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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对敌斗争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的武装力量，以执行内卫任务。于是，1950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陆军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下属22个公安师和4所公安部队学校，公安部队负责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后，公安部队的建制和隶属关系，先后经过8次变动，名称也多次改变。一共采取了五种形式：一是属军队建制，由军委领导；二是属公安机关，由公安部门领导；三是分别领导，专区、县以下公安部队归公安机关，省以上公安部队归公安军；四是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方面受公安部领导，部队建设方面受军委和总部领导，建制仍属公安机关；五是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方部队。第五种是1966年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制度，使军警不分，职责不明。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后，经中央同意，将原来由县、市公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地方部队的仍交给公安部门，改为人民警察。之后，通过1980年、1982年的军队精简整编和体制改革，将人民解放军看押劳改犯、守护地方重要目标和警卫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以及外国使馆的任务和担任这些任务的部队移交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原来实行义务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成“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武装警察部队的重新组建，适应了公安部队的性质和特点，理顺了领导关系。新时期对中国武装力量体制的重新调整，确定实行由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国家武装力量体制，这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继承和重要发展。
1983年4月6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成立。李刚任司令员，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后勤部长何鸿业，副政治委员娄殿英，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振军，参谋长张永堂。尔后，各省、市、自治区的武警总队（师级）、各地（市、州、盟）的武警支队（团级）、各县（市、旗）的武警大队（营级）相续成立。从此，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依其任务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内卫部队；第二类，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第三类，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双重领导的部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警察、边防警察和消防警察统一组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中担负国家安全的内卫任务的武装组织。其基本使命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和国家的重要目标，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隶属公安系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从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条令、条例，结合本部队的特点进行建设。建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毛泽东“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
武警部队的主体是内卫部队、边防部队和消防部队。内卫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警卫党政机关和外国使（领）馆；守卫重要机场、电台、仓库、科研机构等重要目标；守护重要桥梁、隧道；担负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的外围武装看押任务和押解罪犯，追捕逃犯；对大中城市和特定地区实施治安巡查警戒；应付各种紧急重大情况，如防暴、维护治安。边防部队的基本任务是：负责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在对外开放的港口、机场、国境车站和孔道以及特许的进出口岸，对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实施边防检查；对国际国内航班飞机乘客及其携带物品实施安全检查；在领海线内实施海上巡逻。消防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安全防火常识，协助有关单位采取防火措施，搞好消防监督和检查，扑救火灾，保卫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武装警察部队受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外，各级武警内卫部队受当地政府和上级武警领导机关领导；武警边防部队、消防部队和警卫部队，归公安部门领导；武警水电部队、黄金部队和交通部队，分别归公安部和能源部、冶金部、交通部业务领导；武警林业部队实行林业部门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以林业部门为主；中央和地方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边防、消防、警卫、水电、黄金、交通和森林武警部队的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均接受武警总部的指导。在管理体制上，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分级指挥”的原则。人民武警部队实行党委制。各级武警部队党委受同级公安部门党组、党委的领导，同时接受上级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委的领导。这样既坚持了党的领导，又适应了武警部队的性质和特点，有利于履行职能。
武警部队的组建，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和使用更加合理，使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功能更能充分发挥，对于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武警部队是中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防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把担负内部保卫任务的部队从解放军中单独划出来，既减少了军队的编制，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发展军事高科技，又减少了非作战的任务；其二，把执行内卫任务的部队单独列编，可以根据其特殊性有针对性地进行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在保卫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其三，军警分开，各司其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做法，有利于处置带政治色彩的动乱、骚乱、暴乱，能够更好地争取外交主动，维护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声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十分关心武警部队的建设，在1997年精简整编中武警部队又得到了新的加强。目前，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正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努力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落实江泽民“加强武警部队建设，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指示而努力奋斗。
