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他又大量穿插文革时期那些标准的政治用语，并由于没有语境的缘故而对它们和名人名言进行大量的篡改。在《乱世岳飞》和《RPG杨家将》这两篇流露着明显的王小波风格的小说中，也随处可见“在我看来”、“需要说明的是”、“众所周知”这些王小波的招牌语言，用多了以后就难免泛滥成灾。画虎不成反类犬，胡坚的小说难免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胡坚语言的风格化，除了作为一种王小波的门徒标志，并没有对这种语言风格作出丝毫的贡献。这种依样画瓢的语言无力承担叙述艺术的多变性。那是因为话语上模仿只是表面的文字叙述的相似，并没有进入王小波话语中所蕴涵的那份智慧和深层的生活体验所显示来的幽默。缺少对一种话语的精神内核的把握自然难以把语言运用的随心所欲，因而胡坚小说叙事的单一少变就容易理解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会发现胡坚的小说里偶尔闪现的出彩之处并不在于对故事情节的推进上，而是通过那些评论式的叙述上所表达的文化反讽，甚至连这点优点也无可救药的烙上了王小波式的深深烙印。
有个研究王小波的学者在谈到王小波对于当下青年人的意义时认为，他们不过是把王小波摆到了和罗大佑、周星驰一样的流行偶像的位置。“王小波的文本可以成为被青春反叛或玩世不恭的话语借重的文化资源，并内化到成长的叙述当中，那种蕴涵在王小波小说里的黑色幽默和荒诞感作为一种嘲讽与颠覆权威秩序的有效叙述成为这些文学青年可以获得青春的狂欢快感的来源，而且王小波小说与周星驰电影中的那种抹杀历史深度以及嘲弄一切的大话/游戏心态在文学青年那里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当然，在这个层次上，王小波的文本可以看成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化色彩的无厘头风格，或者说模仿者看到的只是其小说中的那份文字的游戏与快感，以及其叙述过去/历史的那份幽默与趣味。”也许这正是王小波在带有浓厚后现代色彩的青年人群中难以逃避的尴尬。在他们手里，王小波彻头彻尾的成为了解构的手段和游戏的道具。他们的眼光游移漂浮，在文本上一晃而过，从来不做任何深入的思考。读书对于他们就像是一次挑三拣四的大采购，逃避一切重的深层的东西，选择一切轻的表面的东西。因此，他们拣起王小波那些有趣的表达方式，却对文字下的历史造成的苦痛与对生活的洞见视而不见。他们不断的享受着表达的快感，又不断地把这种快感消费掉。文字从精神反思的重负下解脱出来，却闯入一片飘荡无根的虚空中。
而胡坚这个王小波门下走狗中的佼佼者，却也难以抵达王小波文字所触及的“荒诞的真实”与“真实的荒诞”。这也构成徒弟和师傅的最大的区别。在胡坚这几年的文字生涯中，王小波的书是一直陪伴左右的。这个重要的文化资源的影响估计要到很多年以后才会散去，而这理所当然地会成为他对成长和文字的最难以忘怀的符号。
沉默的极少数
最初模仿王小波模仿得最好的年轻人现在似乎都已经转身离去。小饭，几乎是我最为看好的80后，如今他却又似乎陷入了残雪那种对读者智商检测的执着和铺设文本迷宫的专注中。胡坚，在尝受风光后的失落后也陷入了失语的困境。
戈达尔很刻薄的说过：如果粪便可以卖钱，那穷人将会失去他们的屁眼。这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时代与80后们的开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不过，胡坚对这一点似乎看得倒是很清楚。所以，这句话就送给那些在各地奔忙做秀的80后吧。
如果一个人在很长段时间没写出新的东西，通常人们会给他戴上江郎才尽的帽子。面对舆论的压力，胡坚却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对此，我更愿意相信他所说的是实话，而不是放屁。
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1）
张佳玮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没有用自己的方式去发现、去抵达真理。换句话说，他没有将真理和形式统一起来，没能完成对真实（即存在）的反讽，他的一些很有见地的想法没能与自己结合，孤魂野鬼一样四处飘散。
古希腊神话中，美少年那喀索斯恋上自己在水中的倒影，爱上“那个”翩翩美少年，长久徘徊在水边，不忍离去，憔悴不堪。为了奔向自己迷恋之人的怀抱，那喀索斯投入水中，终于溺水而亡（据说他死后化身为黄色水仙花）。一出现代版的那喀索斯悲剧在今天的“80后”文学界正粉墨登场，主人公便是“80后实力派五虎将”之一的张佳玮。
小男人，或曰媚俗之花
