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关于我父亲写字的事，以后我还会提到。
童年的记忆之一：兵荒马乱
我出生于1942年，具体生辰何日何时，我也说不确切。我们家没有给老人过生日的习惯，战乱灾荒年代，庄户人家又穷，子女又多，糊口都成了问题，谁还有闲心记住孩子的生辰？温家宝总理就职时说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许许多多的人会有强烈同感。温总理说：“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旧中国的苦难在我的幼小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温家宝总理也是出生于1942年，这一代中国人，都见证过那种激荡的历史，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
对于战乱的另一个记忆就是无休止的逃命。自我出生到我6岁为止，我们郭家逃避战乱的事就一直没有停顿过。
蠡县地处冀中，属于老区根据地。抗战以前，著名高（阳）蠡（县）暴动就发生在我们那个地方，共产党领导几县农民搞武装暴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抗战和解放战争时，这一带更是武装斗争很激烈的地方。《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那个地方。我记事记得早，印象中总是双方过来过去地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老百姓也不管谁的队伍，只要大兵出现了，枪声一响就跑，就躲。客观事实就是这样：在战争机器的碾轧下，老百姓永远是弱者，是刀俎上的鱼肉。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能生存下来就是最大的幸运。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2）
我幼小时的记忆，就是一部不断挣扎求生存活命的记忆。
我出生的第一天，就遭遇了人生第一次“鬼门关”。
那一天，日本鬼子的装甲车从我家的屋后公路上经过，那个年代，村里的老百姓谁见过这种庞然大物啊？这装甲车怪物轰轰隆隆从村边驶过时，尘土飞扬，鸡飞狗跳，履带发出可怕的声响，好像要把房屋都要震倒。装甲车驶过我们家屋后的时候，只有我母亲和襁褓中的我躺在土屋里的炕上。屋子哗哗地震动，炕也像在惊涛巨浪中的小船颠个不停，母亲吓得面无人色。眼看土墙震动得就要倒塌下来，母亲拼命支起身子，想抬起胳膊把我抱起来，可是产后体弱的她怎么也抬不起胳膊。只听到沉闷的“砰”的一声，土墙倾斜与炕形成的夹角把我小脑袋瓜夹在里面，我连叫也没叫出来就死过去了。据母亲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实在吓人：我刚出生，骨头还是薄脆柔软的，在挤轧中，我的脑袋瓜都扁了。东倒西歪的小土屋里，母亲疯了似的喊救命。
庆幸的是，经过乡亲们的救治，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只是自此落下了一个病根，就是震荡后出现的幻听，直到念同济大学的时候，脑子里还时不时嗡嗡响。这个病根也算是战乱年代留给我的纪念吧。
冀中是老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同日本鬼子的大小战役不断。只要枪声一响，母亲就抱着我往外跑。当时的河北，乡村野外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水坑，不知为什么，乡亲们总认为水坑是安全的地方。那情景想起来就让人心悸：敌我双方的子弹在头顶上嗖嗖飞来飞去，母亲抱着幼小的我趟着水跌跌撞撞地跑。有时候子弹打到水里，吱吱地射出水花，真可谓生死存亡在咫尺之间。
有一天夜里，鬼子进村了。母亲照例抱着我往水坑里跑，求生的本能竟让她在水中跑了大半宿，不知不觉天蒙蒙亮了，这才发现竟跑到了5里外的我姥姥那个村。这时总该松一口气了吧。可是，当我母亲抬起身定睛一看时，坏了！村口就站着日本鬼子！鬼子中间还有一个当官的，看到我母亲便举着刀咿哩哇啦一通乱喊乱叫，意思是“别跑，过来！”母亲哪能听他的呀？转身又往水坑里跑……母亲老是回忆起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并为此长吁短叹不已。
这里要提一下我的母亲，虽然她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但离乱的年代，困苦的经历养成了她勇敢、坚韧、深明大义的性情。尤其是在支持我读书这件事上，母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母亲念过抗日小学，所谓抗日小学，识字班就开办在庄稼地里。我之所以从一个农村的野孩子成长为一名新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应感谢我的母亲。
