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的是，在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及共产党专制政权建立以后，东方各国和各民族在战后的四十几年里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进步，特别是在经济建设领域，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具有足够的权威，能够方便地集中有限的人才、财力资源进行某个重要产业领域的集中开拓和发展，从而取得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奇迹的成就。例如，前苏联在于战争有关的一切工业生产部门都取得了足以与西方先进工业大国一决高下的成绩，令人望而生畏、刮目相看。中国在航天技术、核武器制造技术和少数工业项目上业已取得了与它贫困国力不相当的长足发展。
问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 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国家在对其政权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以后，究竟对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是因为各国对外宣布的统计数字（特别是年度增长速度）由于浮夸而丧失了可信性（如把罗马尼亚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４０年的增长速度相加，其现今的国民生产规模应已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二是不具有可比性，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回过头去重新走上另一条发展道路，其结果究竟如何只能是一种臆测，即使借助现代化的电脑模型计算手段，也因其可变因素的复杂性而难以令人信服。
但是，如果不进行对发展速度的测算则无法比较选择的得失，而测算的唯一可信方法仍必须通过大致比较的手段。淡然，这种比较的方法仍有其危险性和不合理性，因为作为比较物的两个对象都有着难以排除的特定因素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这些因素中的主要成分是政治性的，我们则可以大胆排除。因为在我们进行的比较研究中是假设在政治真空中进行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目的就是检测出政治变量对检测对象的非自然力影响。
如果我们以上海和香港这两个远东大都会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以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８９年作为两个观测点，我们即不仅可能对其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做出宏观的判断，而且可以具体计算出政治变量的是技术良性影响。
二、 质量问题。考察经济建设的质量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是综合效益的评估，二是社会人文指标的评估。
任何一项经济（或工业技术的）成绩都会引起民族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连锁反应，而只有当这种影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显著改善时，才可称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
由于反映经济效益评估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概念、公式和数字为一般读者所不熟悉，我们这里将尽可能避免作这种技术上的说明和演示，仅从动机和效果的一般情况做出考评。
动机即发展工业项目时的出发点，一般地说，某项工业、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是人为的或主观的决定因素越少则该计划的质量标准越高。例如，由于是政治立国，前苏联在发展其国内某个工业或经济项目时，其基本着眼点并不是国内生产或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是为着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甚至仅仅是为着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说明政治选择的正确而全力以赴制造的虚饰。当经济成绩或工业项目被当成工具使用时，因而影响了它的质量水平。
结果之工业建设成绩的综合影响，它的考核标准不在它是否瞬目而在它是否实惠。当一项工业成绩与民族经济的整体水平脱节时，往往造成巨大的浪费。另一个灾难性结果是盲目的成就感堵塞了民族更新进步的道路。当１９５８年苏联领先于美国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它的人民也就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失了对国家政策的批判性检讨的能力。
与经济建设成就相比较，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方各国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却显得十分不平衡。一方面是在政权强有力的支持下，教育、卫生、艺术、哲学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由于经济上的不成功使这些发展难以为继，当政府财力捉襟见肘，除了继续给这些方面以道义支持外而不能再予以财力支持时，已取得的发展立即呈萎缩或下滑趋势，倒退到它们各自在社会政治经济水平支持下应有的位置。
以中国近期发生的事为例。中国在实行改革政策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全民初级教育普及制度和城乡合作医疗网络，这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极了不起的成绩。但在实行改革政策以后，国家的财力开始分散，合作医疗网络迅速崩溃，城市职工公款医疗的体制也即将解体。农村儿童失学大面积发生。为维持学校费用而向农民集资已招来并不富裕的农民的埋怨，如不维持学校则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危机，实际上，政府已处于两难境地。
这些国家的政治建设由于进入了一个误区同样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政治领袖甚至普通选民都有一个误解，认为自己的国家在步入社会主义轨道以后政治建设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物质生产的进度，并且这种超越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的更强劲势头。
这是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的最荒谬的解释和滥用。马克思先生在其著述中曾反复表述过自己的见解，即社会改造和民族在政治上的进步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成就。为了不是他的后代信徒发生歧解，这位哲学博士甚至冒着被政敌攻击的危险而武断地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社会的文化、精神、政治发展的指标受制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即精神发展与物质发展阶段相适应。
世界各国的思想家们始终对这一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先师的教导如此明白无误，不容置疑，为什么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却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另一条歧路呢？中苏长期对立，向来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在以发展精神文明为手段和借口毫不痛惜地扼杀根本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社会物质生产能力，挂出政治第一这面旗帜的时候却如此一致？
进入８０年代后期，在改革的反思中，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卫士们在勇敢地承认自己犯下的过失的同时，都对当时之所以走上歧路罗列出一些客观实在的理由，这些理由表明了犯错误的苦衷和不可避免性。其主要理由是国际“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侵略和颠覆阴谋，外部的压力造成了内部的失误。
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美国及西方各国在５０年代初期（朝鲜战争时期）也先后出现过一段短暂的“黑暗”时期，其理由也是共产主义威胁的陈词滥调。
