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员们不监视福金，而是在军医院门口等候他的时候，这名中校又出现了。
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柯托夫是个魁梧的、干瘦而笨拙的犹太人，他俨然像一个侦察负，正如看管院子的女人俨然像芭蕾舞女演员一样，他加入了红十字会。他在那些和官僚们进行绝望的斗争的母亲委员会里查明了，有谁经常在军医院进出，并且说，他掌握一些为伤员收集的资料，有两个妇女的儿子都病卧在军医院里，他混在她们一起毫不费劲地钻入了铁门，从那些不太纠缠人的女护士旁边平安无事地走过去了。
两天以后格里戈利·达维多维奇在军医院里已是自己人了。因为他未曾以无名账户捐款，这类捐赠皆凭无名地址寄送，下落无着，他从自己荷包里取出钱来并且低声地问道：“我能具体地帮点什么忙？”女护士们很快就赐以青睐。侦察员有时候会违犯一些无关紧要的规定，而主任医生完全不予以理会，他经常购买水果、香烟，五一节时捎来两瓶精美的樱桃甜酒。一瓶馈赠与女护士们，另一瓶顺便“丢”在伊戈尔·斯美尔诺夫所待的病房里。密探要查明中校福金倾心于这个病室是不困难的。伤员们把柯托夫称为“达卫多维奇”，喜欢他并且把他看成是有点令人打喷嚏的人，他们都认为他的儿子在车臣阵亡了，只是这个人不愿意提及这件事而已。
“这儿还有一个人，比不上您，达卫多维奇，他很不简单，大概是一个高级首长。他的儿子也在格罗兹尼丢了性命，”与伊戈尔·斯美尔诺夫邻近的麻脸的人说。
“你，我的朋友，你甭在我的行为中寻找过失或好处，”柯托夫说道，他立刻明了，伙伴们很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身材高的干瘦的犹太人经常在这里来来往往，他在这里丢失了什么或者想寻找什么。“什么都很平常，我的朋友的儿子在巴穆特近郊捐躯了。朋友们聚集起来，凑拢了钱，因为有些人身边还有钱，于是我们的基金会组织起来了。我的假期快到了，朋友们说，去把钱发到战士们手上，省得官吏们贪污盗窃。你瞧，我来发钱了，不过钱很快就分完了，假期也将近结束，我们就要告别了。”
神秘的达卫多维奇如此简单的谈话似乎使得伙伴们有几分失望。但是和伊戈尔邻近的大眼睛的麻脸的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们应该凑些钱，给达卫多维奇买双便鞋，他的鞋掌快掉下来了。”
过了一天，当柯托夫坐在病房里给独臂的战士剥橘子皮时，伊戈尔·斯美尔诺夫突然侧身倒下了，抽搐地挺直身子，开始切齿作声，并且喃喃地说。
“请你打电话！要不停地打电话，他的舌头可能转不动了。”
护士跑来了，给他打了一针，之后医师也来了，柯托夫悄悄地溜走了。当大夫们离开以后，伊戈尔入睡了，侦察员已经回来，继续给他剥橘子皮。
“而我看，达卫多维奇，你的神经系统正常，”伤员之中有一人充满敬意地说。
“靠锻炼，”柯托夫平淡地回答，“为什么，伊戈尔常有这种情况吗？”
“大约每星期一次，更多的次数是少有的事。这使鲍里斯精神上受到极度折磨。”
“哪个鲍里斯？”密探听不懂。
“我们有一个统治全盘的鲍里斯。伊戈柳克的生活已经垮了，自己人捕获了他的一连人，自己人杀害了他的母亲，他本应得到一枚奖章，可是人家不给他。总之，他周围有二十二人。铁片陷入了他的大脑，使他感到疼痛，这里人人都害怕动手术，而在可以动手术的地方暂时还没有铺位。他爸爸应当是个将军或者是个毫无用处的代表；这个位子一下子就找到了。为什么鲍里斯整个儿是他的血亲，这是事实。我根本不能容忍前执政党人，但是又要让那个肥胖的家伙登上宝座——让我的手给烂掉。”
“你不要难受，应当扶谁登基，就扶谁登基，既不用问我，也不用问你。”
“伊戈柳克有进展吧！”麻脸的人在太阳穴边晃了晃指头，“他说，我要杀死那个下流东西，舍得一条命，我要杀死他。怪人，谁会让他走到总统面前去呢？如果杀死总统这么容易，那么各国的总统一下子都会给弄死。人坐在那个位子上是不会不流血的。我们的总统，出卖灵魂的家伙和毋须争论。但是我坚信，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或是别国人，孰能无过。”
傍晚柯托夫向古罗夫汇报了一切情况。
“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古罗夫问道。
“列夫·伊凡诺维奇，在那里没有什么可想的，只有哭泣，不幸的伙伴们。大家都是充满愤恨的人，谁站立起来，能够从地上拾起砖头，谁就不仅能杀害叶利钦，而且也能杀害自己亲爱的父亲。”
“福金在那里寻找什么或者已经找到了什么？”
