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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依托于广大的农业腹地的城市相比，这些城市从瘟疫中恢复过来的速度较慢。它们以外国雇佣兵为主体的军队已经十分空虚，没有能力与西班牙和法国等帝国的军队对抗。众多城邦逐渐被这些强国所吞没。威尼斯竭尽全力维持自己的独立，但还是不得不将地中海东部大片群岛中的一部分割让出去。布罗代尔：《地中海》，第388～389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章 欧洲的城市复兴（4）
西班牙人的崛起
城邦的地位在世界贸易格局的剧烈变动中进一步被削弱。在成功地击败了摩尔人之后，基督教狂热在新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极度高涨，他们在15世纪初怀着救世主一般的激情冲向了海洋。他们开辟了新的、诱人的海外市场，这将最终破坏由意大利人及其盟友长期把持的贸易路线。
弹丸之地的葡萄牙，既落后又贫困，人口还不足100万人，却发出了第一记重拳。到15世纪40年代，葡萄牙海员开始西行到亚速尔群岛，之后不久在西非海岸沿线建立了殖民地。当公元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卡利卡特港时，这个弹丸小国已经开通了绕道非洲到达亚洲的航线，这对长期垄断利润可观的香料贸易的意大利构成了威胁。
1509年发生了另一件至关重要的事件，在特诺奇蒂特兰被征服的10年之前，小小的葡萄牙舰队在印度古吉拉特外围的第乌击败了强大的穆斯林无敌舰队。从那时候起，对世界贸易和城市未来的控制权不再被阿拉伯人、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所掌控，而是无情的落入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之手。路易斯·B赖特（Louis BWright）：《黄金、光荣和福音：文艺复兴时期探索家的冒险生活和时代》（Gold；Glory and the Gospel：The Adventurous Lives and Times of the Renaissance Explorers），纽约，博物馆出版社，1970，第117页；哈罗德·伯德特：《向21世纪》（Toward the 21th Century），人口所2，1996。
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新世界”的残酷征服进一步削弱了意大利的商业霸主地位。久而久之，为伊比利亚王室服务成为野心勃勃的意大利人的致富之路。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约翰·卡波特和乔凡尼·达·韦拉扎诺是最早探索这片辽阔新领域的探险家中的佼佼者。新大陆最终以探险家亚美利加·韦斯普奇的名字命名，他曾经是佛罗伦萨麦迪奇家族金融利益的代理人。
到了17世纪，里斯本这个200年前无足轻重的小城市，已经发展成为葡萄牙广大帝国的一个主要城市、重要港口和管理中心。此时的里斯本人口超过10万人，俨然摆出一幅伟大帝国首都的姿态，能对世界范围的事件产生影响。钱德勒、福克斯：前引书，第313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在西班牙，新近获得的财富加速了塞维利亚港以及巴利阿多里德和后来的马德里的发展。在欧洲的征服，包括在意大利和荷兰的征服，都增加了西班牙王室的财富。私人住房和公共建筑都反映了帝国雄厚的财力。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于1563年动工，帝国的财富成为其奢华的装饰，它使用了大量的美洲木材，动用了米兰钢工艺技术，悬挂着比利时的佛兰德斯挂毯。欧文·布莱克：《普雷斯科特的历史：西班牙帝国的兴衰》（Prescotts Historie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panish Empire），纽约，韦金出版社，1963，第258～263页。
巴黎：终极的欧洲都城
在这些新的首都城市中，最持久的城市并不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而是位于欧洲大陆最大、最富有也最有凝聚力的法兰西帝国。巴黎最早起源于古罗马在塞纳河上一个岛屿的定居点。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很长时间里，这里基本上被遗弃，城市得以继续存在是因为它是一个教会中心。公元10 世纪末，卡佩王朝计划让城市成为一个行政中心。
得益于财富和疆域的扩大，卡佩王朝的国王们给这个伟大的首都奠定了基础。在公元12世纪，法王腓力·奥古斯都第一次铺设了巴黎的街道，在磊阿勒创建了新的中心市场，并在城市周围建起了坚实的防御城墙。巴黎圣母院开始修建，这座建筑一直拖到公元13世纪晚期才完工。当时巴黎的人口膨胀到约15万人，是世界最大的欧洲天主教城市。洛佩兹：前引书，第322～325页；艾尔弗雷德·菲耶罗（Alfred Fierro）：《巴黎历史字典》（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Pairs），乔恩·渥洛诺夫译，拉纳姆，稻草人出版社，1998，第2～3页。
