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忙补充说；还有，宋。。。小碧果断地挥了一下手：行了行了，老同志，您要正视代沟的存在。这工作，您不合适。我说：不是给中学生办的吗？有那么难吗？小碧说：我们这也是商品哪，得抓消费者心理啊，这一段有什么流行趋势，有哪些热点人物，出了什么绯闻，小孩们在追捧谁，得了如指掌才行。盲人骑瞎马，那不得掉沟里去？我笑笑说：我这瞎马今天就闯你们这来了。小碧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是说我们自己。您看看，这一屋子都是京城名记，没两下子，谁也镇不住。所以这副主编，我们老找不着。我疑惑地看看那些新人类，问道：他们都是。。。京城名记？这时只听满屋子的人好像都在打电话，有人在问：赵本山吗？这礼拜您有没有空接受采访？有人在喊：不行不行，我马上要去接张惠妹！还有人在下令：那个梁咏祺的脑袋，处理得不行，重新做！我叹了一口气，对小碧说：我还以为是个语文杂志呢，物语！行了，没事儿，从松榆里赶过来，歇歇就走。小碧眼神里透出一丝怜悯，给我倒了一杯水，说：不要紧。我在《老年娱乐》认识个人，要不要帮您推荐一下？我无力地摆摆手说：算了，老年人了，就不娱乐了。
小碧见我情绪低落，讪讪的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就让我先坐着，她自去忙她自己的了。
编辑部的屋子古香古色，连窗框都是木头的。窗外一棵老银杏树浓荫蔽日，新芽翠绿。上午的好阳光穿过叶隙，静静地洒在宽大的窗台上。我想起了我中学时代的青青校树，也是这么茂盛，这么沧桑，透着一股长者的安宁。
后人恐怕不知道，命运也曾给过我们这一代人安宁，但它太吝啬，很快就收走了。我们的青春没有开花，就凋落在尘土里了。眼前的这些年轻人恣意妄为，在春风里尽情抖擞，没有什么能干预他们。他们活着，爱着，快乐着，一生都不会有遗憾。而我们，本来是20世纪第一代未经战乱的幸运儿，却意想不到地颠沛了一生。我们身体羸弱，却背负的太重太多，恐怕是永远也爬不到山顶了。
这时，那两个摄像的不知什么时候凑到了我跟前，一个小伙子递过一张名片来，原来是电视台记者，姓张。记者说：老同志，我们是电视台来拍一个纪实专题的，叫“编辑部的年轻人”，想不到遇见了您。我问：你们是什么栏目？小张说：《日子》。我笑了：《月子》？小张也笑了：《日子》、《日子》。我就说：日子？不就是那样么？
（38）
张记者向摄像使了个眼色，摄像立刻把机器对准了我。我知道，从现在起，我的每句话，都有可能出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想到这儿，我便挺了挺腰。张记者说：您甭紧张，我们这是纪实，平时怎么说话，就怎么说，可千万别作报告。他很随和地坐在我对面，开始提问：您也是下岗的吗？我稍拔高了一点声调说：是下岗人员，但下岗并不可怕！小张又问：看您的风度，您过去的职业可能很不错，下了岗，是不是有失落感？我答：是有失落感，但失落并不可怕！小张摆了一下手说：不行不行，先别拍了，咱们先随便聊聊。您过去经济上大概是什么水平？我反问道：你先说说你们一个月挣多少钱吧？小张说：怎么也得六七千。我不由一惊：哦，六七千？还有点儿红包就是八千。一年差不多是十万，中产阶级了，你们还能知道什么是“日子”？小张略显出尴尬神态，说：也没那么多。。。您老别问我啊，得我问您。您来到这样一个刊物求职，是不是觉得不大协调。我点头说：是不协调。他又问：那么您在今后的求职中是否应该更理性一些？我答：是啊，你说的对。但是钱包里的钱越来越少，就顾不上理性了。小张又问：是什么信念支撑您勇敢地出来求职？我一拍西装口袋：钱，快没了。小张说：看来您是遇到了某种困境，您对自己的前景如何估计？我说：有信心，没把握。小张说：您听过那首励志歌吗？就是“从头再来”那个。我说：那是你们搞的？小张有点儿兴奋地说：是啊，挺鼓励人的吧？我说：我倒是想从头再来，可得让我能够重新长牙才行，不然这“日子”我有点啃不动了。这时满屋的记者编辑被我们的对话所吸引，慢慢围了过来。那摄像早就重新开了机器，一眼不眨地对准了我。小张又问：您觉得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说：是奶酪。众记者哄堂大笑，小张也憋不住笑。他开玩笑地说：那么谁动了您的奶酪呢？我说：我不问这个，我就问现在为什么不发奶酪了。众人又笑，小张就说：行了，老爷子，您真逗，咱们就到这儿吧。我说：这就行了？什么时候播？小张说：一个星期吧。我起身与他握手，又冲着碧柔打了个招呼：我歇好了，走了。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中年人，墩墩实实的，腰里系了条鳄鱼皮带，刚才并没有见到过他。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说：老同志，您可别灰心，得挺住。几个年轻记者也随声附和。小碧说：这是我们老板、总编辑。我向那总编说：是啊，我知道。生活的意义在于挺住。但是不给奶酪，我怎么挺得住？
