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世出售教会土地，其面积大约为王国总土地面积的1/6，此举使国家和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内的财产所有者变得富有。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暴发户——他们中的一些人热心于加入贵族阶层——构成了被历史学家FRH杜宝莱称之为“野心的年代”的基本组成部分。FRH杜宝莱（FRHDu Boulay）：《野心时代：中世纪末的英国社会》（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纽约，韦金出版社，1970，第66页。
英国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从事航海的民族。当时那股抑制不住要“改善”其地位的欲望，驱使每一个英国人从事远洋贸易。迈耶斯：前引书，第37页；杜宝莱：前引书，第30页。强大的英国帝国梦想所产生的推动力，最终使其成功地控制了从中国沿海到北美荒野的贸易据点。最关键的是英国逐渐地接管了印度及其巨额的贸易。1601年，英国的税收还不到印度莫卧儿王朝的1/10。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两者的税收情况完全颠倒过来。斯皮尔：前引书，第231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4）
冒险精神反映了国家野心和决心的膨胀。教皇亚历山大在1712年预言，“无边无际的泰晤士河将为整个人类川流不息”。麦克尼尔：《权力的追逐》，第151页；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和中国》（The City as a Centre of Change：Western Europe and China），选自DJ德怀尔（DJDwyer）主编《第三世界城市》（The City in the Third World），纽约，巴恩思·诺布尔图书公司，1974，第65页。到16世纪，伦敦的人口从6万人增长到近225万人。1666年大火之后，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它很快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43页。到1790年，伦敦人口接近90万人，是阿姆斯特丹的四倍多。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011页；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65页；黑尔：前引书，第116页。
由于看到了新的机遇，意大利、荷兰和德国的商人和银行家逐渐地被吸引到了英国的首都。迈耶斯：前引书，第161～163、225、232～233页。在17家总部设在伦敦而且到20世纪一直存在的主要商业银行当中，有15家的创始人是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而且很多银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此阶段的早期。由于企业家和熟练劳动力寻求宗教自由，逃离弗兰德斯、德国和法国等地，移民到英国伦敦，使其受益匪浅。哈米什·麦克雷、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Hamish McRae and Frances Cairncross）：《都城：金融中心伦敦》（Capital City：London as a Financial Centre），伦敦，艾尔·梅休因出版社，1973，第9页。
伦敦的崛起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从性质上明显有别于其竞争对手如巴黎、马德里、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等城市。和伦敦一样，这些首都都以其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而只有伦敦才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自很早的时候起，伦敦就已经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埃姆里斯·琼斯（Emrys Jones）：《大都市》（Metropolis），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第93页；朱克：前引书，第196～198页。
工业城市第十二章 盎格鲁——美利坚的城市革命（1）
在城市的演变过程中，伦敦的商业和帝国优势为下一轮以制造业技术革命为驱动力的关键性转变坚定了基础。从美索不达米亚时代开始，虽然工业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领先创立了一种新型的城市——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城市。许多自然因素都对英国早期工业的崛起十分有利，例如靠近大西洋，河流密布，可用于发电和交通运输，还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英国具有发展制造业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英国长期以来统一稳定，既没有像意大利那样为支离破碎的政治权力所困扰，也没有经历法国动荡不安的社会骚乱。英国向新型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得益于其清除了天主教等级制度及其广大地产，打破了中世纪的“分层的基督教合作”。黑尔：前引书，第355页；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548页。
这就为出身于原有的工匠阶层的发明创造者营造了理想的环境，比如1768年发明了“珍妮纺纱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贵族阶层的势力虽然也很强大，但是财产的拥有者，不论他们的祖先是谁，都能拥有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更广泛的自由空间来建立他们的企业，而这一点在限制很多的东方国家则更严格。
最后，作为主导世界的帝国，英国开启了广阔的原材料资源和欧洲以外的新的市场。用卡尔·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主义生产纪元的黎明”与大英帝国的加强同时发生。帝国从冒险中获得的资本——棉花、烟草、奴隶——为岛国跳跃式地冲向工业发展的新边疆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575～581页；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前引书，第914～930页。
兰开夏：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伦敦的专业机构雇用了成千上万的职员，督管着世界贸易的公正并掌管煤炭和羊毛等商品。伦敦显然执英国经济之牛耳。琼斯：前引书，第94页。但是最剧烈的转型——以及英国财富最大的源泉——却发生在远离大都市的其他城市。
新的城市革命的“震中”位于兰开夏郡。长期以来是英国最贫困地区的兰开夏，杜宝莱：前引书，第41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101页。到19世纪早期一跃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其主要城市曼彻斯特的人口飞速增长，在19世纪的第一个30年，人口由原来的94万人上升到27万人。到19世纪末，曼彻斯特人口增长了两倍多。
