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傍晚，我在香港家中休息，电话响了，是台湾电视台TVBS的朋友林大法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英国有火车出事了，我说知道啊，电视上有报道。他又问，刘海若是不是在出事的火车上？我吓了一跳，忙问怎么回事。
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刘海若与她的好朋友，也是TVBS的旧同事巫佳静、林家欣一起到英国度假。刚刚，他们接到林家欣的男友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说林就在出事的火车上，已经遇难。刘海若和巫佳静如果同行，看来凶多吉少。他们希望通过凤凰卫视共同寻找。
我马上打电话给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只有她最清楚所有主持人的行踪。果然，刘海若休假去了欧洲，她在香港的姐姐刚才也来电询问海若是否出事。我同沈蓓蓓马上作了分工：她立即把这件事报告香港总部，全力寻找海若的踪迹；我要尽快找到正在内地的“院长”王纪言或者老板刘长乐。还好，王纪言电话一响就接，他听我说了立刻紧张起来：“我会告诉老板，马上找人！”
此后的几个小时，我不断同林大法、王尚智、沈蓓蓓打电话，互通最新消息。我还打电话给英国BBC的朋友，询问有关火车事故的救援进展。到了半夜，我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几乎带着一种绝望的感觉入睡。第二天我去上班时，四周是一种压抑下的安静。
海若真了不起。谁会想到，只不过几个月，我们已经可以在电话里同她聊天了。2002年11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六大”期间，抽空到宣武医院看她。刚握上她的手，她就说“曹老师，你也来看我啦。外面很冷吗？”因为我的手比她的冷。这一刻，我知道海若一定能够康复。第二年3月北京开“两会”，我再去看她时，她已不再睡在病床上，而可以坐着写字了。
关心海若的人实在太多，但有两个人给了她特别的关怀。一个是沈蓓蓓。海若苏醒之后，凤凰同事当中同她接触最多、给她帮助最多的就数沈蓓蓓了。海若在公众场合出现，沈蓓蓓常在旁边搀着她的手。2004年11月，海若参加香港乐施会的“毅行者”活动，沈蓓蓓与她一路同行，一路帮助她安定情绪，不要太兴奋，也不要累着。
这次活动，凤凰由老板刘长乐和“院长”王纪言带领第二届中华小姐进入决赛的全体女孩，到现场为海若和所有“毅行者”打气加油。刘长乐还与海若结成一组，共同行走一段山路。他正是另一个给予海若特别关怀的人。
我曾想过，如果不是在凤凰卫视，如果没有刘长乐，海若会怎么样？出事那两天，如果凤凰卫视没有尽全力寻找，如果晚半天一天才发现海若的下落，如果没有把凌锋医生及时送到伦敦，海若还救得回来么？这一切的背后，刘长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海若一天天在恢复，刘长乐仍然把她当做自己女儿那样看护着，照料着。2004年4月，海若途经香港逗留几天，刘长乐就召集在香港的主持人，到尖沙咀同她一起唱卡拉OK。陈文茜和另一位台湾女立委李永萍晚上要回台北，也先来热闹一番。那晚兴致最高的，就是海若和刘长乐了，唱了一首又一首……
凤凰东南飞
这是一次很特别的新加坡之行，以严肃的时事评论开始，以热辣的劲舞结束。起因是新加坡的潮州八邑会馆与《联合早报》邀我们前去举办时事讲座，讲台海与亚太局势；这几年中，台海与中美关系乃中国各地观众最关心的事情，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也都如此。关心是因为担心，担心两岸会打仗。三十元新元一张入场券，听众居然坐满会场。
凤凰卫视在东南亚华人观众中广获好评，也想借势做几个专题，这次正好作《凤凰东南飞》之新加坡篇，就由董嘉耀来承担，还特邀新加坡电视台的漂亮女主持人陈秀丽小姐做他的搭档。镜头前两人配合默契，实际上对陈小姐压力不小。问题在于凤凰卫视的主持人都喜欢临场发挥，一般都不需要稿子，陈小姐第一次“赤手空拳”上阵，开始时有点心中发慌，但很快就适应的，而且觉得有趣，于是就这样拍下去了。
拍了新加坡的白天景象还要拍夜生活，我们联系了HARD ROCK 迪斯科舞厅。阮次山先生习惯早睡，我就和负责主持人事务的沈蓓蓓一起前往，为那两位年轻人助兴，同时也在现场充当“监军”（按刘长乐的说法是“政委”），结果却是我自己差点失控。
