张气氛，说道，“骨头自己的弹性也并不亚于铜片，铜象生铁撞击一个样。”法医又恢复了一贯的好人心肠，他想使周围的人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是所有的骨头都容易被穿透，”他继续说道，“比如说颅骨吧。但最容易被击碎的是额骨。……我们人类没有坚硬的额骨……”
相反，侦查员聚精会神地站在棋桌前，看着摆在棋盘上的棋子说道：
“您不觉得生命中断得太突然了吗？这盘棋尚未下完，正在残局时就不下了，桌子上的材料也没有写完，钢笔就从手中滑掉了，纸上留下了不少墨水点。茶也没喝完，香烟刚刚点着就不吸了，可烟灰缸里的烟头都是抽到不能再抽才扔进去的。烟灰缸里这样的烟头很多。看来死者死前肯定非常不安。台历上记着他要办的事一直排到深夜。死神突然袭击，打乱了他的安排。”
“开始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涅斯捷洛夫心中在想，“他只和季娜伊达下棋。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经常下到深夜，有时要下到天亮才罢手。女助教的棋艺不亚于他，尽管她相当晚才学会下棋。”
法医对侦查员大胆的分析没有给予注意，而大部分也没有注意听，包括他所说的什么“死者”和“死神”等。
“您下结论是不是匆忙了一些？”法医稍稍暗示这位年轻侦查员经验不足，“台历上的记事可能是前一天写的，而纸上写的东西是在决定自杀前就中断了……冲动型的自杀者往往是这样：喝茶、下棋、抽烟、突然自杀。”
侦查员弯下身去掰开死者的手，用放大镜检查手掌，在手指之间发现了几根头发。
“这才对！”涅斯捷洛夫差一点流露出对这一发现的兴趣，“真想知道，这几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会不会是棕色的？这可要给季娜伊达带来不少麻烦的。再说我们的头发也不都是一种颜色，是有细微的区别的。
“您怎么解释，”侦查员问法医，“死者手上既无烟黑，又无火药烟灰？谁都知道，用手枪射击是会在持枪者的手上留下痕迹的。”
“正确。”涅斯捷洛夫赞同这种说法，心里慢慢地在想，“季娜伊达是能对侦查员讲很多道理的。她的关于射击积炭沉积的论文是相当优秀的著作。”
侦查员的发现引起法医的不安。他没有想到鲍里涅维奇的死是他杀。发现的头发在法医看来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发现头发的应当是法医。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法医这种疏忽是不能原谅的。
“您注意到这点血迹了吗？”传出侦查员的问话，他正爬在地板上用放大镜观察椅子腿上的一点血迹，“这点血离尸体是不是远了一些？其实这很重要。这滴血可能不只是死者的，也可能是凶手的。”
侦查员又一次使法医感到惭愧。这滴血还很新鲜，这对侦破是会立下汗马功劳的。
侦查员为了不抹掉指纹，小心翼翼地拿起了手枪，仔细检查了一遍。在记录本上记了些什么，就用纸小心地把手枪包好。
“您忘了检查枪膛，科尔涅托夫，”法医利用了侦查员的这一疏忽，好让他晓得，疏忽的不只是法医。
“您再数一数里面还有几颗子弹。”他微微一笑，带着教训的味道补充道，“您说是他杀，可又没有开枪的罪犯在场。”
侦查员以目光对法医表示感谢，他看到枪膛里七粒子弹还剩下六粒后，用纸把枪包好。
“科尔涅托夫，您又疏忽了，”涅斯捷洛夫心中在责备他，“您没有看枪上的号码。卢茨基怎么什么也不说。应当看看枪号，侦查员同志，这样可不好。”
侦查员不知是想以自己的观察挽回面子使法医感到吃惊，还是他自认为他推断鲍里涅维奇是他杀而能使法医心服口服，他突然转向涅斯捷洛夫，对他提问道：
“请您谈谈您和邻居的关系如何？”
涅斯捷洛夫正在想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听清他的问题。
“您是问我和鲍里涅维奇的关系吗？”
“是的。”
“他是我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我的一位良师。”
“你们俩人之间有无仇恨？和他吵过架吗？邻居之间有没有不和？”
