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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的航班比我晚半个小时，见面后我问她有没有兴趣去看“超女”，她的反应是先惊后喜：惊的是她没想到我这个老头儿竟然也想去看“超女”，喜的是她自己实在想去看。湖南电视台方面同意了，据说还请示了省外宣办，而我们有幸现场感受的，正是气氛最激烈的“五进三”那场。
一个星期后“超女”决赛，我正在台北，中天电视台的朋友知道我曾去过现场，还专门前来采访，做成新闻片穿插在他们当晚的直播报道中。我说，中央电视台如果有气魄，就应该把“超女”请上春节晚会，因为她们赢得了这么多人发自内心的喜欢。可惜，我的期望过于乐观了。
后来有人说我成了“玉米”，那纯属瞎编误传，唯一的“证据”是我在现场拍了一些“玉米”的照片。曾子墨倒真的成了“凉粉”，决赛那天她动员周围的朋友，用手机短讯给张靓颖投下近千票。九十月间，一天我收到子墨的手机短讯，问我会不会去成都参加张靓颖的演唱会。过了几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张“张靓颖明星后援会”的照片，子墨就在其中。原来如此。
在我看来，子墨本身就是“超女”，也是个“想唱就唱，想做就做”的现代女孩。但在几年的交往中，我又感觉到这个北京女孩仍然有着传统的一面。也许，子墨之所以是子墨，原因就在于此。
在长沙除了看超女，还去了一次歌厅。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相关联的。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歌厅，但长沙的朋友说，要探究超级女声为何出在湖南，湖南卫视又为何如此富有创意，就要去歌厅看看，感受一下当地的草根文化。
此前一个月，我在上海参加解放日报的首届文化论坛，谈了对所谓“通俗文化”的看法。我认为，主流文化从来就是俗文化，不应该一讲到俗文化就斥为“低俗”，当前我们最缺乏的恰恰是好的俗文化，而不是所谓的“高雅文化”。在长沙的那几天，使我更加相信这一点了。
凤凰也选美
2003年11月，凤凰选出了第一届“中华小姐”。决赛那天我在上海出差，从电视上看到上海女孩江欣荣当选的场面。答辩环节中她表示，希望能成为凤凰的评论员，上《时事开讲》。这当然让我很高兴，但她能摘冠还是靠自己的实力。凤凰选美有自己的标准，除了外貌，也注重内涵，选出的一定不是绣花枕头、大花瓶。
决赛前几天，五十名参选女孩聚集到香港，其中哪些人将进入决赛，哪些人遭到淘汰，已经公开宣布。这顿晚宴，就是凤凰的主持人同她们的联欢。一张张美丽的笑脸，有的出于由衷的欣喜，更多的是为遮盖内心的失落，看了叫人为她们心酸。最令人感动的，是落选的女孩彼此告别时的真情流露，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掩饰了。
主持晚宴活动的有梁冬。我想，他那时可能已决定离开凤凰了。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主持人，经过两三年的探索却仍然陷于迷茫，就在近于放弃时，终于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目形态《娱乐串串烧》，并且一炮而红，这种事情，大概只有在凤凰卫视特定的体制下才有可能。但在我看来，梁冬的真正志趣并不在当电视节目主持人，而是在广告或者别的更加海阔天空的领域中。当《娱乐串串烧》这个极为“小资”的节目不再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对梁冬也就不再是滋味无穷的享受，反而变成一种负担。他必然要寻找新的天地，才能够容纳头脑中不断产生和发酵的各种各样怪念头。于是，他飞走了。
每年选“中华小姐”都没有我什么事，2005年选第三届时，只在辩论的环节中当过一次评委。但就像上面讲到的那次晚宴一样，凡在此种场合，特别是“中华小姐”决赛之夜，我们的所有女主持人一定盛装出席，个个光彩耀人，正是给她们拍照的好机会，不然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干呢？
光彩夺目周瑛琦
凤凰卫视开始选“中华小姐”后，与美国的“世界小姐”活动一度合作。结果，第一次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的“世界小姐”决赛中，最为光彩夺目的竟然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周瑛琦。当晚三个主持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而她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加上活泼洒脱的风格，使得旁边两位来自美国的大牌主持人黯然失色。