武警部队组建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不断成长发展。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全体武警指战员的积极努力下，完成了各种执勤和处置突发事件等任务，为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武警部队担负了首都及全国各重要城市的治安和中央、各地党政机关及外国使馆、外宾住所等警卫任务；执行了节日、集会、外宾访问参观的临时警卫任务；守卫了重要的政治目标和战略设施；守护了全国铁路线上的重要桥梁、隧道，护送了大批战备物资；协助公安部门完成看押、看守犯人和城市武装巡逻等大量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广大武警指战员始终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保证了首脑机关和重要目标的安全，有效地打击了犯罪活动。仅1983年到1990年，武警部队圆满完成了国家重大外事活动、重要会议、大型体育比赛等警卫任务9。3万多次，使用兵力296万人次。在举世瞩目的第11届亚运会期间，武警部队出动2。2万人，圆满完成了亚运会各比赛场馆、人员住所、全部赛事和一些重要的警卫任务，保证了亚运会的顺利进行。1988年以来，武警部队与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门紧密配合，成功地平息了拉萨骚乱事件、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安全，捍卫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外，武警边防部队还担负了边境管理和边防检查任务。通过侦察、警戒及出入境检查，拘捕了一批非法越境分子，协助地方处理了繁杂的边境事务，维护了边境地区社会治安。近年来，武警部队共处置突发事件数千起，配合各地公安机关处置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
在完成各项执勤任务的同时，武警部队还在抢险救灾、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武警黄金部队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732座山川，为国家提交黄金储量729吨，生产黄金20万两。武警森林部队保卫着祖国5870多万公顷的森林和草原。10年来共扑灭森林（草原）火灾3000余起，为国家挽回了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武警水电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了西藏羊卓雍湖电站、大亚湾核电站、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广西天生桥电站等国家重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在全国各地建成水电站20多座，总装机容量达514万千瓦。武警交通部队以敢啃“硬骨头”著称，参与修建了青藏、川藏、秦岭、中巴、中印等几十条公路干线和100多座桥梁，为神州大地编织出壮美“经纬”。为了确保京九铁路、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安全畅通，驻铁路沿线的武警部队出动官兵10万以上人次，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处置各种妨碍铁路运行安全的事件，为京九、京广铁路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为了给各地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武警部队积极开展警民共建活动，创建文明安全村镇、街道、居民区，到目前为止，武警部队共建点已发展到11000多个，其中69％被评为县（市）以上文明单位。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武警官兵。在张北地震、那曲雪灾，云南、内蒙古森林大火，长江、嫩江、松花江特大洪灾面前，武警部队广大官兵以对人民的赤胆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冲锋在前，为抢救人民生命和财产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先后任武警部队司令员的有：李刚、李连秀、周玉书、巴中倓、杨国屏、吴双战，先后任第一政治委员和政治委员的有：赵苍壁（兼）、刘复之（兼）、阮崇武（兼）、王芳（兼）、陶驷驹（兼）、李振军、张秀夫、徐寿增、张树田、贾春旺、徐永清。
第四章战略追击扫残军
本章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余万人，国民党的正规军已大部被歼灭。但是，西南和中南、西北、华东部分地区及东南沿海部分岛屿，尚被国民党残余军队所占据。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遵照命令，为了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盘踞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军队，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继续实施了战略追击和围歼战，完成了解放全国大陆的任务。
一、毛泽东恢弘的战略部署
1949年夏，渡江战役以后，国民党还剩下在大陆的两个主要战略集团：胡宗南集团和白崇禧集团，正准备分别向西南各省和华南边远省份撤退。此时，国民党还占据西北和南方16个省，总兵力约150万人，分布于新疆至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但是，残存的这100多万军队，已失去了统一组织抵抗的能力，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这时，蒋介石仍梦想，利用准备退往西南的胡宗南集团和退踞湘桂地区的白崇禧集团，凭借该地区之地形险要、物产丰富、回旋余地大等有利因素，以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卷土重来。蒋介石还作了第二种打算，那就是一旦上述美梦破产，则退往云贵，或利用漫长的海岸线、国境线逃亡国外。为实现其美梦，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在战略上尽量收缩兵力，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和解放军决战。
退踞中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共约40余万人，有湘西、湘南的白崇禧集团约20万人，广东的余汉谋集团约12万人，鄂西、湘西北的宋希濂集团约10万人。盘踞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队，总计37个军约45万人，此外尚有地方保安部队和大批土杂武装。蒋介石打算依靠这些力量，依托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区，与解放军“持久作战”，以便争取时间，组建新军，然后与驻台湾的国民党军相配合，实施反攻。蒋的另一手是，待迫不得已时，则向康、滇退却，或逃窜国外。
为粉碎蒋介石企图盘踞西南，借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的迷梦，歼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即制定了作战方针和进行了战略部署。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他从这一科学推断出发，并根据蒋介石收缩兵力，力避与我决战，向边远省份逃跑的企图，于1949年5月23日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在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7月16日，毛泽东指出了歼灭白崇禧集团等中南的国民党军的作战方针：“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以后，敌弱我强、我攻敌逃的特点，决定对中南、西南的国民党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即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方，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在战役上，选择国民党军薄弱的中南地区，先歼灭白崇禧集团，断其海上逃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