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问题的办法。
当男孩的愤怒从“旁门左道”走向攻击行为时
在2001年的秋天，我和家人及朋友一起去登山。这对朋友夫妇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卫当时16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一些（又高又壮）。而他的弟弟吉米比他小三岁，发育得也比较柔弱。因为下雨，所以小哥儿俩被限制在屋里玩耍。在这一天当中，他们动不动就吵起来了。我们正在环廊上说话的时候，突然被从孩子们的房间传出来的声音吓了一跳，那声音听上去就像是把一件家具摔到了墙上，随着这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了一阵尖叫。
我们冲进去，发现大卫正在恐吓吉米。大卫被气得涨红着脸；吉米在地板上缩成一团儿，因为害怕，脸也是红的，正在哭诉着什么。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为这个场景感到气愤，看到大孩子欺凌弱小的、受伤的孩子，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的每一个细胞都为此而激动。特别是几个小孩子都在同一房间目睹了这一幕的发生，现在他们正瞪大眼睛像雕像一样直直地呆坐在床上。“几秒钟以前，我们都看见大卫和吉米在一起玩……为什么？……这是怎么了？”他们都纳闷得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不敢问，我的丈夫约翰却大声吼叫着：“怎么回事？”他不先设法让事态平息下来，而是自己跟着发脾气，这无异于火上浇油。
大卫紧攥着他那饱含了肾上腺素的拳头，一边应付约翰的发问：“难道我能做的事……就是站在那里看着他逃脱？”大卫的回应形式上呼应了“同流规则”：“受到威胁时要保全面子，不惜一切代价去争胜，要咄咄逼人。”
原来，吉米一整天都在嘲弄大卫，大卫一直在忍受着，并没有做出过分的反应，最多不过是反唇相讥一下罢了。大卫从没想过把弟弟烦扰他的事告诉大人们（“同流规则”不提倡这样做），他也没想过正告一下吉米，让他停止。（毕竟，他还是不愿意和比自己小的弟弟认真相处）显然，吉米也是在服从“同流规则”。后来，吉米决定再重重地打一下大卫的后背，让他吓一跳。或许吉米把这样做当作了一次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特别是当着一伙小朋友们的面。
在对此事做了再评价之后（我大概用了40秒钟），我能体会到在这次打架事件中，小哥儿俩自己的感觉也都很糟糕。再评价使我不再感到恐惧了：“他们都是好男孩，这绝不是道德败坏的暴力事件。”当我了解到大卫只是出于本能而非蓄意报复时，我的恐惧和气愤一下子就减轻了。我能觉察到大卫已经深深陷入了“同流规则”的制约之中，于是他当时唯一想做的就是把吉米掼到墙上。
我可以认为当大卫看到那些坐在床上的孩子的时候，他的感觉开始改变。如果与他的其他感受（负罪、悲伤、窘迫）联系起来似乎能帮助他对事情做出再评价，并不再发展到更进一步的攻击行为。但是他仍然需要在其他人面前“保全面子”，正是由于这种最初的评价才引发了他的攻击行为。我试图帮助男孩们和解并开导发怒的男孩，暴力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是这样介入此事的：我当着别人的面告诉大卫，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做了什么。然后我再对他说，我知道他是个很不错的男孩，而且他也不想伤害吉米和吓坏其他孩子。我停顿了一下。注意到开始谈话时大卫两眼紧盯着地面，现在他正抬起眼来看着我。他知道已经得到了原谅，他希望别人谅解他。（这才是真正的保全面子。）
男孩的怒气（5）
接下来我告诉他，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像他经历的这种“攻击”。然后我问大卫，假如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他能不能用别的办法处理，他说：“我躲开他，不会打他的。”最后，我要求他向全体孩子们道歉（他确实道歉了），并且由他来告诉他们不应该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他也这么说了）。紧接着我又转向吉米，他虽然受了皮肉痛苦，但他仍应该对事件中属于自己的问题负责。我要求吉米为嘲笑和拍打他哥哥的事做出道歉。和大卫一样，吉米也迅速而诚恳地这么做了。随后，那些呆坐着的孩子们也放松下来，各自变得姿势自如了。这个事件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两分钟。
对发怒、攻击行为和“同流规则”的再考虑
这件事典型地概括了男孩发怒时的进退两难。在生物因素和文化信息对大脑的共同影响下，大卫除了把他弟弟掼到墙上，找不到其他能够找回尊严的办法。那一刻，大卫——也包括约翰——找不到代替暴力和吼叫的办法。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别的解决办法，只是很好地掌握了“同流规则”。当然，并不是所有男孩（或男人）都用暴力行为和吼叫来表达愤怒。也有的男孩会把愤怒埋在心里而一点都不表达出来。无论如何，通过攻击行为释放出来和把愤怒埋在心底而隐藏起来都显然地让愤怒走上了不恰当的旁门左道。
