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
第一部第8节
第二天，拉里和我到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出席听证会。当时，我觉得像坐过山车一般的局势紧揪着我的心。在我回答问题时，包括达马托参议员和劳彻·费尔克洛斯（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人）参议员提出的带有敌意的问题，我的助手们不断给我塞纸条，告诉我比索正在以比前一天的跌幅更大的幅度回升。和我一起出席听证会的拉里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认为这件事可能实际起作用了”。当时一位参议员正在发言，我潦草地给他写了一个回复：“我想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我们的乐观又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在3月10日的反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落。一个月后，我们又在关于是否支付第二笔30亿美元贷款的问题经历了同样痛苦的决策过程。
到5月中旬，我们看到的墨西哥中央银行的报告显示，第一次出现了我们的计划正在开始起作用的不明确的迹象，尽管市场对这种进展似乎还没有反应，而且看上去还很脆弱。我们给总统送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墨西哥经济正处在严重的衰退之中，但该国的贸易赤字却转为盈余，政府短期债券的存量大幅度下降，比索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预期我们的救援计划会成功，他在5月24日他的专栏里把这一计划称为“克林顿总统最不受欢迎、最不被理解但又是最重要的外交决策”。
可惜，弗里德曼的说法早了一点。过山车般的局势又持续了几个月。由于塞迪略采取的政策措施，到夏季结束时，金融和经济局势看起来更稳定了。但失业继续增加，实际工资明显降低，银行资产负债状况更为严重。由于实在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也由于受到出现的该计划正在控制局面的迹象的鼓励，墨西哥政府过早地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措施。市场重新出现滑落，但墨西哥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收紧政策以控制下滑势头。
尽管11月份又出现了一次坎坷时期，但到1995年底，该计划控制住了局面。投资者开始向墨西哥投放资金；外汇储备开始增加；汇率实现稳定；利率稍有下降。所有的事都开始起作用。私营领域重新开始向墨西哥提供贷款。到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再次出现增长。塞迪略政府开始向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偿还贷款，以条件较少的私人贷款取而代之。
经济反应的速度非常显著。1982年危机造成了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负增长、金融动荡以及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1995年危机给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造成了痛苦，实际工资回升缓慢，但仅仅失去了一年的经济发展时间。在1982年危机之后，墨西哥花了7年时间才重新进入金融市场。而1995年，仅用了7个月。
1996年8月，墨西哥提前偿还了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仍是一笔巨资的105亿美元的70亿。1997年1月，塞迪略政府完全还清贷款，比原计划提前了三年多，我的一位助手在《纽约时报》匿名发表文章称，“这是鲍勃·鲁宾的波斯尼亚。今天他把我们的部队撤出来了”。墨西哥付给了我们14亿美元的利息，给“汇率干预基金”留下了5。8亿美元的利润——这是超出我们这笔钱以财政部期票形式赢利的部分。曾把这项计划称为一个“失败”的达马托参议员发布了有一行字的表态，说他“很高兴”我们的计划取得了成功——多亏了“谨慎的国会的监督”。
在我看来，墨西哥危机使我们对全球经济、对我们国家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新的更大的风险、对我们在试图处理这些危险时面临的挑战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不断波动的市场和我们自己的政治进程使这些挑战进一步复杂化。根据我的叙述，我把许多反应简单地勾画出来，但最后的观察还取决于事情的整个过程。
第一个教训是我们处理跨国经济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没有墨西哥政府做出的政策选择，我们向墨西哥提供的贷款可能就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效果。这是关键因素，既是因为个别的政策尤其是利率方面政策的效果，也是因为来自对墨西哥人正齐心协力应对危机的越来越强烈的感觉所激起的信心。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个插曲，面对高度不确定的局势和相当大的政治压力，我们的决策显示，我在金融界深深内在化的或然性思维在华盛顿有实际的应用性。而且当墨西哥和金融市场的事实发生变化，我们重新评估方案和政策时，那种分析进程正在进行。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证明，在做出政府决策时，强有力和开放的智慧交流的价值。
但在其他方面，这一插曲让我看到，在政府中工作，决策是多么的有挑战性。当围绕手段而不是目标出现分歧时，好的决定更难以做出。私营领域经常密切注意消费者和就业者，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事情都服务于更高的或然性目标——或许除了相当小的一部分致力于慈善事业和其他公共目的的公司行动外。相比之下，公共领域是依靠许多同样具有合法性的目标运转的。对许多国会议员来说，毒品和非法移民问题远比处理墨西哥危机这样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认为，如果墨西哥出现债务拖欠，并陷入严重而漫长的经济困境，前一类问题将会大大恶化。但我们的观点无法打动这些议员们。
