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赞美，又是惋惜，又是哀伤，充满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地颤动……
元帝国因运河输来的漕船而强盛，因运河送来的战船而灭亡。
运河还是运河，不同的是今天运河来往的船只上飘扬的不再是元帝国图案复杂的九龙旗，而是朱元璋的大明旌。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市）称帝，定国号为明，建元洪武，“淮右布衣”朱元璋成了明太祖。
当明成祖登位后，他决定迁都北京。
迁都北京，首先要建好都城，大量的建筑材料要运到北京去；将来都城在北京，漕运要考虑到；这些都仰仗于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方向水运的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凸显出来。从速、从快疏浚、治理大运河，进入了史书称“智勇有大略”的明成祖的战略视野。
会通河是京杭大运河的关键河段之一。我们还记得，这段河是由郭守敬等勘测设计、礼部尚书张孔孙等人领导，历时36年得以最后挖成的。
然而，尽管它的开通实现了“拉直马头上的缰绳”的“朕愿”，京杭大运河得以全线贯通，但这段河道的通航情况并不理想。不知道是不是天才科学家郭守敬在这里的测量出了差错——济宁的地势比南旺低，往南旺方向分水，实际上是要“水往高处流”，留下了工程隐患。河道常患浅涩，漕船经常在这里搁浅；岸狭水浅，不任重载，每岁不过漕数十万石。
在整个元代，会通河水量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至会通河的效率非常低下，管理和维护也都相当困难。
如果当时元世祖不以“全国水事繁重，爱卿不可专事一项工程”为由，能让郭守敬主抓这项工程，而不是让不懂水事的礼部尚书张孔孙等人来主持，也许，郭守敬早就发现了会通河的病症，并加以彻底的医治；如果郭守敬再年轻些，能再来实地考察，也许这个问题也早就解决了。可是，这一切只是“如果”。会通河1325年筑成，而享年87岁的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在9年前（1316）就仙逝了。他没有能看到会通河的开通。
终元之世，会通河症结未除，这个难题留给了后世。后世呼唤着另一位“郭守敬”，一位能使会通河“回春”的“妙手”！
岁历翻到了永乐九年（1411）。这年春，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会通河道……淤塞者三分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也。”（《明史•；河渠志》）
潘叔正的上奏与成祖的心思不谋而合，建议遂被朝廷采纳，永乐帝朱棣派工部尚书宋礼赴山东主持会通河的治理：
“卿亲赴山东，与侍郎金纯、都督周长一起，瀹渫拓宽会通河，畅通河运。” （《明史•；河渠志》）
宋礼，字大本，河南永宁人。这位河南籍的工部尚书一行领皇命来到山东，立即被会通河水源不足、地势高低悬殊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困扰住了。
山东自古缺水，唯有汶上汇集了众多泉水可供利用。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代开会通河时，征服南旺水脊，于汶河上罡城坝分引汶水水量的2/3经光水至济宁入会通河南北分水，使航运成为可能。然而，济宁不是运河的最高点，分水不畅，水源处理显然不当。又，岸窄水浅，堤岸崩塌，河道淤塞。显然，会通河航道不畅的症结在于水源不足。如果不能开辟新的水源，会通河病症难以根除。
新的水源在哪里？
怎样开辟？
如何才能避免重蹈元代开凿会通河不断淤塞的覆辙？
明成祖给了宋礼“畅通运河”的旨意，但并没有给他解决问题的方案。宋礼领着25万人的疏竣队伍，在会通河工地空待了几个月，未见成效。
愁眉终日不展的宋礼团团急得转。
好计策在屋子里是转不出来的，它只存在于现实的考察研究之中，智慧和伟力存在于民间。
宋礼脱下峨冠博带的官服，着蓝布长衫，戴一顶苇席编成的草帽，携一随从，开始微服私访，希望在私访中寻获到破解难题的良方妙策。
那天，宋礼路经汶上县彩山。
眼前的彩山，令宋礼一喜：岩下的荫处和山溪的旁边长满了薇蕨和其它凤尾草。红、黄、蓝、紫的小草缀在绿茵上头。空中的云雀，林中的群莺，放开它们亮喉，欢快地啼鸣。轻风把它们的声音挤成一片，分送给山中各样有耳无耳的生物。山花听得入神，禁不住落下几滴粉泪，一片一片地凝在地上。小草听得大醉，和着啼鸣的节拍，一会倒，一会起，没有镇定的时候……这使宋礼连绵阴雨似的心境，豁然开朗了许多。
