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要李真的家属于2月25日离开石家庄（先去天津姐姐家，再到沈阳父亲家），目的是看此人还想耍什么花招。我预计此人一定会用新的招术，因为此人是什么人，在哪里工作，为什么要诬告李真，为什么不先向中央举报，而先向我第二次用假名举报，最后为什么再用匿名信向中央举报，我是完全清楚的。河北情况复杂，一言难尽。对于这件事我可以对你们绝对负责，我希望你们接到此信后，能从河北的大局考虑，慎重处理。
事隔几个月之后，程维高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继续公开庇护李真：
有人上告我的秘书李真同志两件事：一件，告李真用70万元买了一辆凌志400的汽车。二件，告李真用100万元给其爱人在新加坡买了一个移民资格，其爱人已经到了新加坡……关于这两件事，此人电话来后，我做了了解，纯属造谣。一、关于车的问题，去年10月李真同志为了方便借了一辆凌志400在北京跑了几天。告状人说李真买的车，根本没有这回事。二、李真同志爱人现在仍在石家庄，我最近已多次见到杨，根本没有移民新加坡。
程维高果然是“爱憎分明”：他倚仗手中权力尽力关照李真等人的同时，对“固执”的老干部刘善祥却进行打击排挤。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5）
1994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河北省常委会，刘善祥作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照常出席了这次会议。程维高在会上讲话，突然提出，善祥同志身体不太好，多次提出提前下来，中纪委也同意了。建议免去刘善祥同志的省纪委书记职务。
刘善祥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他当场就发火了，质问程维高：“我什么时候提出过不干了？这话是谁反映上去的？”
程维高倒是不温不火：“善祥同志，你身体不好，一段时间老是住院，还动过大手术，这总该是事实吧？”
刘善祥气愤地说：“可是我出院了以后，每天都是整个工作日都在上班，并没有小病大养，休假偷懒，你突然免我职是什么意思？你这不是想让我早死吗？这么早就让我休息？”
旁边有人劝道：“善祥同志，你不要冲动嘛，免去你的工作是出于对你身体的关心嘛。”
刘善祥更加气愤：“我不需要这种关心！你们这样做太不正常了，我们无非就是在工作中存在不同看法，突然免我的职，就是想堵我的嘴！”
尽管刘善祥提出抗议，但常委会还是通过了免除刘善祥职务的决定。
离省纪委换届选举还有10个月，程维高连这10个月都等不了，急欲除去他的眼中钉。
刘善祥后来知道：是程维高几次背着他对中纪委说，刘善祥多次提出辞职，请中纪委“尊重”刘善祥的“决定”。
程维高排挤异己，可谓是“捣鬼有术”。刘善祥分析说：如果放手再让我干一两个月，张铁梦的问题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而这个结果，是程维高不愿意看到的。
程维高对吴庆五说：“赶紧走！”
李真在河北干尽坏事，程维高真的是被“蒙蔽”了吗？本书采用媒体披露的材料，请读者分析：程维高是不是罪有应得。
这份材料披露：随着程维高当上河北省委书记，李真日益膨胀起来，在河北省，反映李真问题的越来越多，而程维高不仅没有劝阻李真，反而采取种种办法对付组织，使李真越陷越深，最终走向毁灭。2000年，李真被“两规”后说：“对我的查处，如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比这更严重。”
李真说，1998年春季，程维高先后把他叫到办公室两次。第一次说告李国庭的信很多，问李真跟李国庭经济上有什么问题，李真说没有，程说那就批给省纪委查啦；第二次是在省纪委要对李国庭“两规”前，程又将李真叫到办公室，还让他看了省纪委打的“两规”报告。1999年4月，程维高打电话说，李国庭有2000多万元的问题，并再次问李真与李国庭有什么经济问题。程维高对李真说，如果你有事我也不光彩，有事赶紧想法补救。在程维高的提醒下，李真同程的儿子程慕阳一起，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赃款转到香港，存入渣打银行。没想到，李国庭在“两规”后很快就交待了向李真行贿问题，李真事后对此做出了“幽默”的评价：“没想到，打李国庭的子弹，却崩到了自己人的腿了。”
李真说，2000年元旦前后，程维高给他打电话，要他到程维高家里去，说有重要情况。李真赶到后，程很着急地对他说，刚得到了消息，说中纪委已初步掌握了他的三件事，一是收受李国庭5万美元，二是在国外有巨额存款，三是帮北京河北办事处批烟从中盈利。中纪委想在春节前后对他采取措施。程维高安慰李真说，境外有存款查不清楚。因李真前妻对他的事非常了解，为统一口径，程维高给李真出主意，让李真和前妻谈谈。李真给前妻打电话，前妻不愿谈，程维高就亲自打电话把李真前妻约到自己家中和李真谈。程还对李真前妻说，希望不要受别人利用，否则对我们都不好。
