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这样的回答使提问人有点失望，他们的心情我很能理解：听到“天大的喜讯”而表现平静，写出来就不生动了。
但我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团圆、欢天喜地结局的故事。
我在有关信访部门接待大厅排队时，想起父亲的遗训，想起这么多年没有为国家做什么工作，也会觉得自己很卑微。有一种针刺般的冲动在折磨我：我是不是给政府添麻烦的人？是不是给大好形势“抹了黑”？
我自幼开始读书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为了今后能识文断字让全家有饱饭吃，不再受人欺负。可是我生命中长达8年的时间，却在上告、上访、陈情、诉冤。如果我的父亲九泉下有知，他一定会感到大为迷惑不解的：“你这个小子，不好好干工作，成天上窜下跳弄这个事？人家省里给你台阶下，差不多就行了呗，你还不依不饶非要一告到底？吃着国家的粮食，告着国家的官，我看你是吃饱撑的！”
我没有想到过当“英雄”，但我确实闪过这样的念头：我这样做的价值最终体现在哪里？
在一下子解脱了之后，在我终于有机会向全国的观众说明“我不是坏人，不是刁民，我是防守反击，我是受害者”的时候，这样的疑虑反而更多：我是否像宗教所说的那样，修成了“善果”呢？我要告诉人民群众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告诉人民群众“告大官，要做好吃亏的准备”吗？
我告诉人民群众“我弄这个事，身体也垮了，8年以来我没有做成别的事”吗？
我要告诉人民群众“要告成一个事，实在实在太难吗”？
所谓“迟来的正义”，就包含了这么一个道理。在你“出头”了之后，在人家告诉你“以前整你整错了”之后，你再仔细想想你付出的生命时光，真的是有很多遗憾在里面的。
中纪委对我的案子给予平反以后，也收到许多地方的来信，要求平冤狱的，诉说被打击报复之苦的；有河北的，也有其他地方的。这些信据我的判断，真的是有冤情在里面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固执的一面，但是我坚信，那些小老百姓年复一年坚持不懈地告状，其中的苦情恐怕用“固执”来解释是再也解释不过去了。面对这些血泪的文字，我也难受，也想方设法通过一些关系转到要害部门。有的求助信，我实在是托不到关系，只能无可奈何，徒增遗憾而已。
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说得实在是太好太中肯了。
“群众利益”是什么？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又是指什么？是对“最根本利益”的有力的阐述。“人民”与“群众”，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当活生生的人把家庭幸福都抛置于一边，成年累月地把精力耗费在上访，上告时，为官从政的人应该怎么想？中国十几亿人当中，告状上访的毕竟是极少数，那么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他们不代表“最大多数”呢？是不是就因为他们是“个例”、“个案”就可以冷漠甚至是粗暴地对待呢？连《官场现形记》都说：老百姓告状的少了，是好事，是国家的“吉兆”。那么，新时代的党员干部，是不是更是应该从“讲政治”的高度去对待上访、上告呢？
我在多年的酸甜苦辣中得出的结论是：冷漠和傲慢是最伤人的。且不要说“爱人民”，人心都是肉长的，最低限度你要做到不要伤群众的心。
在我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想起那些经历过的事情，想起我满怀希望地排在上访队伍中，同他们一步一趋地挪向那接待室的门口时，我的心情是沉甸甸的。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位妇女举着状子爆发出绝望的哭喊声时，我真的不能平静。
第四部我非英雄（3）
“你和李山林都是好样的！”
记者想了解我坚持下来的道德动因，我只能说：这一切，源于我对人民深厚的感情。
郭光允：我在建委工作的时候，就告诫我自己老百姓挣这点儿粮食真不容易，咱们千万千万别大吃大喝，千万千万别捞人家的钱；再一个，老百姓来办事，进政府不容易，过去我们小时候见一个区里边的秘书我们都怕得不得了，人家到咱们这儿办事来，一定要客气，尤其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来。
主持人：你不管是当官还是当老百姓都是这样？