作为一个农村女子的母亲也曾有过憧憬：像其他抗日小学的女孩子那样成为一名八路，骑着大洋马衣锦还乡。而且，她也确实与这个机遇擦肩而过——后来上级决定抗日小学不办了，所有的学员一律转成军人。然而保守的姥爷却死活不准她去参军，于是她失去了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母亲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至少，她的思想意识经过了一次短暂的洗礼。她的意念，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道人家，并且对我后来的人生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也许因为童年的困苦和命运的磨砺，我自幼小时起，记忆惊人的好。这一点大概也是一个农村儿童不同凡响的一面吧。
然而，在当年战火频仍、苦难动荡的华北平原，一个孩子留下的更多的可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除了饥饿穷愁，就是战乱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惊恐。
进入内战时期，我已经朦朦胧胧开始懂事。但也不懂得交战双方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也不能归咎于老百姓觉悟低，他们大多只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打起仗来，枪子儿可是不认人的。因此，只要军队来了，老百姓的本能反应只是逃命。
一旦打起来，我通常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跑。祖孙三人在乡间土道上歪歪斜斜地跑，那情景今天想起来是很滑稽的。不过那阵子也不是很害怕，因为老的老，小的小，被兵碰上了关系也不大。我们家有一头小毛驴，一旦有了动静，我父亲骑上小毛驴就往庄稼地里跑，母亲也跟着跑。父母亲情况不一样，他们是青年，万一给国军逮住了逼着带路或拉了伕子，那可不是好玩的。
逃跑也有优先权，在一个听天由命的特殊年代，在一个穷人不享有生存权的年代，老百姓居然也给逼出了这么一点小智慧，回想起当年的一幕幕，真是既辛酸又可怜。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3）
童年的记忆之二：饥饿与劳作
除了离乱中的逃生外，童年最强烈、最铭心彻骨的记忆，还是饥饿。
不幸的是，这种饥饿的经历在以后的岁月中屡屡发生，这是后话。
老百姓看天吃饭。父亲在辍学以后，就以种庄稼为生。成家以后，生下我们7个孩子，不仅没有期盼来红火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加艰难。虽然家里有几亩薄地，但打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全家八九张嘴糊口。全年有相当长的时间，饭锅里根本看不到一星半点粮食。临近夏收秋收等收粮食的那段日子是最难熬的，先是到稍富裕的人家去借黑豆——就是北方用来喂牲口的那种黑豆（无异于剜肉补疮，收麦后要用同等数量的麦子偿还借来的黑豆。明知吃亏，也不能不这样办，总要让别人沾沾光吧，不然人家为什么要借给你？）用来糊口。更多的时候是挖野菜，从小开始，我是年年挖野菜。华北平原的田间垄头上，长满了一种俗称“马杓菜”的野菜，也就是马齿苋。今天是城里人的所谓“绿色食品”，可是那个年头马齿苋却是庄户人的救命粮。我小小年纪就到地头挖野菜，背回来晒干了以后就变成缺粮时期的主食。吃法是：放在锅里煮，无油少盐的每人一大碗，有粮食时掺点棒子面和面疙瘩，更多的时候光吃菜。时间长了，居然吃出了感情，如今我回家的时候，就惦记着想吃一碗“马杓菜”。
我们家种的地当地称作“窑坑地”——一种土质不好地处洼地的薄地。华北当年雨水多，一下雨，窑坑地受害最重，庄稼给淹了，颗粒无收。我们就只好种不怕淹的高粱，一段时间，高粱面饼卷苦菜蘸酱就成了我们家的主食。那阵虽然贫穷，但我们也觉得高粱面实在难吃，是天下最粗劣的伙食。然而没有办法，我们家年年吃这个。
当然对吃也有着很美妙的记忆——那时候每隔五天，我就拐着一个小“可子”（一种柳条编的容器），摇摇摆摆地给住在五里外西百尺村的老太太送吃的去。风雨无阻，乐此不疲。为什么我对此事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呢？因为老太太会给我犒赏——几个青枣，那枣抿在嘴里，一股甜丝丝的感觉从舌尖像电流般贯透全身。唉，想来也是可怜，这类经历也算是我童年少有的甜蜜记忆之一。
我奶奶非常疼爱我，在我的印象中，她长着高高的个儿，一辈子忠厚老实，按照我们家乡的话就是“傻实在”的那一类人。每当我想起她的时候，就会想起一件令我后悔终生的事。说起来，这件事也同饥饿有关。