直到这时，法医才意识到侦查员吹毛求疵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思。看来他在怀疑涅斯捷洛夫。法医迷惑不解地看了侦查员一眼，耸耸肩膀。涅斯捷洛夫立刻抓住了这一眼神，顿时警觉起来。
“我已对您说过，我们是好朋友。”涅斯捷洛夫激动地说道，“他救过我的命……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对我更亲近的人了，这一点，卢茨基可以作证。”他指了指法医。
“干什么我要拉出卢茨基，”涅斯捷洛夫立刻想到，“这简直愚蠢可笑。”他对自己很不满，这样他更加不安。
侦查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以目示意法医做谈话的见证人。
“当您来到这里时，这件东西就在这儿吗？”他指着安放在三脚架上的照相机问道。
“没有，没有，”涅斯捷洛夫马上答道，“这是我的照相机。”
侦查员意味深长地看了法医一眼：“证据越来越多，您想都不会想到要注意这一点。……还是请您注意一点，并好好学习学习吧。”
“为什么您要拍照？”他好奇地，同时又以宽宏大量的口气问道，而这种口气本身就充满了严峻的怀疑。
由于对方没有回答，他生气地重复了一次：“请问照相机干吗要拿到这里来！”
涅斯捷洛夫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他要画房间的平面图和对尸体照相。看来这是一名法医面对死亡不能袖手旁观的习惯势力作祟。他只好摊开两手，除了下面的话外，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是想搞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些照片，卢茨基，”他转身向法医说道，“对你可能有用处。”
侦查员认为涅斯捷洛夫在取笑他，但一个有经验的法医不能不懂，在侦查员末到现场之前，任何人不得进入出事的房间和触模任何物品的。
“案件的证人不能做法医鉴定人。”侦查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生硬地说道，“这一点您懂得并不比我差。对您的观察我们不感兴趣。”
侦查员错了。涅斯捷洛夫并不想取代法医，他的材料和其他不管是什么人手中的材料对案件的侦破都是有用处的。这些材料有无价值，这要取决于侦查员和法庭。
“您对我的指责是徒劳的。”涅斯捷洛夫带着自尊感反驳道，“作为一个医生，我有责任对自杀者给予帮助。当我发现鲍里涅维奇已死，我不允许我干多余的事，我只是在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
“您确信这是自杀吗？”侦查员问道，“自杀与他杀不是容易区别的，您也不必坚持自己并不能站得住脚的设想……您好象还要让别人也相信这一点似的。”
侦查员没有能保持不偏不倚：他怀疑涅斯捷洛夫在鲍里涅维奇一案中有牵连，所以马上对他产生了反感。涅斯捷洛夫宽大的秃顶他也很不喜欢，好象他是第一次见到他似的。涅斯捷洛夫抚摸自己几乎盖住太阳穴的头发的姿势，在侦查员看来，也觉得滑稽可笑。涅斯捷洛夫的整个形象在侦查员看来都失去了正常的比例。一个低矮身材的人，干么要有发达的胸脯、宽肩膀和一双长臂呢？他的这副尊容也不配有腼腆的微笑，胆怯的嗓音，更没有必要遇到一点点小事就局促不安，脸色发白。侦查员自己可不是这个样的，他的个头令人羡慕，运动员的体型，一头深色的未鬈发。能控制自己的神经，思想藏而不露。他和涅斯捷洛夫同年，都年近四十。侦查员想到命运对自己很慷慨而自鸣得意，他微微一笑，朝一直卧在主人身旁的小狗走过去，想抚摸一下。狗叫了几声，但仍卧着不动。
“顺便再问一下，”侦查员好象是无意想起了什么，说道，“难道您没有听到狗叫吗？狗是不会让主人遭难的呀。”
“没，没有听见……再说这儿也没有生人……”涅斯捷洛夫停了一会儿，这一停顿侦查员也没有放过。“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涅斯捷洛夫比较有把握地把话说完。
“当然啰，”侦查员意味深长地同意道，“狗对熟人是不会叫的。请原谅，涅斯捷洛夫，我想打扰您一下，检查检查您的衣服和手。我有责任考虑全面一些。”
