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委以本讲座的讲师资格时，本人脑中想得最多的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所以，请允许我对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发表见解，而不是对她的作品加以评判和总结。如果想作总结，我们就要面临两个障碍。首先是这些作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一旦摒弃“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病太太”这个被阿诺德•；贝内特（ArnoldBennett）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小说家。接受得如此单纯的绰号，便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令人困惑的世界，其间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形容她的确切词语。我们想到《海浪》（TheWaves），于是说：“对——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然后我们想起《普通读者》（ThemonReader），在这本书里她却显得十分不同，接着我们想起《一间自己的房间》（ARoomofOnesOwn）或者《我们所知道的生活》（LifeasWeHaveKnownIt）里的前言：在那里她又很不一样了。”她如同一株植物，应该生长在公园中土壤良好的花床里——生长在艰涩难懂的文学花坛里——它将根须延伸到四面八方，顶破嵌满碎石的前车道，甚至穿透石板铺成的厨房庭院的地面。她对生活满怀兴趣，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爱好越来越广泛。她的好奇心不仅相当敏感，而且还很顽强。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怎么可能概括她的成就呢？在演讲时，标题有时可以成为演讲者的救生索，可以把他带到自己希望抵达的安全地带。今天，我能找到这样一根救生索吗？
第二个障碍，则是当下并非评判任何事情的好年月。说得委婉些，我们的判断力还没有达到最佳的巅峰水准。正如她所指出的，大家都还站立在比萨斜塔上，即便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19世纪的人也是如此，那时大地还是水平的，而建筑物还是垂直的。现在我们往下看时，无法正确地判断所处环境的地貌，因为一切都是倾斜的。孤立的事物并不那么令人感到费解，一棵树、一个波浪、一顶帽子、一件珠宝，以及一位老先生的秃顶，这些在今天看上去都和以往相差无几。但是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无法估摸的，这就是为何必须留待下一代人来对之作出定论的原因。现在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是否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呢（某些我们本应重视的东西可能有所发展，但那将是另外的命题了）？对此我一点信心也没有；也许下一代人，会把弗吉尼亚看做毫无价值、索然无味的人而置之不理。然而，我并不这么认为，我想你们也一样；我们仍然有话要说，而且当你们将“瑞德讲座”的讲师资格授予我的时候——将最伟大的荣誉授予我的时候——我暗自设想，自己能不能从她所仰慕的大学，从这所大学的中央建筑里，将获得的部分荣誉转送给她呢？她会带着一丝嘲笑的神情接受这样的敬意，因为她对于妇女的学术地位所持的态度有些尖刻。“什么？我，在评议会大厦？”她会说，“你肯定这样做合适吗？如果想谈我的著作，为什么你要先戴上礼帽、穿好礼服，来伪装自己呢？”不过，我想她会感到高兴的。她热爱剑桥。真的，我珍藏着一个秘密的幻想，认为她曾在这里获得过她的学位。她，那个可以乔装打扮成桑给巴尔的王子，或者可以将脸涂黑，冒充埃塞俄比亚人大摇大摆地登上“大无畏号”战舰的人摩根•；福斯特在此处暗指1910年弗吉尼亚所参与的“大无畏号”事件。——她肯定可以愚弄我们这些无辜的讲师们，并且可以就跪在这个位置上，向校长呈上精致而可疑的奥兰多的头颅。
毕竟，我们还有一条救生索可以抓住：她喜爱写作。
这些话通常没有多少意义，但是对于她却必定极度适用。她喜欢接收各种感觉——视觉、听觉、味觉——并在头脑中将它们逐一筛滤，让它们在那里遭遇各种理论和记忆，然后再通过手中的笔，将其表达在一小片纸头上。现在，写作所带来的更高层次的喜悦刚刚开始出现，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笔迹仅仅是创作的前奏，与墙壁上的斑斑点点相差不多。得把它们加以组合、排列，在此处加以强调，在彼处进行删略，必须创造出新的关系，必须添上新的笔迹，经历了这种互动过程之后，某件成品，某件完整的作品，仅此一件，就成形了。这件成品，不论它是小说还是随笔，是短篇小说还是传记，或是准备私下读给朋友们听的论文，如果写得很成功，它本身就会与某种感觉十分相似。尽管这篇作品如此纷繁复杂、如此理性，尽管它可能充满了庞大而沉甸甸的事实，但是它与一开始促使作者动笔的那个简单的东西，与那些视觉、听觉、味觉，恰好是十分相像的。当我们描述这些感觉的时候，也就是对这篇作品在进行最好的描述，因为它不是有关某物的文章，它就是某物本身。这在她的“美学类”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邱园记事》（KewGardens）和《达洛卫夫人》（MrsDalloway），而在她的学术性的作品中则不太明显，像《罗杰•；弗莱传》（RogerFry：ABiography）便是如此，然而在这本书里，相似性同样也存在。从特里维廉（R。C。Trevelyan）特里维廉（1872～1951），“使徒社”成员、诗人