秋天的时候，奶奶带我在西百尺村的地里摘棉花。在那个匮乏年代，下地干活一整天颗米不进是常有的事，农村人苦惯了，也不带干粮（基本上没有干粮），更没有人送饭。
我们祖孙两人就在地里窸窸窣窣地摘着棉花，干着干着，我就叫唤：
“奶奶，啥时完哪？”
奶奶安慰我：“快了快了。”
“奶奶，我没劲了——我饿！”
“忍一忍，允儿，摘完了这茬咱就回家。”
我已经浑身绵软，眼里噙着泪水：“奶奶，我饿得不行了。”
奶奶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指指前方的棉花：
“看见没？摘完那一垄咱就收工回家吃饭。”
“你骗人！你老说‘就完就完’，到底啥时完哪？”
我嚷嚷起来。
……
我火冒三丈一屁股坐在田垄上：“不干了不干了！”
“光允，听奶奶的话，摘完了这垄咱准保回家！”奶奶开始央求我。
我捂着饿得生疼的肚子歪倒在地，梗着脖子嘴里强道：“说不干就不干！”
奶奶无可奈何地叹息了一声。
我永远忘不了老人家那一声叹息。
第三部5岁的“小劳模”（4）
为这事，我后悔，我后悔了一辈子。我这么小丁点孩子，这么任性不听奶奶的话。平心想来，奶奶又何尝忍心让孙子挨饿呢？
饥饿啊！饥饿竟能使一个孩子变得这样蛮横、粗野！
我虽出身贫贱，但自小从祖辈袭下来的、父母教授于我的礼义廉耻、人伦纲常还是能粗懂几分的。虽然幼年只有这么一次忤逆之举，但每念及此事，我的内心仍隐隐感到刺痛。
记得我参加工作以后，每逢返乡，不管多困难，总要给我那可怜的老奶奶捎上几块点心。我永远记得奶奶攥着点心的模样，她老人家坐在炕上，攥着点心就这么摇来晃去。过一段时间，那块点心已经不在手上了（早已分给重孙辈），她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摇晃着……
想起这一幕我就抑制不住要动感情。
小时候不谙世事，更不知道人生、社会的道理。只是纳闷：为什么我们家过得这么苦，是祖荫的风水不好，还是应怪罪于风不调雨不顺？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挨饿，是我们天生就命贱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如果说我最早对人生社会有所谓“思索”的话，我自幼起思考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那阵的烦恼与愤懑，只是时时有感而发，当然上升不到“解放”“正义”“平等”的高度。也更想不到，日后正义竟要消耗大半生的时间来争斗。
贫困和饥饿也让我早早懂事。当我走路还走不稳的时候就帮母亲做事，带弟弟妹妹、捡柴禾、烧饭……稍微大一点就学做农活。
每当摘棉花的季节，我就同一群妇女一起在地里采棉花。这个时候大婶大嫂们就会嘻嘻哈哈地打趣我——
“啧啧，你看光允，手巧得跟个女的似的！”
“哈！瞧他，摘的花比我们还多！”
“光允，你是不是生错了？你要当闺女该多好呀！”
小时候长期干农活竟让我练就了一手摘棉花的绝技。即使是在妇女堆里，也数我摘花又快又干净。在田间劳作的日子里，我练就的不仅是农活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勤劳的美德和崇尚劳动与劳动人民的心。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仍然感激儿童到少年时代劳动生活对我的培育。
在幼小时的劳动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回想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一次经历，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共产党的“公家人”打交道。
那一天，母亲和我在村北头的棉花地里“补豆”，所谓“补豆”，是因为我们家村北的地属盐碱地，棉籽播下去，碱性小的地方棉花苗可以长出来，碱重的地方连苗也长不出来。不过，总不能让地这么荒着呀，所以需要在空出来的地方“补”上耐碱的作物，于是我们就种小豆，也就是现在有人讲的赤豆。母亲在我前头用镐刨坑，我就跟在后头撒粒抿土。刨一个坑，就撒两粒小豆，用脚丫把浮土盖上，小小的我干熟了这类活，动作不但麻利，而且居然还有几分“韵律美”呢。干着干着，地头有个人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我抬头一看，是个长相斯文穿黄军装的八路（也就是解放军），他站在那儿已经观察我半天了。等我走到地头的时候，那八路同志猛地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亲热得不得了，嘴里不住地说：
“哎呀呀，真可惜……真好……真了不起！这么点小孩子干活这么利索呀！——几岁啦？”
我的眼睛望着他滴溜溜转。
母亲笑着拍我：“老总问你几岁了！还不赶快告诉老总？”
我怯生生地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