彩山之阳，宋礼看见一位牵牛的长者，他牵着的牛背上，卧着一个孩童。不知为什么，此时，宋礼特别想找个聊聊。他和随从向这位长者走去。
“老人家，牧牛啊？”宋礼和蔼地打招呼。
“牧牛。”长者友好地回应。
“坐下歇会吧。”
“累不着，牧牛也等于歇着。”
长者嘴上这样应着，把手中的牛绳扔给牛背上的孩子，向宋礼迎了过来。
他们就坡坐下，聊了起来。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宋礼的微服私访，彩山之阳的这次闲聊，改写了会通河，不，不止是会通河，而是整个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命运。京杭大运河最辉煌的章节，就从眼前的这次闲聊描就。
眼前的长者，中等身材，地道的庄稼人装束。两道浓眉活像两把扫帚，下面眼睛很大，大得就像他牵着的那头水牛的眼睛，眼光里充满了憨厚和纯朴。脸色经阳光晒成了古铜色，凝神不动时，你会认为是一尊青铜像。一见，就觉得他是位饱经风霜、大有经历的人。“老人家，我很羡慕你，面对山花绿树，不像我，忧心难遣啊！”
“喔，因为什么这样忧心呢？”
“因为河。”
“喔？因为河？”一听说是因为河，长者的兴致陡增。他立马起来，坐近了宋礼。
“是。是因为河。会通河不畅，难在水源。左思右想，不得要领。为此忧心不已。”
“为这个啊。你可以去找找此地叫白英的一位老人，他可能会给你一些有用的建议。”说完，长者起身，牵起不远处的牛，任宋礼“你停停，你停停”地叫他，他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明代编赋役黄册，以邻近的110户为十里，推人口多、粮食多的10户为里长，每年轮流一户；同时，再推出一位年高德邵、见多识广的人为“老人”，负责调解民间事务、处理民间争讼，就是由乡村百姓公举出来、协助地方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长者。白英，字节之，就是这样的“老人”。因为他是汶上县人，史称“汶上老人。”
白英虽居乡村，但可不是一般的“闾里老人。长年参加治水工程，培养出了他正天下水利的志向。几十年里，白英不辞辛苦，跑遍了汶水上游、下游，南旺以南、以北数百里水道，实地勘察地势、水文，访问民间父老，了解方圆数百里内的自然地理水文情况，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知识，是汶上县远近闻名、富有治水经验、受民众爱戴的水利老手。
宋礼记住了白英这个名字，花了数天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一见，眼前的白英不是别人，正是彩山之阳遇到的那位牵牛的长者。
两人再见，各自会心“咯咯”地笑了。白英老人深感宋礼的至诚，说出了他多年实地勘察后思谋的治水之策：
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自左而南，距济宁九十里，合沂、泗以济；自右而北，距临清三百余里，无他水，独赖汶水。筑堽城及戴村坝，遏汶水使西，尽出南旺，分流三分往南，接济徐、吕；七分往北，以达临清。南北置闸三十八处。
——这就是历史上记载只有84个字“白英策”。
这84个字，像一柄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火炬，照亮了会通河，照亮了整个大运河——
“南旺者，南北之水脊也”，完全符合后世科学测量的实际。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一书以江淮水面为0计算，南旺湖面高出江淮水面38米，为南北最高处之一（其余两个为安山38米，姜沟闸38。5米）。白英老人的分析和方案，完全符合运河所经地势，不能不说是继元代郭守敬成功找到白浮泉并引入大都以来我国水利史上的又一大奇迹。
元代开挖会通河用了36年，为什么？原因就在对汶河水源及其支流洸河和泗水的治理失当，仅筑坰城坝在大汶河上分汶水入济州，没能保证运河水源，致使会通河岸狭水浅，“霖雨岸崩，河道淤浅。”加上黄河决堤，黄水浸漫，终被泥沙淤塞。白英考察到汶水水源多系山泉，这些山泉水来自数百里之外的山区，涓涓细流辗转相会，沿途渗漏蒸发，受季节影响大，患在涸。白英老人据此建议在东平戴村筑坝，防止汶水入洸河，使汶水流入南旺湖蓄涵，以济常年之用，完全奏效。
白英依据南旺所能接纳的汶水量，提出了综合分水方案，并建议建闸来调节漕河水面高低：以上、下两闸控制南旺分水，使水南北分流，七分朝天子（往北），以达临清，三分下江南（往南），接济徐、吕；南北置闸三十八处，功可垂成。
——洗耳恭听的宋礼见老人的治运规划如此完备，禁不住击节叫好：“谢谢你，老人家！你是我大明的千秋功臣！本官请你出山，帮助本官，也是帮助朝廷，治理好会通河，造福千秋万代！”