巴黎缺乏像意大利竞争者那样的商业活力，甚至不如国内弱小的竞争对手里昂。巴黎的主要优势在于君主国扩张的权力、大学的兴盛，以及作为全国精神思想中心的重要地位。富马加利：前引书，第91页。和同时代中国的帝国城市一样，巴黎是一个政府官僚、牧师、学生、学者云集的城市，巴黎商人阶层的增长并没有依仗于大量出口的商品，而在于向聚集于此的精英们提供服务。伊夫·朗甘（Yves Lenguin）：《法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法国外国人移民史》（La mosaique France：Histoire des étrangers et limmigration en France），巴黎，拉罗斯，1988，第130、142页；布罗代尔：《世界视角》，第329～330页。
*16 世纪末之前，长期的王室争斗，加上随之而来的残酷的宗教战争，延缓了城市的发展速度。1594年，第一个波旁君主亨利四世这个新教教徒皈依天主教，这才确保了王国的统一和城市帝国的命运。据说他曾如是解释：“举行弥撒弥撒，罗马天主教教堂举行的领取圣餐的公共庆祝活动。译者注。仪式，巴黎最合适不过。”
亨利四世决心让巴黎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帝国名副其实的首都。他清理了肮脏的城市街道，扩建了卢浮宫，按照意大利的模式修建了数个公共广场。贵族们纷纷涌向了巴黎。那里官僚机构膨胀，手工业者也迁往巴黎，为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的服务。到下一个世纪，巴黎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了约50万人。詹姆斯·L麦克莱恩、约翰·M梅里曼（James LMcClain and John MMerriman）：《江户和巴黎：城市和权力》（Edo and Pairs：Cities and Power），选自詹姆斯·L麦克莱恩、约翰·M梅里曼、鹈川馨（Ugawa Kaoru）《江户和巴黎：早期现代的城市和国家生活》（Edo and Pairs：Urban Life and the State in the Early Modern Era），纽约州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第4、12～13页。
到了17世纪70年代，巴黎的扩张越过了古代城墙。尽管统治者对首都城市的无序发展时有警觉，他们还是对市容刻意装饰。即使路易十四将行宫迁到了郊区的凡尔赛宫，他的重臣柯尔伯还是绕城兴修了绿树成荫的大道，并开始动工修建荣军院、一道道凯旋拱形门，以及圆形胜利广场，广场上的路易塑像用24K金叶片覆盖，在阳光下熠熠发光。
巴黎现在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伟大帝国的首都——新罗马。柯尔伯建议说：“当人们看到这些伟大的建筑时，就会产生敬畏之感，这样他们才能感到君主的伟大，其他什么也不能达到此目的……”不幸的是，城市建筑的辉煌也导致了国家财政的破产和普通民众的极度贫困。为了防止首都发生饥荒和暴乱，统治者便从附近乡村地区征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这就难怪法国的其他地区常常把巴黎看成“吸血鬼巴比伦这里的巴比伦用来比喻任何奢华淫靡或罪恶的城市。译者注。”，它的伟大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麦克莱恩、梅里曼：前引书，第23、77页。
*尽管法国其他地方对巴黎嫉恨有加，到17世纪，巴黎已经成为了欧洲大陆主要的文化和艺术之都。朱克：前引书，第195页。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巴黎一直被尊为城市向心化和气势恢弘的典范城市。从君主国时代到现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使法国官员们将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首都建设上。戴维·哈默（David Hamer）：《新世界的新城镇：19世纪城市边疆的想象与视角》（New Towns in the New World：Images and Percep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 Frontie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第36～37页。
现代法国伟大的设计师拿破仑一世决心把巴黎变成一个“神话般的、规模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城市。然而他宏伟的巴黎建设构想随着1815年的战败而无法付诸实现。他的侄儿路易·拿破仑促成了首都城市真正的转变。在1851年执政不久，路易·拿破仑宣布巴黎“是法国的中心，让我们竭尽全力来装点这个伟大的城市”。
在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和铁面无情的行政长官乔治·尤金·奥斯曼的共同努力下，巴黎的城市布局沿宽敞的大道展开，并用宏伟的建筑和构思巧妙的公园加以点缀。很明显，法国的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理念影响了维也纳、华盛顿特区、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汉诺维的城市建设者。米歇尔·卡莫纳（Michel Carmona）：《奥斯曼：他的生活和时代，现代巴黎的形成》（Haussmann：His Life and Times；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airs），芝加哥，伊凡迪伊出版社，2002，第10、113～122、139、154～156页；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法国大革命的到来》（The 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RR帕尔默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第98～99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1）