、古典学者。的一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当她写这部传记之时，有着一种与音乐家谱曲相应的感受。在第一章里，她陈述所要表现的主题，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她分别将这些主题加以呈现、展开，最后则试图把它们又重新归结到一起。这本传记把弗莱介绍得恰如其分。但是，它同时也是其他的东西；它是一件作品，一件完整的作品。
她热爱写作，这种热爱程度几乎没有多少作家能够企及。大多数作家写作时，半只眼睛盯着版税，半只眼睛盯着挑他们毛病的人，那第三个半只眼睛则关注着改良世界的问题，这么一来，他们就只剩下半只眼睛去关注自己的工作了，而她对工作是全神贯注的。她不会左顾右盼，她的条件与性情结合起来，使她能够做到专心致志。钱，她是不用考虑的，因为她有着一笔私密的收入，虽然经济的独立并不总能保护人们免受商业社会的冲击，但是在她来说，那是富有成效的。对挑毛病的人，她在写作时从来不加考虑，尽管事后她可以非常专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表现得温顺谦卑。改良世界她也从不考虑，既然世界是男人创造的，那么她，一个女子，对这个烂摊子就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她的最后这种观点比较古怪，等一下我将回过头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她仍旧坚信这一点，这也使她的防卫圈构筑得更加完整，所以，无论是求功求名的欲望还是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无法左右她。她拥有专一的目标，像她那种情况许多年后在这个国家都不会重现，而且像她那样喜爱写作的作家，无论在哪个时代也都是非同寻常的。
现在，摆在这样一位作家面前的陷阱也就一清二楚了。它便是艺术之宫，便是假装成具有回廊拱顶、金碧辉煌模样的无底深渊，但它实际上却是一个可怕的洞穴，粗心的美学家可能会坠落其中，从此不见天日。她有着美学家的一切特点：善于挑选并操纵所获得的各种印象；不是那种创造性格的大师；喜欢把形式强加给自己的著作；心中也没有什么伟大的动机。那么，她是怎样做到避开相应的圈套，而能依然屹立在清新的空气之中，屹立在我们听得见的马童的靴子声中，或是船只的相撞声中，或是大笨钟的钟声中（也就是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的呢？她是依靠什么挺立在这个我们可以亲口品尝新出炉的面包，可以亲手触摸真正的大丽花的世界之上的呢？
她有幽默感，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不过我们的回答还必须比这个老掉牙的秘方更加深刻些。我认为，她之所以能够超脱，是由于喜欢把写作当做游戏。手中拿着笔使她感到快乐，用笔书写到比较严肃的阶段时，另一种欢愉也会迸发出来。她有一篇题为“论生病”（OnBeingIll）的随笔便是例证。文章开头提出论题，说文学中的病症，几乎从来没有得到过适当的处理（德昆西［deQuincey］和普鲁斯特属于例外），小说家们对待主题的态度，是仿佛把它当做一块望得穿灵魂的透明玻璃，而这与经验是恰恰相反的。要使这个论题成立，应该具有各种各样的前提，可是她很快便对继续探究产生了厌倦，放弃了论证的努力。她转而自娱自乐起来，写满六页之后，就变得纯粹为了好玩而写下去了。她用讽刺的笔调描述那些到病房来探视病号的人士，强调奥古斯塔斯•；海尔（AugustusHare）奥古斯塔斯•；海尔（1834～1903），英国贵族，作家。的《两条高贵的生命》（TwoNobleLives）乃病人最需要的书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愿意，她也可以描写一下生病的情状——譬如在《出航》（TheVoyageOut）中就是这样——不过写《论生病》时，她高兴地把这一点给忘记了。这篇随笔无足轻重，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创作的，但是它仍然清晰地表现了她的思维习惯。文学既是令她忙得不可开交的娱乐，也是她的学习内容。这使她乐于阅读，而且也令她免于陷入艺术之宫。如果你总是时不时地想干些蠢事，那就一定无法进入艺术之宫，因为在那里只会停滞不前。当然，丁尼生（AlfredTennyson）丁尼生（1809～1892），英国诗人，重视诗的形式完美、音韵和谐、辞藻华丽，被封为桂冠诗人（1850），主要诗作有《夏洛特小姐》、《尤利西斯》、组诗《悼念》、《国王叙事诗》等，称号为LordTennyson。男爵并不这么认为。你们应该记得，他的药方是，当艺术之宫住满所有的人，当他们立刻整肃自己的举止时，宫殿自然便会被净化。很明显，弗吉尼亚•；伍尔夫找到了一个更加简单、更加合理的对策。
