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20余年，对乔尔·科特金并不陌生。他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新美国基金会”欧文高级研究员，全球公认的未来学和城市问题研究权威。曾在纽约城市大学纽曼研究所和南加州建筑学院任教，也是《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美国企业界》和《洛杉矶时报》等名牌媒体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他学贯古今、视野开阔、建树甚多。其著作往往甫一出版，即成经典书热卖。在其发表的五部著作中，《部族》（Tribes）和《新地理》（New Geography）深受学术界推崇，好评如潮。
但是，当2005年5月出版社把这部带着墨香的《全球城市史》（清样稿）转给我时，仍令我惊诧不已。这部纵论世界城市上下5000余年历史的新著竟不到20万字（英文），背封上几位名家的评论，却十分了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托尔德·雷布金斯基教授认为此书“观点新颖独到，令人折服，当与刘易斯·芒福德、彼得·霍尔、费尔南德·布代罗尔的论著并列于城市史研究书架”。休斯敦市长鲍勃·拉尼尔索性一言蔽之曰“对城市生活独到而睿智的阐释……堪称传世之作”。斯言如此，不禁令我诚惶诚恐。于是，我急不可待，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城市大千世界的林林总总，在他的笔下，线索清晰可辨，内容繁简有致，思路见微知著。飞扬的文采，连珠式妙语，流水般行文，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论著的艰深晦涩。阅读的过程，包括我后来翻译的过程，既是审美上的享受，也有思考的快慰。短短一百多页的文字，不啻于一次穿越城市时空隧道的奇妙旅行。
科特金以其神来之笔，把我们带入一个似曾相识但又别有意境的城市世界：从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宗教中心，到古典时期的罗马帝国中心，伊斯兰世界城市，欧洲威尼斯等商业城市，再到后来的伦敦、纽约等工业城市，一直到今天以洛杉矶为代表的后工业化城市。他发现，这个城市世界从发轫伊始，就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尽管它们可能远隔重洋、相距万里。当年“孤独的文明”阿兹蒂克帝国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城，与公元前数千年兴起的古巴比伦城同为上古城市文明的奇葩，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却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征。1519年前后当人们发现这一现象时曾轰动一时。那么，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呢？科特金高度概括为六个字：神圣、安全、繁忙。如欲成为世界名城，必须具备精神、政治、经济这三个方面的特质，三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薄弱环节，都会损毁其基础，甚至最终导致其衰亡。
所谓神圣（sacred），属宗教层面的概念，广义上也可理解为道德操守的约束或市民属性的认同，是某城市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此书开篇的标题就是“神圣的起源”。最早留下城市永久性印记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一度拥有25万人口的巴比伦，全称为“巴比－伊拉尼”（Babi…ilani），喻为诸神于此处降临大地的“众神之门”。后来繁衍生息在此地的其他民族——从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到波斯人——都把他们的城市想象成最神圣之地，把他们的城市与神密切相连。苏美尔人、罗马人也笃信宗教，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成为国教，其城市自然是宗教中心。公元前2千纪中国开始的独特的、内生性城市进程，同样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统治者希望通过抚慰诸神来规范自然万物和尘世，都城不仅仅是世俗权力所在地，也是“中央王国”的中心，“居天下之中，礼也”观念的具体体现。它们履行着类似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等伊斯兰教圣地的功能，但是侧重点却有明显的不同。穆斯林的圣地是宗教圣地，从伊斯兰历史的第一个千年之后，就不再是政治权力所在地。伊斯兰文明所孕育的城市文化、宗教关怀体现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万能的真主之间的合一。在伊斯兰城市的布局中，清真寺成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但在中国，权力和神圣可以相互切换：皇帝居住的地方，也就是神圣的地方。在遥远的美洲，宗教的优先地位更为突出。北美的墨西哥、南美地区的秘鲁和美洲其他早期文明建成的第一批城市都将宗教建筑置于大都市中心的心脏地带。用一位美国历史学者的话来说，在世界各地早期城市的兴起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心理一致”的现象。