编辑部的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知道，北京的最后一道门，也同时在我身后关上了。我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
回来的时候，路过国贸中心，我下了车。走进去，坐电梯直上顶层，找到了通向天台的门。一个穿工作服的清洁工正在打扫楼层。我问她：门你能开吗？我身上的藏蓝色西装与大厦工作人员的制服几乎一样，清洁工把我当成了物业的头头，她谦卑地点点头说：能打开。我说：你打开，我上去看一下。等会儿下来我自己锁上，你忙你的去吧。清洁工连忙遵命，打开了门。我拾级而上，走到了天台上。
这虽然不是北京最高的大厦，但也是最高的建筑之一。上面，劲风扑面而来。我绕过水塔，走到护墙边上。北京的九城风烟一下子尽收眼底。四月，绿满城廓，西山苍翠，一副“齐鲁青未了”的样子。我此刻，仿佛是被恶魔梅斐斯特带到了这里。脚下，市声喧腾，众生如蚁。一个念头在我胸中涌动：阳光这么好，世界是如此明朗，那些地下的眼泪与痛苦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人的一生，不应该有其他的意义，他只有一个目的，应该用尽所有的力气向上爬，哪怕是把灵魂抵押给恶魔。两个月来，我的行动证明了我的愚蠢。事实是，灵魂一旦交出，就永无赎回的可能。我既不能救赎自己，也不能拯救他人，我只是白白地跳进了深渊。到现在，长河已经断流了，路也走到了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重回这样的高处，再看一看生活向我的微笑？往事已经离我很远了，包围我的只有讥笑和怜悯。人们不会相信，有人会抛弃别墅轿车，仅仅为了一个抽象的信念。人们也不会相信，这世界上有不把钱当一回事的人，不相信有人会忍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更痛苦。我把钱给了小宋和露露，他们将来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都无关紧要。我只不过在做最后的愚蠢的救赎：用自己渺小的行动来维护人类的荣誉。他们两人需要的很多，我只能给这么一点。这一点，只是让我、也让他们不至于对人这种物种丧失最后的信心。太阳高悬，高空的风鼓动着我的衣服，领带被吹的劈啪作响。我伫立在墙边，不想动，真想像浮士德那样大喊一声：让一切都停下来吧！
（39）
我看着脚下的这个城市。12年前在北京，曾有机缘在民族宫附近的一个高层住宅上眺望过全城，那时的北京树木还很多，田畴一样连在一起。现在，无数的白色建筑拔地而起。割碎了绿色，这些楼厦，百年以后再来看，又有多少是值得保留的呢？人们在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是让世界更美好，还是使世界变得丑陋？同样的道理，一个孩子，在他从幼年而青年、青年而壮年的过程中，他的心灵是越变越美好，还是越变越卑劣？如果是后者，那人为什么还要成长？人，为什么不能赤诚相见？为什么不能把友善作为至上的目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看到一些人正在毁灭、一些人远比我们痛苦，我们才能获得幸福感？
在国贸顶层的天台上，有无数的问号排山倒海地向我涌来，叩着我的胸膛。我想起了刚才那个主编的话，他让我要挺住。我当然知道：挺住，是一种姿态。可是，我拿什么来挺住？挺住了，又有什么意义？
走下天台的时候，我混沌的心胸好象像渐渐澄清了。我知道了我的结局，知道了会是怎样一个归宿。一个人的血肉之躯，在一个像这个城市一样的庞然大物面前，是无法挺住的。硬要挺住的话，就只有粉身碎骨！
晚上，我终于把一本厚厚的《浮士德》看完。我摩挲了一会儿它光洁坚硬的封面，把它放到了搁架上。这本书，伴我度过了我人生中的最低谷时期，像一个忠实的朋友那样。我告别了它。今生今世，我不可能再有勇气读它了。这一段地下室的岁月，我终将会把它深深掩埋。我不会让它彻骨的寒冷有一丝一毫从心里渗出来。这个地下室，它可能会继续存在一个世纪，我也知道它的存在。但，就让它深埋在厚土层之下吧，我永远永远不想把它重新挖开。