我知道周瑛琦，最早是在卫视＇V＇频道里，看到她中英双语并用，主持每周的流行歌曲排行榜节目，印象颇深。后来知道她转去台湾发展，离开卫视进了邱复生的“年代”电视，并由娱乐节目主播转型为新闻主播。有一次我去台北采访，在电视里见到她在播报新闻，很有点新鲜感，就开玩笑地问台湾同事王尚智：“有没有可能把她挖过来？”王尚智的回应是：“我才不干这种事，那要被邱复生骂死的。”当时负责凤凰卫视台北记者站事务的王尚智，在台湾电视界有着广泛的“人脉”。
过了大半年我又去台北，一天晚上到“年代”电视接受采访，在新闻中心的办公室里第一次遇到了周瑛琦，那时她刚刚生了儿子，重新上班。她向我介绍旁边那位留着大胡子的男子，是她的丈夫康绍辉。谈话中我知道她遇到困难，因为康绍辉是大陆内蒙古的舞蹈家，虽然已经移居加拿大，来台湾仍然很不容易，更不要说在台湾工作了。为了孩子和家庭，她有重回香港的意思。
正好那时凤凰卫视需要增聘女主持人，我听说后就让周瑛琦的好朋友柯兰尽快把这事告诉她，抓住机会。没过多久，她就来到香港就职，而她的大胡子丈夫，也经常出现在《时事辩论会》，并多次在凤凰卫视的晚会上展示蒙古风格的舞姿。
周瑛琦在加拿大长大，大学学的是工程，却到香港当上全球首个音乐频道的主播，找了个来自内蒙古的丈夫，又一起吃素。她在凤凰卫视有时主持娱乐节目，有时又播报新闻，而她自己更希望能够成为专职的新闻主持人，摆脱娱乐主播的旧形象，但并不容易。今年初在深圳的凤凰卫视春茗活动中，我发现她胖了，原来，她又怀了孩子。在那天我拍的照片上面，她很有光彩。旁边的一位凤凰同事说：“你把她拍得很妩媚。”是吗？
又近岁末
2003年底的圣诞晚会，凤凰卫视的同事酒后舞兴甚浓。有两对舞伴最为吸引周围人的目光。一对是“红衣少女”邹倚天和凤凰卫视的“洋人”副总裁罗杰，我不会跳舞，只是觉得他们确实跳得比别人好看，有韵味。叫邹倚天“红衣少女”，因为她曾扮演获金鸡奖和百花奖的电影《红衣少女》里的女主角红衣少女。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2003年春节我在纽约遇见她，几个月后她就来了香港，成为同事，帮着窦文涛把《锵锵三人行》一天天撑下去。她在凤凰网上的博客，点击率甚高。
罗杰是澳大利亚人，相当之高的个子，相当之高的鼻子，当过他们国家的外交官，驻过华盛顿，也住过北京，后来娶了个中国太太。他研究中国，研究对象包括四人帮和性文化，都有专著为证。他在凤凰卫视负责国际联络事务，对新闻采访也时有贡献，特别因为他认识美国一些高官，如鲍威尔、阿米塔奇以及华府驻台北代表包道格。据说，罗杰一到台北拜访包道格，当局马上就会紧张起来。
另一对跳舞的则是董嘉耀和杨锦麟。老杨和小董都是性情中人，平日如果同事朋友聚会，几杯美酒干下去，就会卡拉OK起来，今天没机会唱，那就跳。舞如其人，杨锦麟舞姿独特，很是幽默，就像他的读报一样。2003年是中国电视界的“读报元年”，最早翻动起这个大浪花的，正是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读到今年2006年，还是凤凰的老杨独领风骚，其中当然有原因。
重回上海滩
2003年秋，记得陈文茜来到香港，可能是商谈同凤凰卫视合作做节目的事情吧。中午老板刘长乐、院长王纪言请她午餐，加上我们几个，算是她的熟人。席间谈起如何加强凤凰卫视的新闻采访，老板就提出要在北京和上海正式建记者站，北京的派闾丘露薇去负责，上海就由曹景行做首席记者。为什么要我去，因为我出身上海，较易打开局面，更因为我喜欢跑第一线作新闻采访，用刘老板的说法就是对新闻“着魔”。我当然就一口答应。年底开始，我转往上海着手建记者站的事情，发觉并不容易，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
上海记者站编制为八个人，到2004年夏天，来自北京广播学院的李波、黄睿上任，就已满员。有趣的是，这时我才发现，这半年陆陆续续聘来的新同事，几乎都是从外地到上海来打拼的，即使像上海女孩刘璐也是在新疆长大，适应能力特别强，而且还很稳定，到现在没有一个人跳槽。
也有两个人离开了。福州来的胖小伙子黄睿到上海才半个月，香港总部就问他会不会游泳，他说会，问他晕不晕船，他说不晕，好，那就上“凤凰号”，沿着当年郑和的航线下西洋吧！这一去就是大半年，最后在非洲东部的肯尼亚上岸，当中还遇上印度洋特大海啸。2006年2月他又加入横贯俄罗斯的远征，在冰天雪地里面驰骋；刚回来，又接到任务，只身一人加入“茶马古道”马帮，从云南进西藏，一路拍摄、报道。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能够在艰险的环境中支撑下来，不容易，但又有几个年轻人能遇上这样的机会呢？
还有一位是苏州女孩王旻彦，已在上海实习了半年多。04年夏天她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选择去美国读硕士。但她并没有离开凤凰卫视，而是经常到美国的凤凰记者站实习，我们可以在凤凰的新闻节目中看到她编译的美国新闻，听到她的声音。