一些较小的城市经历了更加快速的发展。1810年，精纺加工业中心布莱德福是一个仅有16万人的无名小镇。19世纪前半期，该城市工厂的产量增长了600％，人口爆炸式增长，达到了103万人，这是同期欧洲城市中最快的增长速度。约翰L，巴巴拉·哈蒙德（John Land Barbara Hammond）：《工业革命：统治者和雇主》（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Rulers and the Masters），选自菲利普AM泰勒（Philip AMTaylor）主编《英国工业革命：胜利还是灾难？》（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Triumph or Disaster？），波士顿，DC希思公司，1958，第40页；马克·吉鲁（Mark Giroud）：《城市与人：社会与建筑史》（Cities and People：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5，第265页；西奥多·考迪舍克（Theodore Koditschek）：《阶级结构和城市工业社会：布拉德福；1750至1850年》（Class Formation and Urban Industrial Sociey；Bradford；1750…1850），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第79页。
与伦敦这个英国传统的商业中心和帝国首都不同的是，这些新型小城市代表了一种全新模式：城市中心的突出特征是主要依靠大规模的产品加工。这一演变标志着将转变全球所有城市的城市革命的开端。
这些工业城市的飞速发展加速了英国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1750～1800年之间，英格兰仅为欧洲总人口的8％，其在欧洲城市发展比重却达到70％左右。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多数人口居住在大城市的第一个国家。到1881年，英国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1/3。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工业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波士顿，比科姆出版社，1956，第10～11页。
“齿轮暴虐”
工业革命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环境，这种转变常常是以令人憎恶的方式进行的。来访者对制革厂、酿酒厂、染料厂和煤气厂散发出来经久不散的刺鼻气味感到吃惊。居住条件，尤其是穷人的居住环境，往往极为糟糕。考迪舍克：前引书，第107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这样描述曼彻斯特工人阶级的居住区：
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堆积成山的废弃物、垃圾和污物……河岸边简陋的小道，一边是挂满了衣服的晾衣杆，另一边是洗衣服的小河，穿过小道，就会到达一片杂乱无章的小屋区，小屋矮小，仅有一层高，每个小屋只有一个房间。大多数小屋是没有地板的土地面，工作、生活和睡觉都在这一个房间里进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ish），WO亨德森、WH查洛纳译，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8，第57～61页。
这种肮脏的环境导致了致命的健康问题。19 世纪早期，曼彻斯特的死亡率是25∶1，是周围农村地区死亡率的三倍。因疾病、营养不良和工作过度而致死的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工厂为了保持正常运转，不得不从遥远的农村和贫困的爱尔兰地区不断补充工人。哈蒙德：前引书，第41页；考迪舍克：前引书，第10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179页。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指出，在当时最大的经济强国英国，极度贫困现象要比西班牙或葡萄牙这样的落后国家更为普遍。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贫困论文集》（Memoir on Pauperism），载于西摩·德雷切（Seymour Drescher）主编《托克维尔和博蒙特关于社会改革》（Tocqueville and Bwaumont on Social Reform），纽约，哈珀·火炬书籍，1968，第2、13页。
青少年的境遇尤其让人触目惊心。儿童在过去只是在家里、小作坊或田地里帮助父母干活，现在他们却要经常单独工作，在偌大的豪无人情味的工业工厂里操作机器。一位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在参观布雷德福时认为，让“任何人如此残酷地要求一个9岁的儿童每天工作12个半小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残酷的”待遇可能是因为雇主和工人之间缺乏密切的沟通而造成的。小工厂的资本家可能偶尔与他雇用的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有一些不经意的接触，而拥有大工厂的大资本家常常住在很远的伦敦或者乡下的庄园里。哈蒙德：前引书，第36页。
相对于古典或文艺复兴城市的缔造者而言，这些新秩序的受益者起初对于这类城市的创建嗤之以鼻。这些城市是赚钱的地方，而非消遣休闲之所。一位在布雷德福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医生抱怨说：“这里没有惬意的骑马兜风，没有闲暇的漫步，唯有嘈杂、匆忙和杂乱。”考迪舍克：前引书，第133～137、144页。
工业城市第十二章 盎格鲁——美利坚的城市革命（2）
新型的工业社会可能创造史无前例的财富，但是，这是以牺牲基本的人类价值为代价的。工厂里看不到同情，看不到上帝，工业城市缺乏宗教空间或者强大的社会道德约束，只有马克思所说的“金钱关系”。到19世纪50年代，去教堂人数降到了不足50％，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还不到1/3，安德鲁·利斯（Andrew Lees）：《城市观察：1820至1940年欧洲和美国的城市社会》（Cities Percived：Urban Society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1820…1940），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5，第29页。而此前去教堂曾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威廉·布莱克这样表达他对于机械年代带来的影响的恐慌：
经牛顿水车的冲染，黑色的布料，
如黑色的花冠笼罩在各国之顶，
满目皆是无情工作的机器，
车轮不转，齿轮暴虐相迫，此非伊甸美景。戴维·V厄尔德曼（David V Erdman）《威廉·布莱克的散文和诗全集》（The plete Poetry and Prose of William Blake），纽约，安克出版社，1988，第329页。
“时代的英雄”
到19世纪50年代，随处可以见到英国城市新秩序的表征：纵横的铁路大桥、交错的隧道、蔓延的工厂。渐渐地，有些人意识到了非同寻常的东西正在酝酿当中。一贯性情平和的托克维尔也指出，“在英国的每一步发展都会有些东西令造访者怦然心动”。托克维尔：前引书，第2页。
布莱克所看到的只是“轮齿专制”的冷酷无情一面，有的人则把工厂看作是辉煌与繁荣未来的先驱。约翰·海德爵士1835年在利兹旅行时，把一家机械化服装厂描写成“人们敬仰的神庙，人们感激驱动工厂运转的内部伟大力量，就是这股神力建造了宇宙。”他指出，“时代的英雄”不是骑士和贵族，而是“勤勤恳恳的技工，他们虽然全身被浓烟熏黑，却依然发出智慧的光芒”。利斯：前引书，第40～41页。
到19世纪中叶，当普通的英国人也能享受到机械化带来的好处时，这种乐观的情绪随即传播开来。工会的壮大使工人工资有所增长。工人阶级消费者现在能够买得起长筒袜或餐具之类的物件，而在此之前，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奢望去购买。一些工人，尤其是那些熟练行业的工人步入了中产阶级行列。工业家阶层的子女进入了名牌大学学习。一些成为工业巨头而没有自己头衔的人，通过联姻或影响力获得了贵族身份。哈特姆特·凯伯乐（Hartmut Kae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