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
扩展中的欧洲城市秩序
到亚洲和美洲的新航线仅仅是这些城市努力开拓其经济领域的一部分。新的欧洲市场甚至出现在过去罗马时代最偏远的内陆地区。在这个千年里，欧洲大陆第一次被打上了城市烙印。村庄正在变成城镇，一些城镇则转变为城市，拥有自己的大教堂和中心市场。城市中心从莱茵河上游开始兴起，经过里加、格但斯克，一直延伸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尼古拉斯·V 雷萨诺维斯基（Nicholas VRiasanovsky）：《俄国史》（A History of Russi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第92～117页。
古典时期以来，欧洲的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了亚洲和近东。罗斯曼：前引书，第71～72页。1500～1650年期间，超过1万人口的城镇数量几乎翻了一番，接近200个。总体而言，城市居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由原来的74％ 上升到10％。人口在10万人以上的新城市数量急剧增加。甚至长期挣扎在痛苦边缘的罗马也出现了城市的复兴，其人口由公元14世纪70年代的17万人增加到了1650年的124万人。莫里斯：前引书，第104～105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29、50页。
关键问题在于，在城市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哪些城市的位置更优越。虽然巴黎和其他炫目的首都城市是先进的城市模式和富丽堂皇的典型，而实际上基本处于寄生状态，主要依附于他们的腹地。历史总是垂青那些控制了通往广阔世界的主要通道的城市。
西班牙帝国的衰落
正在扩张的欧洲经济最大的受益者，可能是那些已经掌控了面积广阔的海外帝国的城市。但是里斯本、塞维利亚以及后来的马德里没有足够的商业头脑去完全收获艰苦播种的果实。黑尔：前引书，第456页。
文化价值是这次失败的关键。像贝尔纳尔·迪亚斯的统帅和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者赫尔南·科尔特斯之类的人，与其说是城市和经济的建设者，还不如说更像中世纪的武士。和其他征服者一样，科尔特斯主要是为了荣誉、上帝和金银财宝而奋斗。《普雷斯科特的历史》，第155页。
西班牙人自大意识浓厚，根本没有什么宗教宽容，这种情况最后有所改观。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和新近皈依的新基督教徒在蒸蒸日上的欧洲城市的商业和职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西班牙更是如此。黑尔：前引书，第168页。
塞维利亚、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等城市意识到犹太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反对宗教裁判所。随着西班牙国家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强，自治城市权利被全部清除，所有自治市的抵抗都被镇压。公元1492年的驱逐令颁布之后，超过18万的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离开了西班牙。对于这个生死攸关的一年，历史学家巴尼特·内特文夫评价说：“西班牙让哥伦布航海探险，它因此获得了一个大陆；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出国，它因此失去了左膀右臂。”亨利·卡门（Henry Kamen）：《1469~1714年的西班牙：冲突的社会》（Spain 1469…1714：A Society of Conflict），伦敦，朗曼出版社，1991，第39～42页；巴尼特·内特文夫（Barnet Litvinoff）：《1492年中世纪精神的衰落与现代的崛起》（1492：The Decline of Mediev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Modern Age），纽约，埃文出版社，1991，第34、58页。
西班牙多数的资本由教会和贵族控制，清除犹太人和新基督教徒之后剩余的商业中产阶级大都缺乏商业经验，不能充分地利用摆在他们面前的新的商业机会。卡门：前引书，第246～248页。 财富基本上经过塞维利亚港涌入西班牙，最后流入意大利的中间人和贸易商手中。即使是出口西班牙殖民地的大部分商品，也要在西班牙以外的其他国家生产加工。西班牙帝国的黄金都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