据了解，2000年春节后，李真得知李国庭已交待了给他5万美元的事，李真与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已潜逃国外）订立了攻守同盟，说5万美元事先已给了张铁梦。之后，李真同吴庆五到江苏常州找程，请程尽快给中纪委领导打电话，请求中纪委对李真不要进行立案。程对李真说，中纪委如调查，就说这个事情他知道。程维高说，不管出什么问题，都要沉住气，绝不能乱讲，如果中纪委真要查处，也表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就辞职。
2000年3月对李真被中纪委采取“两规”措施后，程维高对吴庆五说：“我已经打听了，李真被抓，是×××到中央告状的结果，他搞李真不是目的，主要是想搞我。谁告我们，我们就告他。你抓紧收集×××以及他老婆、儿子的问题，向中央告他的状，写匿名信。”吴庆五便写了一封“揭发” ×××。
2000年5月上旬，吴庆五给程维高家打电话时，程维高对他说：“你不是出国了吗？怎么还在国内？赶紧走！我已经叫阳阳（程慕阳）去加拿大，暂时不要回来。”
从上述文字来看，程已经陷入这个犯罪集团的活动很深很深了。程为什么要这样搞？是因为李真已经跟程维高建立了“很深的关系和友谊”（李真语）。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李真、吴庆五（6）
这份材料还披露：
在政治上，程维高与秘书相互利用。关于这一点，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有明确说明：“1992年，我任程维高省长秘书。由于程与当时省领导尖锐的政治对立，使程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极需要支持的时刻，我真诚地为他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用我当时所言：为他披肝沥胆，舍生忘死都极为情愿。我的前任程的秘书吴庆五在维高的事业上曾与我风雨同舟，共同拼搏。”
李真、吴庆五对程是如何付出“艰辛努力”的？据了解，1992年，程维高与当时的省领导因干部安排等问题分歧严重，程维高安排李真和吴庆五向中央、中组部、中纪委写匿名信，写好后交给程维高改，然后发出。李真说：“程维高当着我和吴庆五的面布置任务，还让我们找河北省原来的领导反映情况，请他们也向中央反映问题。有一次，程维高让我拿着匿名信找当时省里一位领导。实际信就是我们写的。吴庆五平时掌握、搜集的情况多一些，也积极帮助组织材料。”
李真在他《心灵的忏悔》中写到：“这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使我们自然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和友谊。当1993年初中央决定程维高主持河北省委工作，我成了河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秘书时，他对我也格外感激和格外信任。可以讲，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在河北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这种特殊的状态也使我很快就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其影响和作用远超过了我的实际权力。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养成了我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
程维高使李真在政治上的影响和作用“远远超过了实际权力”，而李真也投桃报李地为程维高在政治上做了更多“事情”。据调查，1993年，程维高对省里一个领导产生不满，就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反映其经济和生活作风问题，寄给了中纪委；1994年，程维高因另一个省里领导不听他的意见对其产生不满，让李真写了封匿名信，寄给当时正在石家庄的中央考察组。李真后来说：程当时作为省委书记，完全可以亲自向考察组反映问题；1995年，程在张家口的一个宾馆对李真说南京有个人写信告他，要李真打匿名电话恐吓这个人，并给李真提供了这个人的电话。程告诉李真说：“告诉他不要太放肆！”李真马上当着程的面给这个人打了匿名电话，结果这个人被吓住了。李真回忆说：“当我打电话时，程就在旁边捂着嘴笑。”