男孩的“支路”愤怒
愤怒的“支路”表达涉及到本书始终讨论的一个概念，即如果男孩不能以健康的方式体验并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情感就会从其他的非健康的途径表达出来，愤怒当然也属于一种情感。大家可能很熟悉“自卫还击”这个词，它其实就是人们被迫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对男孩来说，支路途径往往就是主动或被动的攻击行为，极少数还会出现肉体的（身体的）病症。当我对家长说起“支路情感”时，他们都立刻会联想到他们孩子的行为和身体症状。特别是对男孩的家长更有意义，因为男孩很少被训练得能直接而且健康地表达愤怒。
安德鲁关于离婚的“支路”愤怒
我见过一个11岁的男孩安德鲁，他身上突然一下子出现了一系列的病症：头痛、胃痛和失眠，而且也不愿意和朋友们一起玩儿了，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这些问题出现得如此突然，以至于安德鲁的妈妈怀疑他长了脑瘤。把所有想到的原因都被排除了之后，他妈妈觉得应该带他看一下心理医生了。初次见面时，安德鲁的妈妈把他描述为一个“敏感的”男孩（性格内向），说他在小的时候就常常由于感到伤心或受挫而哭泣。似乎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他改变了，变得不太爱哭了，而且交了很多朋友。他妈妈还说，目前对于他绝对没有辱骂或蔑视等不利因素。
他父亲向我证实了离婚的事实，尽管离婚是很痛苦的，但他们还是离了，而且现在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当时家里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安德鲁把所有事都“处理得非常好”。在这里我要重点说明一下，把离婚的后果处理得非常好的孩子通常都非常好地隐瞒了自己的情感感受。我进一步询问，父母亲一致这样表示：“父母离婚、家也从大房子搬到了小房子，这些都没有让安德鲁掉过眼泪。他很会体贴人。事实上，是他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一段……”
在这一点上，安德鲁的身体症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或许这算是受过伤以后的反应。大多数家长认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表达或流露负面情感，那就意味着孩子根本就“没有”负面情感。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认识，孩子们其实非常清楚哪些情感能够安全表达哪些又不能安全表达。此外男孩还有“同流规则”加给他们的影响，令他们掩藏起了脆弱的心理感受。按照安德鲁的推断，如果他的父母因为离婚而伤感，他就不应该再难过了，不能让父母雪上加霜。但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悲伤和愤怒的感受。
弄清事实 安德鲁让自己对父母离婚的感受“消失”了，不仅如此，当他的父亲开始和别人约会的时候，这又让他受到了新的刺激。可以理解，安德鲁的父母觉察不到让他受到了这种刺激。毕竟安德鲁“轻松度过”了离婚及其带来的变化，能很方便地互相探望，而且在学校他也做得不错。他们相信，安德鲁已经克服了离婚事件给他的情感造成的任何影响。所以当他父亲开始与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刚好在安德鲁身体不适之前一周开始的），父母都想不到这也和安德鲁的身体有关系。而且，他父亲的新女友很不错，而且本来就是原来这家人的朋友！
从成长心理学中我们懂得了，家长离婚以后，孩子的内心总怀着一个愿望，那就是父母有一天会破镜重圆。这种想法时而清晰时而朦胧。而且不论是儿童还是少年都会这样。（我有一位朋友，很多年前离婚了。就在她即将再婚的前一天晚上，17岁的儿子给她打去电话，问她：“假如爸爸一小时之内给你打个电话说想跟你重归于好，你会取消这次婚礼吗？”）
为安德鲁治疗 对安德鲁的治疗重点是帮助他辨识并表达由于离婚事件导致“消失”的情感，而现在它们正走在支路上。我的方式就是让他立足于现在并理清楚已经发生的事。安德鲁对于父亲与别人约会很生气，一方面是因为这打碎了他的破镜重圆梦，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母亲还没有找到别的合适的人，安德鲁担心她会因此而伤心和孤独。在这个年岁，他已经意识到必须让妈妈不再受伤害（想象）。父母离婚以后，他已经“顶门立户”了。（任何孩子在照顾父母的情感方面都有些力不从心。）
男孩的怒气（6）
于是，针对安德鲁的另一种治疗手段就是帮助他和他的父母建立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对安德鲁来说，他需要深切地领会别人的感受（比方说对妈妈），而不要在其中掺杂自己的感受。这种治疗也包括让家长配合，在家里给他传授一些教育和成长的知识，旨在促进其健康的情感表达。这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安德鲁的家长发现他们不能把学到的有关儿童发育的新知识用在他们别的孩子身上，因为她们是时时处处都要表达自己感受的女孩。