夜深了，听见隔壁的门响。是两个唐山小伙回来了。拖沓疲惫的脚步声，无力的说话声，使走廊更显得寂寞。
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隔壁发出了凄厉的呼叫声。我跳下床，冲出门去。其他屋子的人也被惊动了，走廊上开门声响成一片。是唐山小伙出事了。
推开他们的房门，我看见，那个小的瘫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如纸。大的那个跪在地上，紧紧抓住他的肩膀，用变了调的声音在唤他：兄弟，你怎么啦？你可不能这样，你醒醒，醒醒啊。我冲进去，问大的：怎么了？大的哭着说：不知道啊，一下就不行了，眼看着往地下出溜。我蹲下去，摸了摸他的额头，试了试呼吸，对来看热闹的人说：来，搭把手，送医院。小宋从人丛中挤出来说：对门就是医院，把他背过去。大的跪在地上没动，迟疑着说：医院？我们。。。小宋忽然火了：嗐呀，磨蹭什么？让他死在这儿啊？大的点点头，抹了一把鼻涕，站了起来。人群让开了一条路。人们七手八脚把小的扶起来，让小宋背上。那小的，两只手臂像没有生命的东西无力地垂下。
急诊室里，医生不慌不忙，让人们把小的放到处置床上，然后把我们都赶到走廊里等。大的一直在哀哭，蜷缩在长椅上，头深深埋在膝盖间。一会儿，老板、鲁花和露露也赶来了。老板直搓手：埋怨着大的：怎么整的，就知道拼命！露露横了老板一眼：你就少说两句吧，人家喜欢拼命啊？医院走廊里，回响着那大的压抑的哀声。人们或坐或站，心头像压了土。偶尔有护士走进走出，面无表情，所有的目光就一直跟着她移动。小宋守在门边，一有人进出就凑着门缝张望。我一阵晕眩，产生了幻觉，耳边清晰地响起了旅馆走廊里的滴水声。我知道，这是生命流逝的声音，像鲜血，一滴一滴在滴。
一会儿，医生出来了，揭下口罩问：谁是那小伙的家属？我站起来说：我们是他的同事。他怎么样？医生说：问题还不大，严重营养不良，正输液呢。她晃着一张单子说：观察一晚上再说，去交款吧。大的迟疑着接过单子，看了看，又茫然地望着医生。医生催促说：去呀。我拿过单子，抽了一口气：小抢救！费用若干。小宋抢过单子看看，与我面面相觑。我说：能不能缓交一下。医生说：这才多少钱哪？治病不能吝惜钱！小宋说：我们拿不出这些钱。医生说：看你们也不像公费的样子，要是公费就是中抢救了。去吧，先借点垫着。穿的油光水滑的，没钱！说完，进屋去了。
大的哀声说道：老总，怎么办，怎么办哪？我茫然无措，甚至没听清他是在问我。老板只是在一旁叹气。小宋又敲敲门，医生探头出来。小宋一撸胳膊说：大夫，我卖血行不行？医生有些生气了：开什么玩笑，我们又不是血站！这时，露露挤上前来说：得了得了，你们这些男人，卖什么血？咋不窝囊死？她低头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大票，一把甩到了医生怀里：去交吧，这是老娘卖＊的钱！拿去，够不够？
露露的声音很尖锐，很高亢，划破了医院走廊里的沉闷。人们全都沉默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小宋相约来到病房，小的已经苏醒，大的坐在床边打盹儿。
听见我们来，大的一激灵，醒了。站起来说：两位大哥，昨晚。。。他说不下去了。我说：你别急，让你这兄弟好好休养。你们还得工作呀。大的说：我想，一两天我们就一块儿回去了。小的听到了，就挣扎着说：哥，咱不能回去。大的摇摇头，说：听哥的，咱回吧，回吧！兄弟，这地方。。。他眼睛一闭，咬住嘴，两行清泪滴了下来。
（40）
唐山兄弟俩的黯然离去，令所有的人感伤。地下室族群的精神世界受到了一次重创。外面的草木生机勃发，里面的人脸却是暗黄的。老板无聊地在柜台上摆着扑克算卦，一面念叨着：流年不利，流年不利啊。他给鲁花买了个监视器似的小彩电，鲁花就不再看《读者》杂志了，整天守着彩电，磕着瓜子，边看边笑，有了一种少妇的风韵。
某日下午，我正坐在院子里出神，鲁花跑出来，向我招着手：快来看电视，我看见你啦！原来是《日子》栏目的那个片子播出了。鲁花、老板和我，屏息敛气地看完了节目。片名叫做《苦寻》。记者在编片子时，特别用了一段苍凉的音乐。摄像也很有意思，拍了些我独自站在窗前凝视银杏树的镜头。最后，当我走出编辑部的大门时，竟是一个踉跄老人的背影，有那如诉的小提琴声送我走远。片子完了，老板长出了一口气，对我说：想不到你也是个受苦人哪！鲁花就问：你的那些开车的朋友呢，没一个来帮你？我说：我不需要他们了。鲁花高兴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