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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军的战略追击阶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深刻地分析了敌情，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战略上的大迂回动作，达成了对国民党军大包围、大歼灭的目的。这就首次把迂回、包围，由战术、战役的范围，扩大到了战略的范围，并创造性地把近距离的迂回包围，发展到跨越数千里地域的远距离包围。这是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发展。战略追击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是作战指导原则的一个重大发展。
渡海攻岛作战中战略战术
在沿海渡海登陆作战中，灵活机动地运用近战、夜战的方法和集中兵力打小歼灭战的战术原则，赢得了登陆海南岛等攻岛作战的伟大胜利，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人民解放军在分别向西北、中南和西南大举进军的同时，进行了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登陆作战。参战部队针对国民党军所占岛屿设防与守备的不同情况，从自己的武器装备、运载能力等具体条件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和利用夜暗进行近战歼敌的作战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渡海登陆作战中，先后进行了漳厦战役、海南岛战役、舟山群岛战役、万山群岛战役，取得了以单一陆军实施渡海登陆的经验。
最初解放沿海岛屿的渡海作战，是在只有单一陆军的条件下实施的。当时，既缺乏现代渡海工具和空中、海上掩护以及远程炮火支援的能力，又不熟悉海情水性，没有渡海作战的技能和经验。而占岛的国民党军既拥有海、空军的绝对优势，又依恃岛上坚固阵地工事，建立了完整的岛屿防御体系。对这一新的作战对象，不能照搬过去大陆攻坚战术，而必须根据新的情况和作战规律，解决运载工具，在敌人火力下航渡和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等关键问题。为此，担负渡海登陆作战的部队，把立足现有装备、积极充分准备、稳扎稳打和采取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作为其行动方针。根据岛屿的距离、滩头条件和布防情况等，进行艰苦紧张的临战准备。即做好渡海物资器材和战术技术准备，进行摸索演练，研究制定编队、渡海和登岛作战的详细方案。
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手段和近战夜战的方法，实施渡海登陆作战。以船作为基本战术单位，航渡时依建制成后三角队形，在两翼配置火力船队护航掩护渡海登岛。根据多数岛屿幅员狭小，地形起伏，守军多点守备，有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不便用大部队机动作战的特点，登岛部队采取先击弱敌、后打强敌、逐点围歼的战法，以连、营或团的基本战术单位，大胆向守军侧后穿插，或分进合击，打小歼灭战。当遇到守军的支撑点火力和坚固工事时，则充分发挥连排的独立作战能力和随伴火炮与炸药、手榴弹的威力，把以往大陆作战中运用自如的分割、包围和打、炸、阻等战术手段，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守军既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又孤立无援，被各个击破。解放厦门岛、海南岛、舟山群岛等沿海岛屿的实践证明，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对于海岛作战十分有效。在历次渡海登陆作战中，使用自己改装的“土炮艇”组成护航队，运用近战歼敌的打法，以土制洋，以小胜大，曾经击沉击伤国民党军舰艇多艘，发挥了巨大威力。以木船为航渡工具而实施攻岛作战，这是解放军战争史上作战的又一重大胜利，在世界近代战争史上也是一奇迹。
第五章热血铸固新政权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如何接收和管理新收复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城市情况复杂，接管任务艰巨，为保证城市接管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对顺利接管城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秩序的确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施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了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一、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六、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八、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九、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总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对军管的性质、任务、方式、期限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军事管制制度不断完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临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敌人的军事集团已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和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批地存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的政权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尤其是革命的法庭、警察等专政工具还不健全。在这种非常的特殊时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就势在必然。所以，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管制的经验中指出：新解放的城市，成立军管会，执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
军管会的优越性有：第一，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种武装的集团，才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慑，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政权，把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第二，军事管制又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它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军管会的许多干部同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员。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