今天，全世界各色各样的城市仍程度不同地演绎着这些功能。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或是某些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宗教，依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人们试图保持牢固的家庭联系和体制信仰，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有着深深眷恋，有着让这个地方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科特金认为，一个没有道义约束或没有市民属性概念的城市即使富庶也不可能保持长久。在谈到这一点时，他注意到，当今可能最引人注目的成功的城市建设，是中国在新儒教信仰体系与外来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结合之下进行的。所谓安全（safe），界定是很清楚的，就是指一个城市所能提供的最基本安全保障，包括安全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安全对一所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一个城市不能给居住于此的人民以安全感，那它迟早会消失，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历史上屡见不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罗马的兴起就是安全方面的成功例子。罗马帝国通过对外征伐，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大帝国，并于公元2世纪时达于全盛，帝国范围庞大但联系畅达，“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欧洲的主要城市，约克、伦敦、特里尔、巴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等，竞相效仿，在某种意义上，罗马化几乎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同义词。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不安全而导致垮台的最典型例子也是罗马。后来，在外敌数百年的骚扰下，罗马帝国不断收缩，到公元7世纪，实质上所有的罗马帝国大城市，从行省中心特里尔到德国边境地区的马赛，或被放弃，或变得毫无轻重，罗马人口也流失了十之八九。此后直至19世纪，欧洲再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城市。
安全与宗教是相互关联的。没有拜占庭帝国广阔的城市基础，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就不会出现，反之亦然。作为欧洲的首要城市，君士坦丁堡在公元6世纪曾兴盛一时，人口接近50万人，并且控制着从亚得里亚海到美索不达米亚、从黑海到非洲之角的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但君士坦丁堡的宗教特性远不如古典世界城市那样强烈，结果兴盛的基础不牢。
进入现代后，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安全制度对城市地区的复兴仍有明显作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社会动荡，圣路易斯及底特律等城市因此人口剧减，几十年未能恢复元气，纽约城也一度因为安全问题而严重影响其现代名城的形象。到20世纪末，一些美国城市社会治安改善，犯罪率明显下降，这就为某些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城市人口适度回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1992年经历了灾难性的城市骚乱之后，洛杉矶不仅设法遏制了犯罪，而且完成了经济和人口的复兴。不幸的是，对城市未来的新威胁在发展中国家又浮出水面。20世纪末，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等巨型城市，城市犯罪演变成了“城市游击战”。毒品走私、黑帮势力和普遍的无政府状态也同样困扰着墨西哥城、蒂华纳、圣萨尔瓦多和其他城市。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东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动荡更加恶化，对全球城市的安全构成最致命的直接威胁。“9·11”事件是最极端的表现形式。
序一部耐人寻味的城市启示录——译者序（2）
所谓繁忙（busy），主要是指经济基础坚实，商业市场完善，城市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发育较成熟。比较而言，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城市的未来并不仅仅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政治权力，还要靠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不过，比较而言，宗教因素较为持久，安全和经济因素则变数很大，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或经济发展重心呈周期性变化，出现此消彼涨、各领风骚的局面。在此方面，近代以来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兴盛的威尼斯、里斯本、安特卫普、伦敦和纽约等城市最为典型。
威尼斯是一个城市凭经济实力而强盛的“终极形式”。它的富足不是依靠帝国对外征服或充当神圣中心的角色，而是像上古腓尼基人一样，集中在经商理财。到公元14世纪，威尼斯不仅成为西方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而且还是西方的生产车间，商业和工业得到巧妙的结合。到16世纪早期，威尼斯成了欧洲最富有的城市。此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靠海外殖民地掠夺，削弱了意大利的商业霸主地位，里斯本等城市一度兴盛。但很快又被北方的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凭借迅猛扩展的世界贸易所超越。再后来，则是伦敦力拔头筹，成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伦敦不仅仅拥有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深厚的居民道德意识，更重要的是，伦敦开创了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用以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以城市居民为主的第一个国家。