“我不知道，他没有儿子，从来没有过儿子，他不因多愁善感而烦恼，他寻找什么，我无法了解。他强求、寻找执行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情形已经排除了。福金是一个严肃的人，他也有可能消灭一个严肃的人。而在军医院的伙伴们都是一些喜怒无常、难以控制的人，一半是疯子。”
“你不比所罗门更聪明，”古罗夫生气了，“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否定是最简单的方式。福金常到军医院去，这是事实。护士或医师会使他感兴趣吗？不见得。他可在其他地方寻找和他们会面的机会。可见伤员们使他感兴趣，不是一般的伤员，而是具体的人。”
“那么是这个怀有杀害总统的丢不开的念头的伊戈尔·斯美尔诺夫。”
“我们不去猜测，请你根据家庭情况调查斯美尔诺夫。调查不会有什么成效，但是不得不这样做。”
电话铃响了。古罗夫取下听筒，听见上司奥尔洛夫中将的熟悉的声音：
“上校先生，顺路到我这里来。请费心从保险柜中取出那支在维特金负伤的地方没收的手枪和技术签定人的全部结论，送到这里来。”
“遵命，中将先生，”古罗夫回答，装出一副疑惑的鬼脸。他们同奥尔洛夫以“你”相称，说出他的父称，而将军索兴把上校叫做列瓦。这种称呼语会预告很不愉快的事情。
古罗夫叫柯托夫走开后穿过了三扇房门，忽然来到了将军接待室。维罗奇卡装出一副也不会预示吉祥的鬼脸，她向那沉重的房门点点头：
“请进来吧，列夫·伊凡诺维奇，有人在等您。”
“今日我整日待在办公室，干嘛要等我。吹一下哨子，我就走来了！”古罗夫不满地说，猛地拉开了沉重的房门，推开第二扇房门，走进办公室。
“中将同志……”
“停住！请坐，不要老站在窗口，不必用煎饼安慰我，”奥尔洛夫做了个鬼脸，很不满意地嘟哝了一阵，拉起那制服领子，他穿的这身制服可以证明他处在“上层”。
斯坦尼斯拉夫·克里亚奇科坐在一旁的小椅子上，皮肤发红，热得出汗，好像刚从蒸汽浴室中走出来似的。当古罗夫进来的时候，克里亚奇科站立起来，但是他没有看看上司的眼睛。
“把你自己的破烂儿放在桌上，帮助我扯下这件鬼皮，把那立柜里的上衣给我，也许我会变得更慈善。而你，上校，该怎样，就怎样，要我变得稍微慈善一点儿。”
“可你不要吓唬我！”古罗夫粗鲁地回答，他仔细看看朋友的眼睛，伸出一条雪白的手帕，“擦干净自己的脸，将军，要不然，您会像个小匪徒。”
奥尔洛夫顺从地擦干净自己的脸，把手帕扔给古罗夫，穿起斯坦尼斯拉夫递给他的上衣，轻松地叹一口气。
“啊，列夫·伊凡诺维奇，你给我说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奥尔洛夫指了指搁在桌上的手枪和技术鉴定人的结论记录。
“这是一支曾属于巴图林少校的手枪，他用这支手枪向根纳·维特金射击。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从维特金胸部取出的子弹正是从这支手枪中发射出来的，另一名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是，他已经发现手枪上的指纹和巴图林少校的指纹完全相同。”
奥尔洛夫拿起技术鉴定记录，翻阅一下便扔到桌上去。
“五个指纹。他留下了五个手指的印迹。您要我相信什么呢？上校。”
“我吗？”古罗夫把手掌按在胸口上。“彼得·尼古拉耶维奇，亲爱的，我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啊！有手枪、子弹、技术鉴定的结论，归根结底，我们还有两个尾随过巴图林的人。纸包不住火，我本人不使任何人信服什么，检察员和律师来处理这个案子。”
“你们这些朋友和敌人炮制这一切，可不是吗？只有神经失常的人才相信所有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你的意图，列夫·伊凡诺维奇，很简单，对你来说很平常。你在锤炼什么人，你需要一个来自你周围的侦探，你把巴图林裹入襁褓。他向你报道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吗？”
“很少，”古罗夫承认，“我不愿意压迫他，而想把他变成一个同盟者。”
“你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斯坦尼斯拉夫脱口说出，“我向你说过，小偷永远变不成洗衣女工。应该快点儿把他榨干，恢复他的原形，让他跟在后面继续搞工作。现在你把一切白白地交给他，你以后手头上就没有王牌了。”
“我想花一个钟头从这个家伙身上榨出东西来，”奥尔洛夫向克里亚奇科点点头，“即使能榨出一句真话也行。但他却是个老刑事罪犯，只知道三句话：‘不知道’、‘没见过’、‘没有参加’。我不愿看见你丢人，列瓦。我只想流一点血就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件。但是您的执拗脾气把我赶进了死角。现在我被迫非把您赶进死角不可。作为朋友，我向您提出请求，作为上级，我向您下达命令。立刻把一切情况原原本本地讲给我听。古罗夫是要说话的。当然，他是这种肮脏的事儿的策动者和组织者。”