问题在于，西方为什么能够迅速克服它的错误，没有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东方就一直拖延下去了呢？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古老的命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东西对抗，全球冷战或者是几乎要毁灭人类自身的热核大战的危及都已经过去了，西方并非无可指责，东方亦不仅仅是扮演了受害者。如果整个人类由这些危机中提取有益的教训，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就会全额收回补偿，因为它将指引我们顺利地毫发无损地渡过接踵而来的其他危机。
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上帝，我们也将对马克思先生的学说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财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也必须尊重诸如前苏联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对马克思学说独立地做出的选择，并且怀着钦佩与崇敬的心情看待他们在实践这一学说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决心和牺牲精神。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这种可歌可泣的努力并没有换取相等的成果，甚至把他们自己拽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但是问题不在于学说本身，甚至也不主要在于当权者对学说做出了不正确的或者是荒谬的解释，全部问题都应归结于命运，而命运就是各个民族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它们各自的历史以及客观环境所形成的条件。因而任何选择都不是依照理念去决定的。中国大陆与台湾隔绝了４０年，两部分中国又分别由敌对的两个政党执政，但是假以时日，再过４０年，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两部分中国的发展轨迹竟是如此相近似，甚至每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特征都相继在两地上演。这就是历史和传统的魔力所在。
相比较而言，马克思学说的引进对于中国的民族精神的更新改造以及国家政治结构的重组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执政党在国民中强化进行马克思学说的思想教育，长达４０年，这一阶段“教育”在民族思想发展的进程中决不会以空白的形式出现，当这个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以后，国民的思想意识不会立即退回到１９４９年共产党执政初始时期的水平上。作为一座桥梁，马克思先生的学说将为中国民族的前进起着历史的与现实的作用，因为在４０年代中，它已渗入了整整两代人的血液中，称为国民性的一部分。
五
上帝并没有完全剥夺穷困者生存的机会，它交给了他们一件翻身的武器：后起优势因素。
我们面前出现了这样一种荒谬、悲惨然而又令人迷惑不解的场面：当穷兄弟们挽起臂膀试图以集体对抗、共同抵制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悲惨性处境时，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无所得，甚至适得其反地使自己的国家的发展进程逆转或断裂；而一旦这个国家在一定条件下敞开自己的国门热情迎入国际资本时，（此种行为和政策在６０、７０年代被普遍理解为经济入侵和丧失主权），并在引入资本方面义无反顾地同自己昔日的穷伙伴进行针锋相对的竞争，虽然自己宝贵的血液会令人痛惜地流失，但是以牺牲部分利益换取了本国资源的开发、工业体系的建立、管理人才的长成以及国民观念意识的更新，从而完成了国家经济的起步。以南韩为例，这个半岛小国再经过近３０年的努力以后，已经从欠发达国家成长为新兴工业国，它不仅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向更贫穷国家（包括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资本扩张和非平等合作，而且在某些重要产品领域早已具备同日、美等强国开展竞争的能力。（由专家预测，到９０年代后期南韩将成为日本汽车工业的劲敌，而日本早已从美国手中夺取了相当大的汽车消费市场）。
资本掠夺一旦由殖民方式变化为资本扩张方式，这种掠夺方式就明显地具有了两利性质。资源分布不合理以及财富的方式不公正是几千年来世界各民族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所形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因而成为当今世界各个角落的普遍现实。而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途径是在承受痛苦和牺牲的同时充分利用落后国度固有的后起优势因素。
后起优势指低消费水平形成的低劳动成本、低劳动成本形成的商品出口优势，以及由前两者共同构成的优越的投资条件。一旦这种优势因素在政治上得以确认和国民情感上的认同，从而认真地在国际商战中成为致胜的砝码时，可以认定该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
我们常常惊叹中国人的智慧，它有一句充满哲理而耐人寻味的格言准确地揭示出世界的这种变化趋势：水往低处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经济地貌上的洼陷区，像水受物理力的支配由高向低流一样，资本和技术（包括管理技术）受利润的吸引汇向这个低洼区，并最终有可能填平它。
资本输入具有两利性质，指的就是这种交流的客观结果。实际上在资本侵略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野蛮、破坏、干预，甚至会引发政治的动荡和社会道德体系的瓦解。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际团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利润是建立在对方利益的基础上的，同盟或伙伴关系的意识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理念上，而且已经成为谈判的基础和获利的技巧，所以合作气氛已经开始向轻松的方向转化。
然而由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的利益需求和企望，是一种不平等交易，是委曲求全不得已而为之的发展策略。而拥有资本的一方为了获得更为有利的投资生利条件，必然对合作伙伴提出超经济的要求，并对这块获利土壤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因此，毒化合作气氛的基本因素永远也不会消失；合作伙伴间将开展经济、文化、道德、政治多方面的冲突和斗争。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对外开放和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的问题上将处于一种尴尬的两难境地：实行有利于外资的政策当然会加强国家在吸引投资的竞争中的地位，加快开发步伐，但这意味着对国家原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剧烈冲击，几乎没有适当的缓冲空间和时间。除了刺激国民情感，忍受巨额利益流失，在一定程度上摧毁本民族脆弱的工业基础以外，更重要的是与落后的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国家政治结构和利益集团在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将受到最大程度的损害。必须指出，当经济重建和改造工程结束以后，伴随资本和技术涌入国门的管理意识和政治观念将被国民所接受，从而形成与新经济相联系的一支反叛的政治力量。反叛者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或直接夺取立法权和司法权。
现代化进程和民族更新改造进程都是痛苦的，原因就在于这个进程开始以后必然发生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阵痛。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决定了冲突的形式上的差异，或流血或和平，或渐进或突变，但因为关乎巨大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则是相同的。
有意思的是，在改革的国际潮流冲击下，各个民族国家的国门首先是由当政者亲手打开的。但它们在引入希望的同时也在开门揖盗，向自己宣战。中国的改革领导者常轻松地说，国门打开了，飞进几个苍蝇有什么可怕的呢？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中国的更多问题将在以后陆续出现。
加强国家控制，限制现代管理意识的传播与扩散，堵塞这种管理意识像政治权力浸染的道路，或者保留政治权利对经济改造和外国资本的命运的最终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