墨西哥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政治进程在有效地处理涉及技术复杂性、实现长期利益的短期成本、信息的不充分和结果不确定、政治优势的机会以及公众的不理解等方面的问题时所存在的困难。不幸的是，当今复杂的世界上的许多最重要的经济、地缘政治和环境挑战都属于上述范畴，这就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如何有效地进行应对的问题。
第一部第9节
话又说回来，墨西哥危机也显示了我们制度的力量。国会虽然自己无法采取行动，而且还经常使我们的努力复杂化，但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一些重要问题，如道德风险问题，而且有助于所有的观点被考虑到，这是较为集权的体制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些个别的议员起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我发现，找到有效的议员盟友是顺利通过我们制度的关键。达马托参议员一度曾提议，采取措施禁止财政部将来在此类情况下动用“汇率干预基金”。这一建议如获通过，将会严重妨碍我们处理两年以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但多德参议员和萨班斯参议员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利弊有深刻理解，他们阻止了达马托建议的通过，使约束更为有限。我也记得在生活中其他领域很少出现的一个优雅的举动。来自阿拉斯加、当过银行家的共和党参议员弗兰克·莫克斯基曾反对我们的救援计划，认为不会成功。在我后来在参议院就另一个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时，他走开了，这一姿态在华盛顿和其他很多地方是少见的。
然而，莫克斯基的预言可能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的计划只能由愿意冒巨大的政治风险的总统和行政当局来推行。我们分析中出现失误，局势的难以预见，或者直接就是可预见的危险实际上发生了，这些都会造成我们的失败。如果成功的可能性经过精确的计算是三比一，那么如果发生四次这样的问题，你就会失败一次。不幸的是，作为政治和媒体焦点的华盛顿只是根据结果判断决定的正确与否，而不是根据决策的水平，几乎不允许出现不可避免的某种人为失误。这很容易导致公共官员不应该有的躲避风险行为。在私营领域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我的经历，在判断交易和投资的结果时这种情况最严重。但私营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更经常承认需要超越结果，进行最敏锐和建设性的评估。
几年后，布什政府的新任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说他喜欢墨西哥计划，因为计划起作用了。“我们向他们提供了钱，这些钱稳定了他们的局势，而且他们比原计划提前把钱还给了我们。”他说，“我喜欢成功。即使是有意义的失败我也不感兴趣。”奥尼尔说他喜欢成功的事，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能只根据结果来评价决策。即使是最好的干预决策也是或然性的而且有失败的真正危险，但失败不一定就说明决策是错的。
最后，我最担心的是，对与全球化和其他地区经济局势有关的所有问题给美国的就业、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对在这些国际经济问题上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多么的关键，美国公众理解得太少。其结果就像我在华盛顿6年半时间内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的那样，在贸易自由化、国际金融危机应对、对外援助、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要想获得公众的支持，也就是政治支持，实在是太难了。
在克林顿第二届任期期间，奥尔布赖特国务卿和我曾探讨在全国举办联合公共会议，推动公众了解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全球化问题对人们生活的影响。遗憾的是，我们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但是要改变人们在所有这些对我们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的认识和政治态度，迫切需要开展某种公众教育运动。例如，在贸易问题上，混乱是非常具体而又被敏锐感觉到的，并且会导致强有力的政治行动，但是进出口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非常分散的，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与贸易有关，游戏也就形不成他们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政治支持。
就在经济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国际政治而言，我们也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墨西哥危机以及后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美国通过与西方七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组织的联系，发挥领导作用，对于有效地应对危机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对于美国的作用也是态度暧昧的。如果我们不发挥领导作用就会受到指责，而如果我们发挥领导作用，则遭到憎恨。我们在财政部所吸取的教训是，只要是现实的，要更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