“是的，我需要一个侦探，我正在锤炼一个极端危险的犯人。我没有向您汇报，是因为除了猜测和假设之外，我没有其他想法。巴图林引颈送死，我们只得采取了某种补充措施。”
随后古罗夫叙述了有关靶场和手枪的情况。
“啊，我能够说些什么呢？”奥尔洛夫揩揩有疙瘩的前额，搓一阵原来就不成样子的鼻孔。“你的头脑很灵活，不过这不是新现象。我们共事期间，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没有为你害羞。你这个人有时候犯过错误，但没有做出一次下流勾当。”他从桌上拿起巴图林的手枪，用他的手帕仔细地拭净，然后撕碎了技术鉴定人的结论，把它扔进纸篓里。“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你必须仔细听完，默不作声。你这个上校，拿定了主意，变成了伟人，对你来说什么都是可行的。你知道，一个人怎么会变成罪犯，比如说贪污分子呢？他贪污一个卢布并对自己说：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他贪污三卢布金币，下一步怎样，不言而喻了。一个人或则诚实，或则不诚实，怀一点儿孕的人是不会有的。我对你这个密探——捕狼的大猎犬——说这些话，既觉得好笑，又觉得可怕。”
古罗夫的面色变得煞白，斯坦尼斯拉夫悄悄地揩了揩自己的脸。
“这是以道德为理由，现在是以问题的本质为理由。你有什么保证，能肯定罪犯没有对手，那次开枪的正是他，而那个被您尾随的人没有开枪，你使无罪的人处于易受攻击的地位。可能性很少，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不打算把材料转交给检察机关，”古罗夫几乎要高喊一声，“这个巴图林对我很有用。”密探从口袋中掏出录音机，打开开关，开始传来了巴图林的声音：“不是为了记录，不过我是戴了手套的。”
“你是个职业侦察员，我对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怀疑，”奥尔洛夫冷淡地说，“你要在自己记忆中保留这次录音，而你心里明白，录音在法律上没有效力。那个人当时戴一双手套，这是不能禁止的。如果他们向我说你的坏话，他们就会把情况告诉检察机关，那么，古罗夫上校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而得坐在检察长的办公室里。某个不认识你的上层官吏会熟悉一下材料，并因延误侦查而将呈文提交内务部。如果他逮捕巴图林，这个人就要送进监狱里去。罪人却是无辜的，你永远不得而知。”
奥尔洛夫从桌上拿起那条经受许多苦难的手帕，拭净了眼角并且继续说：
“可能会出现更坏的局面。他们会走到反贪斗争处去。内务部的上级军官在保险柜中存放着各种确凿的罪证，不提供渠道，索取赃款。怎么样？你要花多少时间洗掉污点，洗得干净吗？在任何场合你的前额上总留有烙印，而那些认识你的人都会说，真可惜，你可诚实地干了二十五年，他们以他为榜样，吃掉了肝脏，而他只不过是个和大家同样的人，甚至是更坏的人。”
古罗夫从座椅上站立起来，从奥尔洛夫的桌上拿回自己的手帕，揩了一下脸。
“我要递上报告吗？”
“你必须工作。我希望你能记住我们的谈话。军官先生们，你们没事了。”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面相觑，不吭一声。
“今天以前我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古罗夫说，咳嗽几声清清嗓子。“我亟须知道谁把这件事告诉上司了。”
“他决不会说。”斯坦尼斯拉夫坚定地说。
“他决不会说，”古罗夫表示赞成，“但是我来打听一下。工作吧！现在我该做什么呢？”
“让我们研究一下伊戈尔·斯美尔诺夫，他和中校福金之间的奇怪的友谊，这个士兵出院了，福金送他回家去了。我不赞成这一套。”
电话铃响了。维罗奇卡汇报说，巴尔金副部长特急传唤古罗夫上校。巴尔金中将领导刑事侦查局。这样的传唤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若考虑到刚才他和彼得的交谈，古罗夫心中想必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斯坦尼斯拉夫从桌后走出来，一把抓住朋友的手，不知怎的低声地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