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副作用，或误导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值，或在心理上产生逆反作用。况且，中共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过去曾受过很大的损伤，宣传效应已经下降，加大宣传量或增强宣传力度只能向反方向起作用。１９５８年对“大跃进”的宣传，１９６０年对“大好形势”的宣传，文革中对“伟大成果”的宣传，虽已被彻底否定，但民众心理上极自然地会把同一宣传机构的这些杰作同现在的宣传联系起来，从而排斥现在宣传的真实性。
中共执政４０多年来对民众最大的一个误导是劝说民众相信“奇迹”。它在推动每一个社会运动之前或之中都要告诉民众这是创造奇迹的开始。合作化、大跃进、文化革命最终都没有产生奇迹。很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未能够接受宣传上的这一系列教训，它现在又在宣传“改革会创造奇迹”的思想。改革不会创造奇迹，它只会指引社会走上艰难的但会得到正面成果的道路；相反，奇迹思想却会危害改革。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几次大的政策失误全部源于对奇迹的不切实际的追求，华国峰的“洋跃进”，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对高速度的追求以及近期的土地开发热潮等等，均属于政府缺乏成熟的表现。
北京的一位先生撰文说：“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还在于我们相当一些决策者的思想还没有跳出或没有完全跳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简单化框框。只不过，‘革命’在这里换成另一个说法——‘改革’了”。
宣传只有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才会取得教育民众的效果，同时也才会给宣传者自己赢得尊严。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之后，中国政府为了实现社会和解，将北京街头设路障和放火阻止军队进城的“暴徒”宣传为大多是有案底的刑事犯罪分子。为一般市民开脱肯定是善意的，但这不是事实，无益与市民的自我检讨，也使世界舆论对北京政府的宣传产生不信任感。据后来披露的材料，事件结束一个月后，北京市五个城区共收审“暴徒”２５７８人，其中有刑事罪前科案底的仅有１９０人，（指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的“两劳”人员──译者注），占总数的７．３７％。这个数字和比例虽比这类人员在同龄市民中的自然比例为高，但在“暴徒”总数中却还是“极少数”。在宣传中夸大这类社会歹徒在北京事件中的作用，就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事件的真实性，不利于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做出正确的总结。这个材料之所以能够披露出来是因为政府的这种宣传倾向激怒了另一个政府部门。该部门主管监狱和对罪犯的改造工作，政府的歪曲性宣传直接否定了该部门对罪犯改造的成绩。该部门的主管官员魏相如（音）不满地说：事件中闹事的前罪犯仅占五年来放回社会的同类人员的１．０８％，说明挽救前罪犯的社会工作经受住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然，魏相如的材料和不满情绪能够通过半官方喉舌披露出来，这是中国宣传政策发生松动的一个例证。宣传上允许讲不同的事实，是保证宣传的公正性的手段。
笔者在中国旅行期间，曾随同许多衣装入时的中国人乘船游览中朝界河鸭绿江。当船抵进北朝鲜的新义州市的岸边时，船上的中国人高声向岸上比他们更面黄肌瘦的朝鲜人呼喊：过来吧，这边有狗肉吃。其民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情绪给人极深的印象。
而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城市，游荡于饭店前厅的操非法皮肉生意的中国少女却更愿意兜揽南韩客人，引起出手阔绰，且比日本人更易哄骗。
向富邻居卖淫和讥笑穷邻居，都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社会习气。对自己的民族迟一种正确的态度，市政府最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而不适当地夸耀自己的进步，误导民众产生狂妄情绪和民族优越感，则应视为宣传的失败。
中国目前远没有达到富裕和强大的程度，与周边国家相比较，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常规海外作战能力（指军事力量——译者注）都是很低的，但是它正在通过改革而取得更多的经济成就。如果它的国民由此而生成某种偏狭激烈的民族情绪，那么这个超级人口大国就已经对周边国家构成了潜在的或未来的威胁，它在自己继续进步的过程中将遭遇到强烈阻遏和预防性限制，这是中国政府和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经济进步盈余社会和民族的现代化同步，民族的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就是公众和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的最重要的经验和体会。
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卓有建树的领导人，那么毛泽东远比邓小平幸运得多，他是在一个宽广无比的历史舞台上汪洋恣肆地挥洒着自己的文章，他可以任性、用计、修改设计初稿，在历史上重重地留下个性的色彩。而邓却没有这种条件，在他当政时，历史已经把中国逼入了一条狭长起伏的险路，他只能引领着自己的党和国人亦步亦趋地沿着历史预留下的这一条唯一生路艰难走下去，稍一错步或失足，就是整个民族的颠复。