在经济上，程维高与李真相互“支持”，也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极为牢固。李真对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经商给予了诸多关照。 1994年河北省在北京筹建河北大厦，程慕阳采取欺骗手段想要获取1071万元转让费，为此，李真多次找相关人员让赶快给钱。李真说，他“深知‘南京二建’与程维高的关系很不一般”，知道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的不少工程都是“南京二建”垫资建的，于是他千方百计帮助“南京二建”，亲自给原石家庄市长张二辰（已判刑）打电话催要欠“南京二建”的款，亲自让石家庄市国税局停止与省第四建筑公司建办公楼的合作，改由“南京二建”承建等等。
程维高与两任秘书的“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不仅毁掉了秘书，也毁掉了自己。
“命中缺金”的李真
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建委风云》里所提到的石家庄国税局大楼招标的例子，就是吴庆五、李真等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商战成功”的典型范例。这个工程本来已经给了河北四建，省四建进了点，也建了临建，工程也开了槽并已进展了一部分，可是，突然有一天，吴庆五找到了李真，要他无论如何要“干预”一下招标的事，李真亲自找到国税局负责人为南京二建说情。石家庄国税局只好中止了同河北四建的洽谈，重新制订招标方案，南京二建从河北四建手中“横刀夺爱”，硬是劈手拿下了这个工程。
南京二建中标后一个月，吴庆五从这个公司拿到了4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5万美元，交给了李真。
李真为什么索要这5万美元呢？据称：李真听到了一些不好的风声，想转移赃款，可是箱子里钱没有装满，凹下那么一块去，看上去总有点别扭，于是灵机一动，再捞上一笔钱把箱子填满，以图个“圆满吉祥”之意。
贪官的逻辑有时就是这样令人匪夷所思。
据一位和李真共事多年的老干部称，李真在工作、生活中确实比较迷信，一直和北京一个懂《易经》的“大师”保持着密切联系。
李真在被“双规”之前，本来按预定计划他将于3月2日去北京开会，他这个人很警觉，已经提前准备好了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的东西——什么证件啊，护照啊，个人细软物品啊，全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如果3月2日他真的去了北京，以李真的神通广大，那结果就很难说了。有人甚至这么分析：如果放他去了北京，也许这个案子就办不成了。
为了稳住李真，省委一位主要领导中午11点多给他打电话，要他下午去省委开会。李真在去省委的路上还警觉地给北京的“大师”打了电话，问会不会出事。“大师”告诉他，上面有“贵人”顶着，有惊无险。
关于李真究竟为什么“栽”进去的，河北的干部老百姓议论纷纷，其中不乏“演义”和“传奇”之成分，这里摘取一二。
一说李真神通广大，经常出入北京各部委。一日，他托了关系要请中纪委的两名室负责人吃饭，中纪委的这两名官员听人介绍，河北的李真年纪轻轻，官居厅级，定是一位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干部，于是欣然前往，饭局间言谈甚欢。席终，李真说：“这回来京，也没什么准备，给二位带了点河北的土特产，不成敬意，请收下。”送上两个拎包，中纪委官员也没在意，收下了。回家打开拎包一看，哇，什么“河北土特产”啊，全是钱，一沓沓簇新的百元大钞！大骇之余感到问题严重，反映上去，引起高层重视，遂指示严查，这个大贪官终于浮出水面。
二说李真被“双规”之前，右眼皮跳个不停，心里没底，于是去一个算命先生那里测吉凶。算命先生说：足下是极尊极贵之相，然则五行缺“金”，若添一点“金”，则运道自然圆满。李真问：我是否要改名字？算命先生闭目算一番，摇头道：无妨，前头自有贵人助足下一“金针”，届时足下会高枕无忧了。李真大喜而去，然而不久便被“双规”，升格为逮捕、起诉、判处死刑、高法核准死刑，在唐山刑场被注射死亡。有人据此责怪算命先生算得不准，该打屁股，算命先生笑云：我怎么不准了？“金针”，注射针管也；高枕无忧，毙命也。李真命里缺金，高法赏给他一根夺命神针，岂不是成全他五行圆满了吗？另，“真”与“针”，是否又是一个冥冥中的巧合呢？
从这些老百姓的传说中，反映了人们对贪官的愤恨，也体现了广大群众要求官员们清廉勤政的愿望。
第二部我所知道的程维高（1）
我只在电视中见到过他
“贯彻党风廉政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