舞厅酒吧有两位调酒师，为我们表演了一套“绝技”，最后倒出两杯烈性鸡尾酒，一点就着火，又插上两支吸管，请董嘉耀和陈小姐品尝。他们两位见状连连摇手，我却要试试着火的酒究竟是什么味道，一吸一杯，两下就都见了底。接着我的脸刷一下就红了起来，再由红转紫。还好头脑没有糊涂，还能够用我的醉眼，抓住董嘉耀与陈小姐在劲歌声中大跳热舞的镜头。
【凤凰人】董嘉耀
董嘉耀是我在凤凰卫视合作最多的同事。我们还有别的“关联”。他与梁冬同来香港时，我不仅知道他们是北京广播学院的同班同学，而且还知道董嘉耀最迷罗大佑，甚至自组摇滚乐团，因为我姐姐曹雷的儿子李征也曾是他们的同班同学。
董嘉耀的特点是既老成又年轻，既沉稳又活泼，既理性又感性。1999年《时事开讲》开播，很快就确定了他的主持者的角色。他善于听，插话插得恰到好处，不会打乱评论员的逻辑和思路。但这个角色又很重要，就像是车子的驾驶员，决定节目的速度、节奏和走向。而且，凡是涉及到电视专业技术的事情，一概由他处理，我们评论员只管评论内容。
这样一讲就讲了七八年，董嘉耀也从二十五岁开始“听讲”，一直听到三十开外。实际上，好几年前就常有人问他“你三十几了？”尤其在镜头上，他看起来更加成熟。说实在的，他做《时事开讲》这样的节目，天天晚上要面对我们这些老头，岁月不紧催也会老得快。
董嘉耀精力旺盛，可以同时做好几件事情。作《时事开讲》时，他还常常要上《时事直通车》播新闻。现在，他同马鼎盛一起制作的《军情观察室》，长居凤凰所有节目收视率之冠；除了继续做《时事开讲》，他还要做《总编辑时间》；去年下半年，他出任凤凰卫视咨询台的常务副台长，三十一岁。
即使如此，他的劲道还是用不完，每天还要和一帮邻居小伙子打一场篮球，这时他往往连电话也没法接。凤凰有什么活动，或者同事一起唱卡拉OK，又喝了不少，他一定会一首接一首地唱下去，唱到嗓子沙哑更有罗大佑的味道。再喝多一些，唱多一些，他就更加情绪奔放，还直向我掏心里话，挺让我感动。
他也好学。内地长大的年轻人中，对台湾情况、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的掌握和熟悉，大概没有多少人比得上他了。他也喜欢看电影，我看过的影碟都存放在他家，他的夫人、同学兼同事张晓文更是电影发烧友。晓文到法国巴黎去读硕士，那段时间，董嘉耀过日子的办法就是拼命干活。她回香港后，我同他们小两口又多了共同兴趣点：拍照和法国葡萄酒。
不平常的“十六大”
中共开“十五大”时，凤凰卫视刚刚开播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只能小打小闹。五年之后的“十六大”，凤凰已经长大许多，派出的采访团队不下二十人，专用采访吉普车三辆，还首次打算在北京现场做新闻评论。如此阵容，引起北京媒体同行的关注，作了报道。
对凤凰卫视的新闻评论来说，这次的安排也有新的含义。过去两三年，我们把评论的焦点主要放在国际问题和台海两岸，而到此时，中国内地题材出现的频率已越来越高。实际上，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纪念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理论，《时事开讲》就做过一个两小时长的特别节目。
我在“十六大”开幕的前一天到北京，当天就赶着去参加记者会，我提的问题就是“中共开放民营企业家入党，会不会改变党的性质？”会议期间，江苏浙江两地的民营企业家党代表分别举行记者会，那可是破天荒的事情，我们拍下全程，不仅发了新闻，还在《时事开讲》中播出主要内容。
会议期间，我每天除了做凤凰卫视的评论节目，还要在晚上赶到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卫星传送中心，为台湾的“年代”电视做现场评论。有位上海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他刚看完凤凰我的评论，转到台湾的频道，又听到我的声音，可谓“两岸统吃”。在江泽民发表报告的那天，我在评论中强调，中共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并且作为生产力要素参与分配。这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大突破。
凤凰卫视的记者和主持人在“十六大”会场上也有点特别。我们采访代表，拍代表，别的媒体也采访我们，拍我们。经常是，陈鲁豫或谢亚芳刚采访完一个代表，就被其他代表围住要求一起拍照，接着又要签名。香港一家报纸还发了一条花边新闻，说是“中共官员也追星”。原来，这位记者采访江苏省代表团的讨论时，看到时为南京市委书记的李源潮同我一起拍照，就作了如此推断。他有所不知，我们其实是老同学多年不见，在会场中重逢而已。