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毛泽东的基本风格是英雄色彩和浪漫的乐观精神。他面对着的是一位技法拙劣的棋手，因此可以从容谈兵潇洒取胜。邓小平给世界的最深印象却是一种负重感。或许整个民族仍是乐观的，但那时因为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
邓曾几次想把责任交付给较年轻一代领导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相继失败不仅使这种交接显得格外艰难，而且一步步揭示了这份责任的沉重性。继任者必须谨小慎微地几乎是痛苦地带领整个民族前行。历史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不犯错误，然而出现任何差错和失误，自己都将承受历史的重责。这是一份绝不令人羡慕的工作。
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曾设想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与邓之间即完成权力交接，中国的情况将与现在完全不同。事实上在文革前不久毛与邓之间确曾发生过一次言词激烈的个人冲突。在一次研究制订农村工作政策的会议之前，邓利用自己担任总书记的职权，试图阻止毛泽东参与其事。毛愤怒地提出了抗议。他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作为公民和党员，我都拥有发言权。
按照中共党史权威的解释，邓当时完全是善意，而毛对于权力过于敏感。但无论如何，邓小平当时既没有抢班夺权的欲望，历史也没有做出类似的安排。历史知识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性：完整的毛泽东和完整的邓小平。如果没有后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将是不完整的；而没有经过磨难的邓小平，也不会是现在的邓小平。
历史为一对中国人厚爱的地方，是将完整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留给了他们。这或许是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机遇。
抓住机遇，就是永远也不要离开毛泽东和邓小平。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德）洛伊宁格尔
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社会
内容提要：世界冷战格局终结以后，下一个危险源在哪里？ 对人类命运构成威胁的国家具有的四个条件。 只有中国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但它是世界安全体系的敌国吗？判断一个国家的现状并把握它的走向的方法。 对中国的前途做出理性分析。
一
随着苏联帝国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的相继瓦解，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冷战格局终于结束了。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８．１９”未遂政变被粉碎为标志，世界翻过了历史的另一页。
冷战就像一场恶梦，梦醒之后人们才突然意识倒它的可怕。人类几乎是在自我毁灭的悬崖上蒙着双眼走了那么长的一段途程，而且是一路高歌，昂首阔步、彼此撕扯而对足下的深渊浑然无觉。只是到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时才被惊出一身冷汗，人类竟是凭借着无数个偶然巧合、仰赖一个又一个奇迹才是自己幸免于难的吗？我们在惊叹人类自身的生命力顽强神奇的同时，也对造物主的恶意幽默惶悚不已，它究竟还要几次再造人类，让他们在震骇中庆祝自己的再生呢？万一这个家伙玩失了手呢？
侥幸不死之后是更大的惶恐，历尽劫波之后人类已全然没有了兄弟之情，彼此之间再也不存在信任。惊魂未定的我们在频繁后顾的同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驻足前瞻，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旅途上，它的前方是一片坦途呢还是早已布下另一个致死的泥潭？或许，我们只能在安全岛上喘息片刻，前方等待我们的是更大的诱惑、奸诈和风险？人类已经走上了另一次坠毁的边缘？
人类已经不再信人，也不再自信，每一步前行的脚步没有踏空，都使人疑惧丛生，深信自己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正在一步步地走进既设的圈套中。问题是，下一次毁灭到来的时候，我们还能希冀神灵的庇护和侥幸再一次降临吗？
我们不得不环顾自己的周围，心事重重，疑神疑鬼，在这许多的同行者当中，谁是那个伪装成信徒的犹大，他将在我们面临深渊时狠狠地踏上一脚，使我们飘然坠落，再也无法生还？谁是那个害群之马？野心勃勃，倔犟粗蛮，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某种虚幻的理念而胡踢乱咬，扭住我们撕打，从而使人类同归于尽、集体自杀？
世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集体安全的基本概念就是尽早发现这个潜在的命运死敌，在它最终有力量做出危害性举动之前把它扼杀掉。
可疑者的名单是长长的一列，如果我们认定联合国安理会是公正的，它没有屈服于强权者的意志（事实上，美国人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联合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且这种局面以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或者说，几乎已构成了联合国的历史。）那么这份名单上已开列出下列国家的名字。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古巴、北朝鲜、塞尔维亚、红色高棉……。潜在的名单是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赤贫国家。