自从在《萌芽》杂志社举办的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上获奖以来，张佳玮可谓一路顺风，先后在网易、新浪等门户网站开辟专栏。最近更因一场“80后”中“偶像派”与“实力派”的争论而大受关注。但由于他不太善于自我吹嘘和自我炒作，也不太与媒体配合炒作，因此，没能像韩寒（事实上，我认为韩寒只是被动地成了“偶像派”，他其实是“实力派”的）、郭敬明、春树等人一样红火。与80后“偶像派”作家相比，张佳玮受到关注更多的是因为作品本身，他的小说反常道而行，如同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黑色水仙花自身即有一种袭人的高贵之气），用带有一点点绝望和颓废的玩世不恭玲珑于历史题材小说。他是一个高贵的媚俗者。
张佳玮之所以高贵，除了因为他很有些自己的想法之外，还因为他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尴尬处境。他的《史上十大谎言（历史版）》就不乏真知灼见：“‘备为兴汉室，以履其责耳。安敢践祚？’孔明劝他为帝时，刘备如此搪塞。这样的戏是需要心有灵犀的双簧者的。备半推半就之状，感动了天下人。鲁迅老师说得好：状刘备之长厚而近伪。”他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也确有独到见解。“三国闲话”系列《三国闲话·李儒与陈宫》《三国闲话·叛将魏延》《三国闲话·赵云》等都展现了一个少年的灵动。《甲方乙方》戏说历史，讽刺了西太后叶赫娜拉氏和秦桧等历史败类。还有些文章是对时下的不正之风予以讽刺，嬉笑怒骂中自有一番警醒。《董文华与余秋雨的合体》《高考阅作文，每篇90秒？》《向KOBE同志学习》《男领导配女秘书之新规范群众谈》《拍卖贝克汉姆的裤衩》等均是其中佳作。《我对制片人张纪中的埋怨》中大胆而且对点的评说，也足见青春的飞扬。
但同时，张佳玮又是媚俗的，这媚俗并不是我无端推断的结果，而确实是有很多现成的证据在的。从米兰·昆德拉的媚俗观出发，张佳玮的媚俗就是表现在写了为数不少的观点平庸、迎合人们喜好的文章。《关于〈麦克白〉的阅读笔记》就足够肤浅，都是些人人能看透，人人能言说的道理，你又何必在这里卖露才华？此外，张佳玮的媚俗还体现在大量的“网易文化自助餐”应酬之作上。《唐璜》更不用说（发表的栏目名称即为“相对小资”），其他如《9点10分的蝴蝶》《读大仲马时想到狄更斯》《从荷马史诗到上海宝贝》《阅读卡尔维诺感到的悲怆》《重读〈简爱〉所得》等俱是应酬之作，只为消遣和赚取稿酬，无思想性可言，从中找不到哪怕一丝一毫的艺术内核。应酬就像晒太阳一样，导致了写作激情的抛荒与创造欲望的消失，只剩下文字的搬弄和语言的堆砌。
像《临死前的幽默感》，就是不痛不痒地讲几个小故事、宣传点小知识、说点小道理。这些想法，充其量也不过是老掉牙的感悟，与台湾的刘墉、林清玄等人的小品文并无多大区别，婆婆妈妈，一副小男人的嘴脸。而《玛哈噶拉的面具》等“小资情感”类的文章，倒是挺适合“自以为有文化的市民阶层”阅读的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之流的），偶尔赚点眼泪或笑声。“每个人都有其故事。每个人都有其爱情。这就是我听了无数故事后所得的启示。如是而已。倘说收获，则在安慰失恋者时多少驾轻就熟一些吧。”（《香奈尔》）仅此一句，便可窥一斑。传达一些生活哲理，什么对生活的指导啦人生的箴言啦，全是些简单的说教。再来看看《擦声而过》：“每一天，你可能会和许多人擦身而过。在拥挤的路上，在浅暗的林荫道中，在玻璃旋转门前。”“命运是无法猜度的。每一个人都多少以为命运是自己的，其实不是。一个人命运的走向是很多人的命运在碰撞之后决定的。”这就一副典型的小男人小女人故作姿态地讲人生感悟的味道了。
而《阮籍如是说·兼论知识分子的狡黠》《关于同性恋的一切·〈男男女女〉》《〈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等缺乏大智慧，难以进入专业的批评视野，似乎表明作者满足于自己的小聪明，这样下去最多成为一流地摊文学（或人学），却是难成大气候。“君子思危于未形，绝过于方来”（葛洪《抱朴子》）。如果再不自省，那对“80后”文学来说，确实是一种遗憾，甚至会是一个悲剧。既然是鹤，又何必立于鸡群？
幸而他自己也清楚自己是在媚俗，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生活和创作的尴尬境地。我在这里只是想给他提个醒：再这样走下去，有堕落为“伪艺术家”之险！他在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开设的专栏中，其栏目名称便体现了他的清醒，也说明了他还属于来得及拯救的可造之才。同时那些栏目名称，如“闲蹙眉头装深沉”、“为骗稿费攒长篇”等，也体现出一种清醒的自嘲。“放歌纵酒乱弹琴”这个栏目，更是说明了他确实是快意中夹杂了无奈。在他的笔下，文学的阐释力被另外的一种力所扭曲。那就是来自作者写作时意象的重叠与互否。下面将对此做详细分析。
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2）