“我还没有说完。”面对朝廷重臣，久居乡间的白英老人一脸的耿直憨厚。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通河段的水源主要依赖自然降雨和汶水，汛期时还好一点，哪怕再苦再累漕船也能拖着走，如遇干旱、水缺河浅就没法治了。这要靠置闸来调节水位。而这里的‘闸’不是普通、一般的闸，应该建成复闸。”
“复闸？”
“是。”
“愿闻其详。”
“漕船到了闸口前，先打开第一道闸门放进船来，然后关闸，放水，将船只升高到一二十米，再放进第二道闸，再放水，再升高，以此类推，重复操作，直到与水坝出口的水位持平。通过复闸，可使漕船航行的阻力减少到最低程度，河道畅通无虞。”
“本官再谢！”听到这里，宋礼不仅是激动，简直感激涕零！望着眼前的白英老人，他深深感到了潜藏民间无尽的智慧和伟力！
这次邂逅相遇，白英接受了宋礼的真诚邀请，走上了治运一线。
永乐九年（1411）夏，宋礼调发青州、兖州、济宁及直隶、徐州民工20余万人，按“白英策”展开施工。
引汶济运的主体工程是戴村坝，戴村坝调节汶河水，依靠的是不同坝段的不同高程和长度。戴村坝自南向北分为三段。三坝中间高，北端次之，南端最低，各段间有衔接段。筑坝导汶，简单地讲，就是筑坝拦住下泄的汶河，再开一个小口引水接济大运河。即使根据现代流体动力学等水利科学来设计戴村坝的不同坝段，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白英是如何“算”出来的？我没有找到更多的史料，令人惊叹！
白英虽年逾半百，但他亲自选坝址——让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郭守敬没有测出运河上的制高点，一个并没有饱读诗书的“老人”却准确地找到了运河的“水脊”！——划河线，参加勘测设计，指导施工。
戴村坝所用的建材主要是万斤方石和三合土。民工们从附近的山上采来方石，一块一块加以垒筑，构成坝体。起初，民工们用石灰粘接石与石之间的缝隙。白英以为这不行。他找到工程“总指挥”宋礼，建议说：
“用石灰勾缝是不行的。石灰经不住水的浸泡，用不了多久就会渗漏。一渗漏，坝体就回坍塌。”
“老人家，那你说该用什么来勾缝才好呢？”
“当用‘勾缝剂’。”
“勾缝剂？”
“是。就是用糯米浆调和石灰，兑成‘勾缝剂’。用它勾缝坝体才结实，才牢固。”白英回答说。
“好！就这么办！”
工部尚书宋礼对白英老人的话深信不疑。他下令从附近数省调集数十万斤糯米来济宁。
运载糯米的漕船到达济宁运河码头时，宋礼带着白英老人登船查验，看是不是真的糯米，有没有将其它品种的米充着糯米，影响工程质量。在没有水泥的明代，“勾缝剂”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从现代坝工技术看，这就是“灌浆防漏。”
在每分钟流量上千立方米的大汶河主河道上，修筑高于河槽4米、全长437。5米的戴村坝，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工部尚书宋礼督民工修筑有力，历“二十旬而工成”（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戴村坝成：“水高于坝，漫而西出，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戴村坝碑文）。
宋礼征发来的数十万民工，一部奋力修筑戴村坝，一部按白英划定的河线疏浚东平境内沙河，“筑堰障之，合马场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以蓄泉”，“以泄涨”。“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至永乐十三年（1415），整个会通河工程全面竣工。结果河道加深，“深则能蓄水，而其深三丈”，漕运畅通。
明政府此时彻底地停止海运，专行河运。会通河上再也见不到元代费尽心机构筑的“隘闸”和“石则”了，“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南北大畅的运河上除漕船之外，商船、民船来往于南北各地，经年累月，“千樯万艘”。开通的第一年，通过运河输送到北京的粮食就有646万2990石。这意味着需要漕船6419只来运送，再算上往返，漕船次数一年在12000只以上穿行于运河之上。杭州与苏州的锦缎等丝织品，也沿运河而来；从江苏、浙江两省每年运载绸缎、天鹅绒、衣服的船舶即在三百艘以上。运河的漕运能力10倍于元王朝，迎来了京杭大运河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之后，会通河历经明清两代450余年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