涅斯捷洛夫感到一阵头晕，紧靠桌子站在那里。他脸色发黄，额上渗出了汗珠。
“卢茨基，”他几乎说不出话来，“请你到我这儿来……我觉得不舒服。”
法医走近他，摸摸脉，给他搬过一把椅子。
“安静一下，”侦查员说着，一边仔细检查他的手和衣服，“请坚待一下，谈谈您知道的有关案件的情况。”
这句话对涅斯捷洛夫来说是很熟悉的。他不只一次在预审和法庭上听到过，但现在听起来心里感到很沉重。
法医拍了拍涅斯捷洛夫的肩膀，对侦查员说道：
“涅斯捷洛夫在前线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您是不是把审问推迟到明天？”
他的话中包含着责备和人性的召唤。
侦查员似乎感到了什么，连忙表示同意，就坐下来写记录。
这时法医打电话叫车，然后坐下来伸出五指梳弄头发，梳弄了好半天。这表明他思绪纷乱，但应作出严肃的决定。他放下手开始翻动书柜中的书籍，随便拿起一本歌集，突然想说什么，但马上又止住了。
法医卢茨基早年与乐团的一位歌唱家结了婚。他喜欢妻子唱的歌，早已是她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家，还是走在大街上，甚至在解剖台前都在想着歌曲。朋友们知道他的这一毛病，经常开他的玩笑。他们一说他妻子的音乐会——这音乐会是相当成功的——演唱的一首歌很好，可是没有学会，卢茨基就会把他妻子在音乐会上演唱的歌曲重复唱一次，直到大家学会为止。
法医常说他妻子不喜欢谈论法医这个职业，一谈起它就倒胃口，但他很爱她，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陈尸所回到家从不谈使她感到难过的事，而总是和她淡音乐大师们的艺术，唱起妻子演唱的歌曲。但是他想总有一天要把妻子领到这里，迫使她对这个揭示生与死的秘密的科学产生尊敬。
涅斯捷洛夫这时一直未恢复常态。他脸色阴沉，心情抑郁地垂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浑身不住地发颤。
侦查员已写完记录，他问法医道：
“您回去值班，还是和我一起走？车就在下面大门口。”
他的问题使法医感到奇怪，护送尸体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您是不是怕司机把货拉回自己家去，”他严肃地问道，“或者不相信他熟悉市内的道路？”
“我要参加解剖。”他没理会法医不加考虑而说的话，侦查员带着自尊心说道。
自以为获得成绩而冲昏了头脑的侦查员作出了轻率、同时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决定，但他也预感到将有不愉快的结果。
“我回去值班。”法医也很严肃地说道，“我建议让我的朋友涅斯捷洛夫和您一起走。您和他也认识，希望以后你们能成为朋友。”
当涅斯捷洛夫上车时，法医对他泼了不少冷水。
“您还想当福尔摩斯！什么平面图啊，拍照啊，正是他求之不得的！我对您说过，傻瓜，这不会有你的好，我知道，”他尽量模仿他的话，而不让涅斯捷洛夫回答，“一个优秀的法医应当善于分析情况。他不仅仅是一个咨询者，而应当是侦查员的好助手。”
车上，侦查员和涅斯捷洛夫俩都沉默不语。他俩并排坐着，一言不发，好象两人完全陌生，但两个人都感到不安和尴尬。都为想到刚才他们之间审问和受审般的谈话而难过。如果卢茨基自认为需要介入，但他也由于自己表现出软弱无能而惭愧。
转自中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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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季娜伊达呯的一声把门关好，就飞快地跑下楼。她没有象往常一样走大街、穿小胡同向电车站方向奔，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她一反常态没有顺路在面包房买夹馅油煎包。她一直沿楼边行走匆匆，不时回头看看。她本来个子高，平时走路昂首挺胸，而今天却勾腰缩背，低垂着有一头蓬松浓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