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性，希望枝荣而本固，中央政权和中央之国可以收到更多的税奉因而更富强。但是事与愿违，演化的结果是诸侯纷争，百家争鸣，中央政权一再衰败终成傀儡。
中国人人为那个时期是本民族最值得骄傲、最辉煌的时期。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层层分权，层层架空。当最终失去了权威和中央控制之后，生产发展了，思想学术空前繁荣（诸子百家即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迅速进步，由残酷的奴隶制过渡到比较文明的封建制农业社会。
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的是简政放权，给地方或企业以自主权和积极性，其出发点与三千年前相似，希望枝荣而本固，或用《人民日报》引用的民谣语言：小河有水大河才有水。
在改革初始，中央政府即规定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收益分配原则。１９８３年这个原则又被具体为“个人拿小头，企业拿中头，国家拿大头”的指导性分配方案，各地方政府甚至用文件形式从法律上确定了“大头和小头”的百分比率。但是，十几年的执行结果却是大头与小头的倒置。国家的相对贫穷和地方及个人的绝对富裕成为鲜明的对照。
问题发生在观念上，传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化竟使政府主持者陷入认识的误区，他们天真地认为在共同理想的大旗下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天然一致；而不是天然对抗！
一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牺牲地方利益去效忠，特别是当官吏任免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地方官吏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就完全失去了一切基础。他不再和国家或全局利益有任何道义伦理的关联。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这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家将地方政府官吏的选拔权和任免权交给急切盼望迅速致富的地方上的“人民”，又将选择企业主管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干部权绝对是资产权，因为一切干部从来都只向直接有权任免他的“人”负责。干部任免权的这种变动，从一开始就表明中央政府决心牺牲资产国家所有制的完整，以换取较高的经济效率。或许中央政府仅仅想到了效率而对其深层后果茫无所知，不懂得干部任免权的迁移完全等同于资产所有权的迁移，企望从新增效益中由国家收回“大头”。这是天真的。党指挥枪是因为党有决定干部命运的权力。当党中央放弃这项权力以后，枪只能听命于各个山寨中的“山大王。”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曾被各级地方干部虚夸浮报成绩的恶劣行为气得捶胸顿足。如果按照下面上报的“成绩”进行估量，中国仅仅再用３、５年的时间就会“超英赶美”，实现了经济现代化的梦想。毛等人后来在经济指导上一再犯错误，肯定与地方虚报成绩有关，他们无法看到真实。３０年以后，中国的地方基层干部仍在向上封锁，但他们这一次却是瞒报收入、产量和增长。瞒报的目的无非是封锁财富以利己利地方。中央政府仍无法看到真实，低数字汇总隐瞒了超速增长的客观事实。
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分配有两个古老的公平原则，即按劳分配和按资本占有产品。当一个社会的分配制度中前一个原则从属于后一个原则，即通过劳动来分享和占有生产成果从属于按资本占有产品，那么这个社会就完全具有了资本主义公平准则的特征。
中国是否已经进行资本主义改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向它的国民讲清楚。一方面是事实上的不平等在不断生产出来，并不断积聚成富裕和贫困的分化，另一方面又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教育国民。观念的虚幻和无依据，与现实的残酷和不可逆转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却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一旦虚幻破灭，社会将处于受骗被愚弄的绝望之中，一般公众和干部的心理是无法承受这种打击的，这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危险。
１９８９年以后，邓小平一再告诫他的继任者必须时刻警惕“舆论导向”问题，绝不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后退半步。但是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国的官办传媒却从两个方面极力使邓的意见发展为一种错误。一方面，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杜绝一切“自由化”痕迹，向社会灌输虚幻的美妙的空想；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的争论中却极度自由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地方向中央争权的战斗中。一位德国游客在中国逗留的１０天中，至少有３次从官办电视节目中看到企业主管人对中央政府的公开抱怨。这３位国营大企业的主管人说，他们的企业之所以竞争不力是因为中央放权不够。他们强烈要求与私营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这种言论在西方人看来如同政变宣言一般令人惊心动魄，但是中国官办电视台却不受约束地为他们提供讲坛，而官员和公众听到这些宣传几乎全都无动于衷。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的结论；中国社会维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主要依靠这些国营大企业的支撑。而当这些大型国有企业摆脱了对国家的义务的负担，“同私营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还能够存在吗？
取消社会主义，在将来是否可行暂不去讨论，在目前是绝不可行的。社会和社会公众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在中国，私下里发表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违宪的，但是可以公开地做诋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宣传，堂而皇之，大义凛然。这种现象是不可思议的。问题仍然是人们的心理承受问题，当有一天一切都从基础发生了变化，公众还天真地以为他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主义中。受蒙骗是凄惨的。
人们对毛泽东的误解是多方面的。毛在晚年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绝不仅仅是梦呓般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叹，他决定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权利”进行妥协，肯定是考虑到了公平与效率的尖锐矛盾。毛不惧怕任何人，但他惧怕他的国家永远贫困，他必须向效率妥协。
没有人理解他。张春桥奋起对这个资产阶级权利进行口诛笔伐，已经违反了毛的初衷；文革结束后人们对毛的批评，又误解了他的本意。
在中国，维持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温饱需要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公平；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和加快国家经济建设速度，则必须借助“资产阶级法权”以提高效率。公平是对效率的损害，而效率也会打破公平。