郭光允：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就是要饭出身。
主持人：你要过饭？
郭光允：要过饭。我从记事起就挨饿，一直到我20多岁，甚至到我30多岁。40多岁我的生活才好转一些。我记忆中的生活一直很苦。我是老大，六七个弟兄，我母亲眼瞎，我爷爷、父亲饿死，他们当然是在1960年左右饿死的，我岳父、岳母那边没儿子，姐妹7个，老头老太太我们也得养，我们挣40多块钱得养他们，养这一大家子。人家说有时我们吃的象猪食。
主持人：这跟你后来跟这些人斗，见不得这些腐败有直接关系？
郭光允：有一定的关系，应该是有关系。
主持人：你在“文革”的时候劳动改造过4年。后来又因为反对这些腐败分子，跟他们作斗争，然后又被劳教过，受这么多的苦，都是因为你的秉性吗？
郭光允：都是因为我实事求是说话。
主持人：你和原来的省委书记程维高较量8年，吃了那么多苦，写了那么多的举报信，你的动机是什么？
郭光允：希望中央要如实调查，要查处他。如实说话，如实反映问题，他就整你，不光是整我，他整的还有其他好多人。
主持人：我们去你们家里边是不能够拍摄的，也不能够拍到你的家里边的人，我们能不能认为到现在为止，你的危险，你的担心还没有解除？
郭光允：我是有些担心，我也告诉他们，你们随时注意。并且程慕阳据说有数亿的资产，什么样的杀手，他都能买通。
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我的周围还遗留着许多的敌意。
然而，谈到我的那些对立面时，我倒没有什么不安的感觉。
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石家庄，在我周围，仍然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阴冷。一位记者同志告诉我，当他试探着想从石家庄建委那里索要郭光允的联系方式时，接电话的同志居然大光其火：“没有这个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还有人竟说：“你们记者别把他当个宝！就他事多，我们建委的名声全让他弄坏了！”
各种各样的说法也接踵而来。说我“逞英雄、想出风头”的人有之，说我把河北的工作“搞得被动了”的人有之，还有的人，把我在前8年同李山林的斗争说成是“权力之争”。
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我这个人，可以不在乎那种赤裸裸的威胁，但对于周遭环境里隐隐约约传来的尖酸阴冷的嘲讽，我是非常介意的。因为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仍然是个平头老百姓，不会假装高深，对于周围的人对我的误解装聋作哑，付之一笑。
我觉得，另一类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一位多年不见的伙伴见到我，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然后说：“光允啊，虽然你弄成了这个事，但是我还是要说，要是我是李山林，我也弄钱！”还说：“你是我朋友，李二（李山林的绰号）我也认识，说实话，你们两个都了不起！都是好样的！”
他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小小的石家庄市建委出了两个与程维高案有关的“名人”。然而，那种没有好坏之分、没有是非观念的评语，却让我感触良久。
前面说过，正常的在人们眼里变得不正常，而不正常的，反而变成正常的了，这也是人们表面上会欢呼反腐肃贪，而对身边、眼前的腐与贪却视而不见的道理。
第四部宽恕自己
我不需要别人的忏悔
在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的日子里，我过着半养病半闲散的生活。
在表面上的平静之下，其实我的心情是不太平静的。
因为虽然事情渐渐有了眉目，一步步平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然而，因为“9·26”案涉及面之广，介入人员之多，矛盾纠葛之复杂，要我完全忘掉过去，泯灭那些恩和仇、伤和痛，我是做不到的。
客观上也是如此。我在省会石家庄市，从建委前期审我整我到“9·26”大案把我绳之以法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介入了执行程维高、李山林他们的旨意、贯彻程维高意图的活动中。
从保外就医开始一直到中央正式处理程维高的半年前，我一直和老伴上书各级部门，不仅指名道姓地揭发程维高，而且也指名道姓地批评、揭发一些同志助纣为虐的错误行为，要求对他们进行处理。