凤凰与四川有缘
2002年10月，我和一群凤凰同事到四川成都参加广告演示会。排练时，在杜甫草堂和“皇城老妈”店堂里，拍了一些照片，味道有点特别。（这其实是我第二次到成都。上一次是2000年的夏天，随同香港新闻界访问团前往，期间给作家流沙河拍了一组神态颇为生动的照片。）
一年之后的2003年10月，四川省的党政领导率团到香港招商，专程来凤凰总部访问。内地各方人士来凤凰参观，每天都有好几拨，但省委书记和省长一起上门，好像还是第一次。而且在午宴中谈出了“凤凰四川行”的设想，他们回去后还专门发了文件。
2004年恰逢邓小平百岁诞辰，6月“凤凰四川行”的一个主要题材，就是到邓小平的老家广安参观、植树和“开讲”。这次凤凰去的主持人特别多，各有分工。我和董嘉耀的任务，就是在邓小平旧宅前的场院上面，与四川的专家一起做一场《时事开讲》特别节目。
当地作了充分的准备，连场上的群众都早就选定，预先排练，还调来了摄影的大吊臂。开场镜头从邓氏老宅的青瓦屋顶上扫下来，很有气派。只是六月的广安正处酷暑，虽然拍摄《时事开讲》时已是夕阳西斜，我仍然大汗淋漓，想必所有在场人士都是如此。一次特别的开讲，留下特殊的记忆。
在成都还有几场活动。一场是在成都画院举行，会场的背景是把凤凰的台标和成都市的市标并排放在一起，像似同一套图案中的两枚，实际年份却可能相差五千年。原来，成都前几年发现了一处史前遗址，以金沙堆为名，其中有件文物是一片金箔，所有人第一眼看到它的图案，就会联想到凤凰卫视的标识。现在，成都市已把它作为市标，与凤凰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了。那时，金沙堆遗址尚未正式对外展出，我们获准入内，还能够把那张金箔拿在手中细看。
四川报业竞争激烈，记者本事了得，我们每次去成都，主持人都会相互提醒。这次“四川行”第一天就开记者会，没想到已有早报刊出独家消息：昨晚凤凰卫视人马一出成都机场，就由老板刘长乐带领，直奔一家很有名气的小店吃猪脚圈。确有其事，但把我们当成了馋鬼饿狼，言过其实了。
多事之春
2003年的三月不寻常，无论中国之内还是之外都如此。有两件事是确定的。一是伊拉克战争。那个月初北京有家网站问我美国会不会打伊拉克，我说时至如今一定会打，从气候来说不应拖到三月之后。再就是中国要开人大和政协“两会”，上一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执政党新老交替，现在人大也要选出新的政府班子了。但也有没有料到的大事，那就是“非典”突然袭来，给中国社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从上到下都受到极大的震荡。
“两会”比“十六大”时间更长，题材也广泛的多，就像是每年一度的新闻“庙会”或“赶大集”。数以千计的记者都在会场内外猎取新闻，报道出来的东西却大不相同，高下立见。有一则花边新闻，是把我向身穿民族服装的会议蒙语翻译的请教，说成我对他当堂“考问”。我哪有“考问”的资格？
吴小莉刚生了孩子，重新上阵，不断受到代表、委员和记者的“关注”。我的工作是评论，除了出席大会、小会、记者会，就是到处找人说话聊天，探讨民众最关心的话题，如“三农危机”。
闾丘露薇一面采访“两会”新闻，一面加紧申请去伊拉克的签证，不断跑大使馆。我知道她是“拼命三娘”，劝她去后务必当心，如果真有化学武器，不要过于冒险了。但我也知道这些话说了等于白说。2001年11月她与三位同事借道塔吉克去阿富汗采访战事，先乘俄制直升飞机到达“北方联盟”控制的潘杰希尔峡谷，兵荒马乱中再搭车前往首都喀布尔。途中两辆车失去联系，她只得摸黑继续往前，到了喀布尔才又与同事会合。他们到达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找饭店旅馆，而是在街头摆开海事卫星装备，同香港连线。为了等她的消息，那晚的《时事开讲》改为直播，直到听见她的声音，我们才松了一口气。
3月20日，也就是“两会”结束的第二天，我一早就赶回香港。刚到北京机场，美国的巡航导弹就已在巴格达炸响。我接到香港总部电话，就在机场作现场连线，报道北京市民和机场旅客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应。午后，我从香港机场直接到凤凰卫视总部，加入了连续多日的“海湾第一线”直播。我的班次是午夜12点到2点，第一晚同鲁豫合作，开播前相互简单交换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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