这个名单远不是公正的，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反映了强者的意愿和好恶，联合国的“大多数”通常屈从于强者和富者。如果有上列各国组成“安理会”，那么开列出的名单上的第一个国名将是美国。
问题在于，强者和大多数是否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如果我们放弃虚伪的自尊，理智地理解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认为强国和富国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政治上的先进性因而才富强的，这种榜样性不正是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吗？人类各民族不都是企望着富足和强盛吗？
事实并非如此，强国往往是世界性危机的起源。特别是当一个强国处于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时，它所表现出的惰性、自私、愚昧、疯狂以及企图拉住世界前行脚步的阴暗心理和无理行为，正式世界最黑暗最反动的力量的根源，战争往往由此而起。说到这里我们将提及苏联帝国的最后一位君主戈尔巴乔夫先生。人类将永远赞颂他，为他祝福。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强盛的军事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他为自己选择了屈辱，但是为世界选择了和平。
同样，弱国或贫困国家也不必然具有理性。伴随贫困的往往是孤独、极端、虚妄和铤而走险的思维方式。国家贫弱，不正是政治落后、经济不合理造成的吗？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标准去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经对全球安全构成了威胁呢？这个标准又按照哪些可供参照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去制订呢？
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处在不间断的变化中。变化的结果和方向不仅影响本民族的命运，而且会极大的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因为一个国家的变化或者是引起别国变化的原因，或者是别国变化的结果。
因此，国家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往往呈现出潮流性状态。本世纪三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出现了德、日、意三个法西斯政权；战后及整个五六十年代，在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近四十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权，形成了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而到了八十年代末期，这些政权纷纷易帜，又相继刮起以改革为名的资本主义政权、产权改造之风。任何一个国家的微小变化都可以找到国际潮流的影响，这说明国家或政权的脆弱性或可塑性，说明独立发展完全是子虚乌有的幻想。
这一特点也使我们对世界的未来及安全前景有了乐观的理由。
但是，国家变化的这一特征也同时说明了所谓变化的虚假性，它是不稳定的、由利益取向决定的。特别适当这种变化的直接推动者是国家的当权者时，变化的方向就不必然表现为前进性。当非洲的干旱国家宣布其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你很难判断这个民族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而红色高棉占领柬埔寨时，那个民族实际上有整整两年时间陷于原始的宗教性野蛮之中。
从来的统治者都是改革家，或者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即使是复古也往往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但是，从来的这些权威改革家推动的改革都是盲目的，某些重大灾难甚至正是由这些改革引发的。毛泽东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他领导的中国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在１９６６年，当他一相情愿地企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民性进行彻底改造，推动中国社会进行更理想的改革更新时，他使他深爱着的民族蒙受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劫难，从而使这个伟人的形象受到了大大的贬损。
改革会引发灾难，除了因为它是受国际潮流左右，带有盲目性，以及是当权者推动带有主观色彩这两个原因以外，更可怕的原因是它的群众性。一般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这部分群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为有着强烈的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愿望，所以是社会变化的天然拥护者。因此，这种由大多数社会成员组成的社会主体对社会变化有两个基本要求或倾向：一是要求社会变化合乎理想；一是急功近利，急于看到成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