程维高倒台之后，我也看到了曾跟他关系很深的一些人灰溜溜的样子。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广场，傍晚和周末时，许多退休的老同志到那里锻炼和遛弯。有时候，我老伴回来后会不经意地说起：在那个广场遇到了当年整我整得很积极的某某了，那人看到我老伴，一脸挺不自在的样子，我老伴倒是神色平常，就像没见过这人一样，别过脸继续锻炼身体。
山不转水转，这样的事经历过不止一两次。
有一天在街上，我遇到一个老朋友，好久不见，两个人高兴地聊了起来。
临走时，我那老友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站长托我给你带话，他为当年建委那一档子事感到内疚，想当面向你道歉。”
×站长？我想起了10年前的人情冷暖……
老友好心地说：“你们过去关系很好，他也说了，他也是没有办法，李山林逼他整你，他要不从的话，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后来听说你被弄得那么惨，他心里也挺后悔的，想请你吃个饭，我看，你就答应了吧。”
我摇摇头：“不，我不承这个情，我也不吃他的饭——我不接受他的道歉！”
我扭头就走。
想起这位×站长，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为什么对那位同志表示的歉意如此不领情呢？正因为我们曾经是好朋友，我才对他的行为感到伤心。他也属于建委的“老人”，我们不但在单位里关系融洽，平时私下里两家交往也是非常密切的。
然而，令人感慨的就在这里，当李山林定了“调”：一定要查出郭光允的问题时，这位好朋友平时友善的表情不见了，变得冷漠而陌生。查定额站的账，扣押账本迟迟不返还，我这个站已经没法运转。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他打电话，跟他商量是否能把账本发还给我，因为税务局的同志催了我好多遍，再拿不出账本就要罚款了。
我是为工作上的事找他，而且口气仍像过去那样亲近随和。
不知他是存心表现他同我早已“划清界限”，还是我的哪句话惹恼了他，他突然翻了脸，严厉地斥责我：
“郭光允！你跟我讲话嘴上有点准头行不行？完全是胡说八道！谁扣了你两个月的账本？啊？”
我也火了：“你给我把嘴放干净点！谁胡说八道啦？账本你扣了我多少天，我有记录！你想抵赖？那不成！”
……
我在本书中曾经写过，我不愿意诉说给读者那些令人不快的故事，倒是书中那些“走马灯”式上台表演的一个个不幸的灵魂，倒是我们应该多多加以关注的。
以前关系这么亲密的一个同志，为李山林的封官许愿，就这么作践我！
我断然拒绝了他的“道歉”，说起来也是书生意气，是感情受创伤的一种反应。
在我获初步平反后，我对在这个事件中的人和事，思绪也渐渐变得平和。
有人问我：“那些害过你的人，你现在还恨他们吗？”
也有人问我：“现在，有关部门也承认，当年整你是整错了，那么，介入这些事的那些人，包括那些直接伤害你的人，你是怎样一个态度？你希望有人忏悔吗？”
香港一个记者也跟我谈到“宽恕”这个问题。
对于上述问题，我是这么看的：我是个农民的儿子，虽然我也敏感，但没有西方电影里那种高级的“感情”，我又是党培养多年的知识分子，是一名党员。我不笃信宗教，对那种博爱式的“宽恕”我是学不来的，因此，在这个事件中，除了极个别的人托人带话表达内疚之情外，没有人对我表示过愧疚之情，我又何必自作多情地表达“宽恕”之意呢？
我在猜想，现在包括程维高本人，可能傲气和霸气还没有彻底被打消，依照这种人的思想情感逻辑，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改革家”，觉得自己挺“悲壮”的。其实程维高并不是没有认错的时候，比如有一次在电视上他说：“我这个人，工作方式不太好。”可接下来的话是：“老了，改不过来了。”这个人啊，“认错”是假话，“改不过来”才是真实心理。如果他现在还是这样一种心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我也不太习惯“忏悔”这个词，觉得有点文绉绉的。对于一些干部来说，工作有失误就检讨，即使时间证明了当时自己执行的是个错误的东西，那责任也不是自己的，连检讨都不必做，何来“忏悔”？所以，“忏悔”与“宽恕”相辅相成，没有前提，也就不存在宽恕这个命题。
如果非要讲宽恕的话，我就宽恕我自己吧：这么多年来，我让全家陪我度过了一段担惊受怕的日子，疼爱我的老人去世前，我甚至没有在病床边守过一天，我的孙子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