但此时在另外一块大陆上，美国得以不受任何干扰地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成为“繁忙”的城市乐土。有人这样写道，亚当·斯密的声音“在世界的耳朵里响彻了60年，但只有美国听从了这个声音，并推崇和遵循它”，非常形象地道出了美国当时的经济形势。在美国城市群雄并起的19世纪下半期，纽约的表现最为抢眼，它的商业增长和文化生活相互推动，延续着以往的商都大邑雅典、亚利山大里亚、开罗和伦敦的成功道路。到20世纪初它不仅在美国城市中居遥遥领先的位置，也成为世界不可逾越的商业巨擘，新的城市世界的中心。当时一位英国作家不无妒忌地说，“我们英国人的幽默笑料正在被纽约的出版商们用机器实行机械化加工，甚至英国的婴儿也在吃美国食品，死的时候装在美国造的棺材里下葬”。再后来，纽约的发展一发不可收拾。有人这样评论：仅仅是一个下午时间，在曼哈顿一个摩天大楼里所做出的决议，就将会决定在南非上演什么电影，新墨西哥矿区里的儿童是否应该上学，巴西咖啡种植者的收成应该获取多大回报。科特金把英国和美国城市的相继崛起称为“盎格鲁——美利坚城市革命”。
在这个城市世界里，也有不和谐音，有某种非正常模式或另类城市化现象。科特金认为，此类现象主要发生在日本、俄罗斯和德国。在工业化过程中，欧美等国一般都具有能够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冲击的民主传统，而这三个国家没有。这几个国家试图在几乎是中世纪政治体制下超常发展工业城市。在日本，工业革命是突发性的，人为色彩很浓，城市也是如此。东京到1930年成为自工业化以来亚洲第一个能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城市，甚至一度想超过它们。德国与日本一样，工业革命起步略晚，但也带有突发性，由此产生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柏林多年来一直是普鲁士的“兵营城镇”，死气沉沉，毫无生机，但到19世纪末，它突然一跃成为人口达150万人之众的大都市。到希特勒时期，更进一步想把柏林转变成以德国人为主的人口众多的大都市，成为古罗马或巴比伦的今日版本，还设计了一个由密集的工业中心所组成的“群岛”城市。这些大而不当的规划，像日本的那些规划一样，随着“二战”这场浩劫而灰飞烟灭。俄国走上第三条道路。本来，俄罗斯有着可与北美相媲美的发展工业的天然有利条件，但这种自然界的有利优势却被每况愈下的社会秩序所抵消了。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效仿彼得大帝，发起一个雄心勃勃的城镇建设大跃进。在某种意义上，苏维埃的城市政策确实是成功了，到1960年，他们把一个以农村为主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但其工业城市发展比例失调，弊端很多，在道义操守方面也不得章法。
不和谐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在中东地区。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本来可以有足够的资金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膨胀问题，伊斯兰世界早期以城市为依托的宗教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可以成为建设城市道德秩序的凝聚力。但可悲的是，即便在20 世纪70、80年代石油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些城市也没有及时创办大规模制造业和具有世界水平的服务产业，来解决大批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到如今，伊斯兰教显然没有像其他信仰体系那样，成功地解决因城市化的发展而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城市世界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实现“更好的城市”的理想发展模式。这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城市空间定位问题。欧洲最先进行了相关探讨与实践，其侧重点很值得回味。在法国巴黎，治理城市问题的重心是在城市中心，通常采用的解决办法是重新规划城市中心地带，使之恢复生机。作为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英国，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任其向郊区发展。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科特金发现，伦敦城市问题的轻重缓急与巴黎不同。到1910年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是巴黎的3倍，向郊区发展势在必行。在寻求“更好的城市”的过程中，伦敦官方没有像巴黎那样动用大量资源，重新开发首都的中心区，相反，他们只是容许一直在发生着的事情顺其自然，让城市空间任其逐渐扩展而不做任何干预。最初，只是最富有的城市居民迁移到乡村，到19世纪后期，越来越多成功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居民也汇入了向城市外围大迁移的浪潮，迁往郊区成了“普遍的渴望”。如果说，在中心城市拥有一套可心的公寓是向上层社会爬升的巴黎人的梦想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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