对这些新同事，我最注重的是他们能不能突破传统的框架，用自己的眼睛和头脑去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并且敢于去抢新闻。好在他们都没有在主流媒体里面呆很久，很快就适应了凤凰卫视的工作方式。2004年春节过后，浙江省发生一起三十多名农村老人被烧死的惨剧，刘璐和葛劲连夜赶到海宁乡下，想办法突破地方小官僚的新闻封锁。完成采访后，他们在镇上找到一家小网吧，就把做好的新闻通过宽频传送到香港播出。当他们驱车回上海的途中，正遇上其他电视台记者匆匆赶去。
过了几天，我到杭州参加浙江省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上海记者站多位同事一起前去。讲课当中，有学员问我：“你们记者最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我就请刘璐来回答。她举了海宁采访的例子，“我们要的就是真相。”他们杭州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一下就认识了浙江全省各地政府的发言人，便于日后的采访。
带着美国大兵逛上海
上海记者站建立没多久，就和美国领事馆建立起联系。2004年3月的台湾大选逐渐临近，陈水扁不断制造麻烦，两岸关系又趋紧张，中美关系也变得更加敏感。就在这样的气氛中，美国国务院主管台海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到访上海，美国领事馆的官员主动联络我们，表示可以安排专访。
专访在下午四点多开始，为了节约时间又能保证意思准确，我用中文问，薛瑞福用英文答，都不用翻译。采访结束后，再由领事馆的华人官员和凤凰卫视的王旻彦一起整理出中英文稿，当晚九点的《时事直通车》和十一点的《时事开讲》就已播出。我把完整的文稿马上传给凤凰网刊出，又通知了凤凰台湾记者站的游本嘉，请他转告其他台湾媒体有这么一个专访。同前面提到的莫健对隗静谈话一样，薛瑞福的这次访谈第二天也上了岛内主要媒体的要闻版面。那是春节刚过的时候。
紧接着又有一次涉及中美关系的采访，2月24日，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到访上海。除了上海记者站的人员，凤凰卫视还从香港调来了《军情观察室》的评论员马鼎盛和主持人王菁锳。大批记者到码头采访，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上舰，我们派出了王菁锳和摄影郭宝春，几家台湾电视台的同行就只能望舰兴叹了。王菁锳以她中英文“双声道”的明显优势，保证了采访的顺利。后来，王菁锳在自己的博客里发了一篇《登上蓝岭号》，详细记述了这次采访经历。
在码头上，王旻彦又抓住机会，独家采访了中国东海舰队司令员赵国钧中将，旁边的中方军官感叹说：“凤凰卫视的记者真厉害，冲上来就问问题。”他们所不知的是，王旻彦还只是凤凰的实习生，而“时刻都准备着把话筒塞上去”，早已是每个凤凰卫视记者的本能。
上午的欢迎仪式结束，我们留下几个记者守候在码头外面，专打美国大兵的主意。下午，“蓝岭号”的官兵换上便装，乘坐一辆辆旅游车前往市中心商业区，我们的采访车就紧跟在后面。等他们下了车找人问路时，王旻彦等立即迎上前去，先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再表示愿意为他们带路，于是皆大欢喜。三名美国军人上了我们的采访车，其中一位还是舰上负责通讯的工程师。
他们的最大兴趣是购买电子产品，特别是MP3和数码相机。在凤凰记者帮助砍价下，个个都圆满完成采购任务，而我们的记者也圆满完成采访和拍摄。三位美国军人对着镜头，表达出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对上海所见所闻的感受。我们报道播出后，香港报章立即引用了其中的内容。
下午四点多了，我打电话给我们的记者，问他们对美国大兵的采访做得怎么样了，回答是美国人正要求带他们去买DVD光碟，怎么办？我说，千万别带他们去买盗版碟，把他们放在一家比较像样的影碟店里，就“bye… bye”了事。
一次次这样的采访，我希望上海的新同事能够从中体会到，“新闻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而我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最大收获是找到了这群生气勃勃的新同事、新朋友。此外，我发现资讯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电视新闻采访手段，也大大降低了采访成本。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