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他是政府派来的人。”
不知为什么，一向性子还算平和的我此时突然发作了：“呸！他算什么政府派来的人，他就是一个包工头！一个不法奸商！”
我的情绪失控是有原因的，我冤哪！我被关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是因为跟李山林这些人斗的结果吗？现在倒好，被我揭发的人神气活现、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招摇，而我，一个没有罪的人，裹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脸色蜡黄，窝窝囊囊地在劳教所里抄黑板报，我心难平啊！
李队长听完后，什么也没说，径直走回了办公室。
我有点不放心，便偷偷找到了第三大队的队长问道：“队长，那个人来干什么的？”队长这个人是我的蠡县老乡，平时很照顾我。
“一个熟人，聊聊天而已。”又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但是他的说法跟李队长不一致，不对劲！
因此，在我追问了几次以后，他终于小声地道出了实情：“老郭，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是好人。不过请你以后不要在大伙儿眼皮底下找我，否则，要是有小人一封信写到程维高那里，我一家老小还活不活了？”
我点点头：“我明白了，这个你放心吧。”
队长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猛吸了一口烟，犹豫良久，缓缓地说，“老郭，你要小心，葛明军来没有好事，恐怕是要害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句，虽然有葛明军这样的人想算计我，但是我在劳教所里并没有遇到真正的生命威胁，而这些又与一些狱友的暗中保护是分不开的。
有一个年轻的狱友，进劳教所的时候还穿着一身绿军装。虽然也是新来的，但是他正值年轻力壮，力气很大，好像还会两下子。所以班长、副班长还有管教都不敢欺负他。
我看他穿了军装，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穿军装，他说：“今年我刚从部队复员回家，因为和乡派出所的人打架，他们就说我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要好好改造改造。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被弄进来了，要劳教一年。”
听完了他的话，我感叹不已。年轻人的一时冲动，可能就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我60多岁了，并不冲动，可也闯了祸。虽然我们的事性质不同，可我见了这个鲁莽汉子，还是觉得有几分惋惜，甚至觉得跟他有几分“同病相怜”。
“你呀，有事讲理呗！”我劝道。
“唉，我这个性子改不了。”他懊恼地说。
“可你也不该跟派出所的人打架呀，你真是个二愣子。”我叹息道。
旁边一个劳教人员开玩笑：“算了老郭，你还劝人家，你自己呢？连省长你都敢惹！”
这话呛得我无言以对。
复员军人凑过来说：“听说您老是因为揭发领导进来的？那我们要好好保护您！您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不然现在哪来那么多贪官！”
听着这样简单而真诚的话，我心里感动不已：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被人理解，更多的还是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来自于社会底层的淳朴的同情心，可以说这样的鼓励犹如一针强心剂，让我更加相信：这世界上好人还是居多数，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为不仅是我个人、我们一家人都在跟这帮腐败分子斗争，我们背后还站着广大的民众！
现在不知道这个小伙子身在何方，过得怎么样了。
第二部罪与罚（7）
半个月后，管理科的一位警察同志悄悄地找到我，说：“老郭，葛明军又来了，还跟所长躲在办公室里把门锁上嘀嘀咕咕了很长时间，你可要小心啊。”
“放心吧……”大恩不言谢，我明白这些善良的人们保护我的苦心。
因此，尽管葛明军他们屡次想加害于我，但是我却都能化险为夷。
除了身边这些朋友之外，我相信，冥冥中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支持着我。
几个月的迫害与折磨使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了。
4月16日傍晚，和我同住在平房里的一个劳教人员对我说：“哎，老郭，你怎么脸这么红啊？”
我一照镜子：可不是嘛！我的脸颊红得像涂了胭脂，但是脸上其他部分又黄得像黄草纸，我心里暗叫不妙——我身体里的那帮老伙计大概又想闹罢工啊。
“大概是因为有点累吧，我早点睡了。”说完这些既安慰别人也企图安慰自己的话我就先躺下睡觉了。
睡到晚上9点钟时，我醒了，感觉浑身的不自在，燥热得厉害。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想也许是我的血压高了。感觉着血一阵一阵往上涌，口腔、鼻孔里弥漫出一股腥气，我开始恶心、作呕。我想我大概要脑溢血，我挣扎着对正准备睡觉的他们俩说：“麻烦你们现在去帮我请个假，我现在要去医院，不然我就不行了……”
他们俩急忙跑着去给我请了假，然后把我架出房门准备去隔壁的司法医院给我看病——对于他们给我的关心和照料我还是很感激的。
正要走到劳教所大门口的时候，门卫说不能出大队门，但是可以把医生请过来，于是便让我靠在大门口的一张椅子上坐着。当时我已经说不出话了。门卫倒是很有同情心，在门口来回地踱着步，急得直搓手：“这位老同志啊，我们也知道你的事情，你这病就是气的……”
等了一个多小时医生才赶到，来人是个女医生，对我态度很恶劣：“干什么？还要我们亲自来？挺会摆谱啊！”说完拿出血压计不耐烦地给我量了血压，低压100，高压160。我想，病发时的血压肯定高达180了。
那个女医生看了血压计后说：“高压才160，死不了，放心吧！”
这时候，队长走了过来，把这个医生叫到一边不知说了些什么，这医生的态度才稍稍好了一点：“等着我去拿药吧。”后来送来的药片虽然不怎么样，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但是她表现出的一点态度转变已足以让我感觉到一丝快慰了：我的事情可以稍微感化一下这样的人，也算是对我的检举行为的一点回报吧！
劳教所里有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其实通常也只是形式上的应付而已，也就是说，一般的犯人就算查出来得了大病，劳教所也不会多过问的。我裹着破旧的军大衣排在队列中等候着。司法医院的医生几乎都是女的，我忽然注意到，在我身后站着很多女医生、女护士，她们在看我并且在小声议论我：“看见了吗？那就是那个‘政治犯’，不像什么坏人啊，还挺面善……”