毛在两难选择中肯定没有忘记效率问题。因为他赞扬了列宁而批评了斯大林。他说：“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茂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毛在这里有发牢骚和自我解嘲的意思，表达出对国家状况的不满意，但更主要的是表明了他无法在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做出两全的选择。他的晚年经历表明，他试图用革命的办法打破怪圈，既维护公平又用革命热情和思想觉悟提高效率，但是他失败了。毛的伟大和令人尊敬，就在于他明智地承认这种失败的结局。
毛泽东失败了，毛以后的中国领导人呢？毛的失败是说明在中国绝不能将公平与效率截然分开呢，还是说明可以反毛泽东之道而行，放弃公平而追求效率？
能否正确地总结毛泽东，决定着以后的中国领导者和这个社会的命运。
一些激进的经济理论家向中央提出一个新思路，暂时牺牲公平，以高效率实现财富迅速增长从而实现新的高档次的公平。这是一个诱人的然而却是有害的建议。且不说由效率产生的收益根本无法成为国家政府的财富从而成为新公平的物质基础，效率由于起点的不同而不均等，这种不均等将不断放大不公平；即使这条建议完全合理，那么也是一个时间延续很长的过程。在最终达到新的公平之前社会现有的公平将严重瓦解，社会能够承受如此沉重的牺牲吗？
１９８９年的北京时间说明，这个社会的公众难以容忍对公平准则的放弃，即使是暂时的局部的。
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之后反复告诫他的继任者，社会稳定是第一位的。这是又一道难题，稳定的基础是要保持大部分社会既有的公平制度，而这样做要对效率做出限制，例如限制国有企业的自由竞争能力。这样做能够不招致地方和企业的抱怨吗？
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我们常常能够深切地感觉到中国政府在做出政策决定时的艰难，也深刻地理解了这个政府的人民性。人民在分层分化，政府绝不能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方去领导或开辟进步的道路，它常常只能也必须站在落后的那一部分“人民”的一边，对社会的进步做出限制。
英国记者达尔文·史特写道：这个政府不会产生出永恒的英雄，它只是不断制造出悲剧中的人物。史特的话是耐人寻味的，他或许能够使人们增加对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增加对他们的尊敬。
中国在进入了改革进程以后，社会发生了急剧、复杂、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是本质性的，而且方向不一，难以把握。许多关系因此不得不做出调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以及人际关系等都在重组之中。
人们在变化面前突然失去了可作为行为规范的一系列准则，感到迷茫、焦虑、无所措。社会心理表现得极为敏感和脆弱。无定向的局部变态失衡心理成为又一种主要心理特征。这种变态心理不仅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生存环境，造成人格的自我污损，而且作为改革的伴生物，它间接或直接地调节着社会变化的裂度。
局部变态失衡心理在中国社会的突出表现是信仰危机、原始利己主义情绪、破坏性抗议行为非职业化倾向。
１９８９年北京事件期间，一位参加绝食抗议而体衰被送进医院的大学男生对前来探视的李鹏总理讲述了他所以要参加抗议活动的心理原因。他说，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严重的信仰危机，学生们沉迷于出国留学、搞女人和赌博性娱乐，他和他的同学们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这位大学生的话感动了全世界的人。
中国没有宗教生活。人们的信仰来自于某种思想体系或伟人的教导，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替代宗教的形式在世界的其他地区也在发生着。问题是人们信仰所寄托的这些思想太道德化和政治化，既不能超脱于世俗之外，又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大千世界，所以始终未能成为人们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宗教信仰。
社会需要某种共同的信仰以保持它的基本稳定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为社会提供的是具体化为毛泽东语录的共产主义信仰，而毛泽东的话由于其阶级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特点而不具备成为一种宗教的条件，所以，在毛泽东之后，特别是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以后，中国会发生信仰危机是预料之中的。
一个没有信仰的社会是危险的。邓小平曾极力使中国避免这种危险局面。１９７７年他在重新掌握权力之前，立即着手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提出重塑毛泽东思想的形象。４月邓给华国峰写信呼吁“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稍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信仰，“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党，来指引我们前进。”
邓是否在那时就预见到了以后将发生的信仰危机，我们无法确认。但是邓显然在第三次崛起以后遇到了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即他必须做的一系列工作中都将产生一个副产品，即严重损伤毛泽东的形象，破坏人们对毛的迷信和崇拜，从而动摇三十几年来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两难，投鼠忌器，邓在苦苦思索如何把这两项工作有说服力又合逻辑地联结在一起，既要做工作又不伤害毛泽东。
这些工作件件都与毛有直接关联：否定“两个凡是”的观点，从政治上搞垮文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最后捍卫者——华国锋派别，这样做将否定毛泽东是一尊神，毛的话并不是句句都是真理，这个观念播入了全国民众和党的意识中。信仰的政治化在这时就暴露了它的致命缺陷，政治上的一种必然性为就不得不伤及信仰本身。如果人们再把信仰偶像化，认定毛泽东个人就是信仰的具体代表，那么华国峰就是护法神，而邓小平却成了信仰的背弃者。这是一种不健全信仰的合逻辑的结果。邓的第一个政治行动是绝对必要的，这在以后的中国发展中被证明了的事实，但是邓本人是绝对不想动摇毛泽东的威信的。
接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进行这项工作的必要前提条件和它的必然结果都是确认毛泽东本人对国家、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严重错误，而不仅仅是个别言词有误。邓小平和中国公众都曾试图在对文革进行批判否定的同时尽可能地为毛泽东开脱。把他描绘成“伟人犯错误”而把更多的血腥罪行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负责。但是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真实又说服不了他们自己。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并将领导文革的工作托付给了两个集团，毛难辞其咎。邓小平、陈云和彭真这些老一代革命者决定尊重历史和事实，“为子孙后代负责”，在对“两个集团”的１０名主犯的公开审判中并没有把发动文化革命的主要责任推给他们。
紧接着是为１９５７年以后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诬陷打击的人彻底翻案、平反昭雪，包括为３０万“右派分子”平反。这些举动当然是公正的，但它也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一次失误，建国以后毛在政治指导原则上、对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上以及经济指导上都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