“80后”之争：心灵震撼VS感官刺激？
“80后”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青春小说”的代名词。而“青春小说”又往往等同于“校园小说”、“奇幻小说”。郭敬明就坦承：“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我只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认真写字的人。我是想写就写。我并没有说要在自己的作品里达到多么高的思想性。”（《春树登上封面少年作家“国际化”前景先读》，田志凌《南方都市报》长期以来，“80后”的各种选本，都只是出版商在操纵、拼凑，停留在“80后”作者群和同龄读者群自娱自乐的层面。社会高速发展给“80后”这一代人带来巨大压力，他们并非都具有欣赏文学的天赋与热情。于是那些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某些畅销小说）成为他们缓解压力的文化快餐。“韩寒等偶像派‘80后’写手的走红是商业操作的结果，和文学没有太多联系，”这是马原放出的话（林尘《新京报》）。作为中国当代先锋小说的开山鼻祖，马原的话自是有一定分量的。
对此，“实力派五虎将”之一张佳玮做出的反应是，在《中华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发表了《“80后”写作：你认为什么是文学？》，挑起了80后“偶像派”与“实力派”的论战。张佳玮提出，目前在台上的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的所谓“80后”文学只是商业包装的假象，他们的作品仅仅是在粗略勾勒和展示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并没有能够找到精神上的解决方式，这样的作品的价值是可疑的。“校园小说”只讲求感官刺激，所谓的爱情也只不过是充斥着红男绿女的风花雪月，且有蜕变成煽情、惹火的艳情小说的趋势。张佳玮《倾城》《凤仪亭》等的出现，对那些只讲述发生在腰部以下、两腿之间的“青春小说”是个挑战。《倾城》演绎了一段凄美、古典的爱情，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他笔下的饮食男女可干净多了，欲望在这里得到了很好地疏导。这是值得表扬的（虽然这个词略嫌幼稚，而且不合身份）。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载体，它的内容和思想应当对社会负责。
但是，张佳玮的文字的非功利性在价值坐标系中也并未触及本质。当然，主要是因为生活阅历的局限性。靠阅读得来的间接经验，毕竟不能取代生活感悟。《倾城》之所以能触动读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故事是从女性角度展开的，而并非作品的内涵深刻。女性的凄惨遭遇比较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关注。网民蓝格子就说得好：“80后写的书，一般都是有情节而无内涵。有的，虽然有内涵，却那么的显浅。”个体经验的相似性，导致“实力派”和“偶像派”在对读者的情感唤起力的有效性上并无二致。
张佳玮批判他人窗台上的黑色水仙花（3）
一个神话，一朵浪花
当塞林格式的拒绝长大成为“80后”写手对生活的一种有力的抵抗方式时，张佳玮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开辟自己的天地：游走于现实与历史间，意淫古典美女，然后将意淫的过程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于是世上有了《倾城》这部小说。因此，可以说，《倾城》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80后”作家只写“青春小说”的历史。从这一点上来说，倒是符合蒋峰（此为本书中作《一个所谓“实力派”的幻想和笑话》的作者之蒋峰，而非雷声大雨点小的“五虎将”之一的蒋峰）的主张：“我在写作中放弃一切存在之外的修辞。它（写作）的身体抵达哪里，它的修辞就在哪里。”放弃刻意的人为修辞，任意识的流动而自然生发想要表达的东西。这确实是一个常人难以抵达的境界。张佳玮在后记《历史、默思以及倾诉》里也承认：“而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带有宿命色彩以及事关爱情的零星故事，一部分来自于我的杜撰……历史广袤，当其中充盈着无限可能的时候，我能够在其中填补我自己的幻想，随心所欲。于是在某种程度上，这成为了我自己的私人历史。”
张佳玮是少有的热衷于在古典题材中寻找灵感的写作者，他的网名就叫“信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