当然，也存在危险——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她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女独白艺术家，把自己更为宽广的感受，浪费在淘气的行为之中，而且她确实给那些见过她本人的客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有时，她几乎看不到自己笔下所描绘的半身像面部的胡须，当这半身像属于某个现代人的肖像之时，不论它是头戴大礼帽的绅士，还是站立于铁塔之上的青年，它便不可能保持原应具有的崇高性了。不过，在她的作品里，即便在她较为轻松的文章中，控制全局的意图却是无所不在的。以这种复杂的才能来说，她确实是个大师。虽然我们大部分人喜欢一会儿用严肃的态度进行写作，一会儿用娱乐的心情进行写作，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像她那样同时操控这两种冲动，以致能让它们相互鞭策，实现良性互动。
《岁月与海浪》第二部分弗吉尼亚•；伍尔夫/摩根•；福斯特（2）
上面这些话，多多少少还只是导言。现在看来可以比较方便地对她真正创作过的作品进行一番回顾，并且略微谈谈她的成长道路了。早在1915年，她以《出航》——一本奇怪的、受到悲剧启发而写成的小说，叙述关于一群住在难以忍受的南美洲某家饭店里的英国游客的故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她对真理和智慧的热情在这里已经可见一斑：对于前者，主要凭借无神论的形式；对于后者，则凭借音乐的形式。这本书让看过它的少数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它的续篇《夜与日》（NightandDay）却令他们大失所望。它是关于经典现实主义的一次练习，并且不论是好是坏，都包含了过去两百年来英国小说的一切特点：对于人际关系的信念，对于幽默小插曲的依赖，对于地理概念的精确体认，对于社会现象细微差异的突出强调；当然，她在后来的《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BennettandMrsBrown）里，又曾欢快地嘲弄上面所说的多数技巧。《夜与日》的风格已被规范化了，十分索然无味。不过与此同时，她还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邱园记事》和《墙上的斑点》（TheMarkontheWall）。这两篇小说既不枯燥也不落窠臼，它们是很可爱的小东西；她的风格尾随着她的步伐和语言而发展，皱褶之间粘着尘土和青草，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她早期作品中的精确性，反而感觉到了一些在英语中前所未有的、难以捕捉的东西。这两个短篇虽是可爱的小东西，但却似乎无法将我们引领到什么地方，有的只是一些细小的点和色彩斑斓的团块，它们是灵感启发下的屏息凝神，是信赖运气的悦耳的嗡嗡声或喘息声。就其自身而言，它们是完美绝伦的，不过那并没有带来什么发展，我们之中也没有人认为从那些花朵的花粉里会长出未来的参天大树。因此，1922年《雅各的房间》（JacobsRoom）出现时，我们全都大为惊讶。在这部作品中，《邱园记事》的风格和敏感性都得到了保留，不过这些都被运用到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里去了。色彩的团块依旧飘移不定，可是其中却挺立着某位年轻人魁梧的身影，犹如一个密封的坛子般隔断了所有的飘移。原来不可能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一种纯乎诗情画意的并且显然微不足道的方法，已被运用于小说创作之中了。对于新鲜手法所蕴藏的各种能量，她仍无法肯定。《雅各的房间》仍是一本不太稳定的小书，但是它却象征着她那伟大的开始，象征着对《夜与日》之错误开端的决然摒弃。它引领她将自己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直至创作出《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TotheLighthouse，1927）和《海浪》（1931）。这些成功的作品都充满了诗的特征，并为诗意所环绕。《达洛卫夫人》以伦敦的某个夏日作为故事结构的核心，由此发展出两种螺旋式交叠着的命运：一种是敏感而市侩的女主人的命运，另一种是神经质而身份卑微的精神病患者的命运；他们两人虽然从未有过接触，却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又在我们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部温文尔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