像大多数男孩一样，安德鲁已经学会了不把负面情感说出来，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要限制自己的正面情感。在他的经历中很少有乐趣或“活力”。让安德鲁的身体恢复正常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来自家庭的支持帮助他保持健康的情感表达。肯定地说，他的父母自己也从此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重要的情感技巧（特别是他父亲，因为也是在“同流规则”的伴随下长大的）。经过两个月的心理治疗，安德鲁的症状完全消失了。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怒
愤怒表达的多样化与很多个体因素都有关，包括：认知能力和情感的发展、气质与性格、文化环境以及遗传效应。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许多人很难改掉坏脾气，可是却学会了不用打、踢、吼叫的方式来表达愤怒。那么，他们的心理发展过程是怎样的呢？为什么男孩愤怒表达的发展过程往往与女孩的不同呢？
愤怒是为人的标志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必须从自我表现的概念以及与其伴随的个性化思维能力（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的能力）说起。男孩在具有个体意识之前是没有愤怒情感的，相当于要经历一次“心理能力的萌生”（马勒、派恩和伯格曼 1975）。如果愤怒真的和感受到身体或心理的威胁很有关系，那以上说法就很有意义，因为男孩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不同于他人的，而只有不属于他人的一部分才谈得上感受到威胁。这种个性化思维通常会在两岁时出现，所以当婴儿因为没吃好或者疼痛不适而感到受委屈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发怒了，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不同于他人的（扎汉瓦克西勒和史密斯 1992）。
一点也不奇怪，孩子恰恰就是以一次发脾气来完成其“心理能力萌生”的。一个有了自己独特想法的孩子，当有人对他说：“别那样，不许把玩具扔到窗户上！”他会真的会感到很生气。所有的否定性话语都被看作是对他的新的个体意识的威胁，加上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来缓冲怒气，怒火爆发就在所难免了。稍微留意一下会发现，幼小的孩子们在很多的事上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不”，实际上这种事简直太多了。大人们可能要和幼儿展开无休止的意志角力——就像两个在拳击台上的对手一样。
气质与发怒的关系
家长对付孩子的发怒次数多不多取决于孩子的性格。大多数家长都对孩子在2岁时和3岁时的“随和”或“倔强”做过比较。当小家伙开始探索世界的时候，出于安全的考虑，家长必须给他定出一些限制。我的孩子第一次看牙医的时候，医生说的一句话给我颇深的印象：“这个年岁的孩子，都是猴儿精，一会儿一变。”当然，并非所有家长都会为孩子的坏脾气而困扰。
活泼而充满好奇心的男孩在发怒时会表现得更激烈，而且十分在意是否有旁观者；懒散的男孩则不然。比如：刚刚因为往窗户上扔木块而被人喝斥，懒散的男孩过后很快就会变得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有些家长把发怒看成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并不认为其“有害”。实际上，心理治疗专家有自己的见解。著名成长心理学专家阿兰·史洛夫说过的一段话对此作了概括：
迅速成长的孩子可能会满腔怒火、与人为敌、不能控制自己的冲动、充满了胡思乱想。但是迅速成长的孩子同样也可能会有强烈的求知欲、勇敢、诚实、助人为乐，可能会自我感觉良好。
家长对自己的性格和愤怒控制得怎么样，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性格倾向和制怒能力。我曾经接触过一个家庭，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随和”一个“固执”。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长身上找到性格的影子（儿子像父亲；女儿像母亲）。直到家长开始留意自己的个性特征，并注意到自己的性格如何在家教中同化了孩子之后，这个家庭的状况才有了好转。孩子的性格酷似父母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坏程度的区别就在于家长对自己性格的接受、克服和喜欢的程度。
家长越喜欢自己的性格，就越喜欢追随其性格特点的孩子。这并不是说如此就不会有什么摩擦、大家就非常和谐了。确切地说，这只是令孩子在家庭的日常生活氛围中感到比较受人喜欢罢了。即，当家长理解并喜欢自己时，他们就有了理解并喜欢孩子的前提。在这个互动过程中，气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在孩子是否喜欢自己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