在我进行体检的时候，很多医生和护士都了解到我是一个怎样的“政治犯”了，在对我的身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之后，对我受到的摧残表示同情和惋惜。
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女医生看了我的体检资料后说：“你的五脏六腑要是开会搞民主表决的话，健康的内脏达不到多数。赶快联系搞保外就医吧，我们这里条件不行，别耽误了你治病。”
从这个时候开始，司法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对我的印象大为改观，普遍都对我的遭遇持同情态度，赞赏我的检举行为。后来我在劳教所犯病的时候，保外就医的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于是我在这家医院度过了3个月的时光。
第二部罪与罚（8）
保外就医而获“自由”
自从4月16日我犯了一次病后，从此就一直小病不断了。与此同时，家里捎来了我岳母病危的消息。
我的岳母很欣赏我，我也很孝敬她老人家，在她的眼里，我跟儿子没有区别。
今年过年我没有回家看她，虽然老伴以我因公出国考察为由隐瞒实情，但是这个精明的老太太的目光里充满了怀疑，老伴告诉我那阵子她从不敢看老太太的眼睛，怕露出破绽来。
是啊，老伴这个谎撒的有点拙劣，我从1987年开始就被整，从1990年就基本上干不了工作了，哪里会有什么出国考察的机会呢？我和老伴都不是擅长编瞎话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说实话就是拿刀戳她老人家的心啊。
她平时和我爱人的三姐住在一起，知道我情况的三姐每到电视上出现监狱或公安局的镜头时就会“啪”地一下把电视关掉，不过老太太很敏感，从这一点蛛丝马迹中觉察出了不对劲的东西，再加上我好几个月不去看她，也不给她打电话，她开始担心我并且自己的身体也一天天垮下去。
老人病危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见我一面。
4月19日我老伴找到市政法委一个叫姓伍的副书记，要求准我请7天假。因为劳教毕竟不同于刑罚，仍然属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很同情我，因此市政法委仅仅过了1个小时就做出了决定，批准我请假7天。
其实，劳教所里的其他劳教人员一般家里只要有点什么事都是可以请假的，而我就不一样，因为我是堂堂河北省“二号政治犯”啊。
老伴到劳教所把我接出来，她含着眼泪，也来不及多说什么更没有放开哭，匆匆地陪我又去理了次发，让我洗了个澡。等我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后两人便急急忙忙乘车赶往蠡县北齐村。看着车窗外无边的黑暗，暂时享受到一丝久违的自由的我却一点快慰的感觉也没有。
汽车一段一段吞吃着白光光的公路，让我脑子里顿时浮想联翩：早年的我以一副脚板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现在的我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到处走了，但是我现在的经历又何尝不是光着脚板在“走”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对，我打算一条道走到黑！不走到黑，怎么能走到大天明呢！一定要坚持，越困难越要坚持！
“黎明前最黑暗，胜利前最绝望，成功前最渺茫！”
以前老伴在一本杂志上读过一篇励志小品文，看到了这句话就把它抄了下来，还告诉我她最喜欢这句话。
一路上我和老伴都默默无语，我们因为没注意，连路都走错了。绕来绕去，折腾掉不少时间。到晚上10点多，才赶到家。
重病中的老人看到我很高兴，脸上现出了会心的微笑，我很庆幸赶得及时，没有使老人带着遗憾走。她5月3日去世的时候，我已经又回到了劳教所，甚至老伴也没来得及赶回去看母亲最后一眼。
这次回去时顺路去看了我母亲，因为我过年就没回去了啊。要是让老太太知道我现在身陷囹圄，她非疯了不可！一辈子吃了那么多苦的老人已经不能再受到任何打击了。我用骗岳母的话如法炮制又骗了母亲一次。
我自认为我的意志是够坚强的，但是我那脆弱的身体却越来越不听使唤了，特别是我的心脏病，让我的身体“做不了主”了。6月7日，劳教所的政委看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便同意让我到隔壁的司法医院去治疗。
我向政委毫不掩饰地说：“要是李山林一伙人能买通医生，我还活不活了？”政委听了我的话，无言以对。
虽然身体羸弱不堪，我的头脑却很清醒：这个时候我不能倒下，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定要坚持到这帮人彻底倒台的那一天！
后来还是去检查了一下身体，结果是惊人的：我的尿糖含量达到了4个“＋”，血压高至200！医生们看着我的体检结果很着急，其中一个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老郭您放心，我们会像保护革命年代的地下党一样保护您，您就安心地在这养病吧！”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的神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有点轻微的神经质了。
我就这样在司法医院养了3个月的病，在鬼门关溜达了一圈又有惊无险地回来了。虽然还是规定不许回家，但是老伴可以公开地来照顾我了。医生们对我都很不错，因此慢慢地我也和他们熟络起来，原来那个防范他们的念头也打消了。
医生们跟我开玩笑说：“老郭，你将来一定会发财。”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很好奇。
“第一、我们都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平反；第二、你的经历这么坎坷，平反后绝对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光稿费肯定就不得了了，哈哈……”
我当年的主治医生现在已经调到北京了，家也搬到北京去了。
2003年8月9日电视上播放了程维高被党纪惩处的新闻以后，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恭喜我。
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轻微的脑震荡、风湿性关节炎、轻微脊椎骨错位……按照我的身体状况，我患的几种病中随便挑哪一种出来都符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我提出申请保外就医后，家人为我跑了无数次腿，历经无数道审批程序，盖了无数个公章，到8月底才得到批准，而我真正从劳教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30日了。
我在追求正义的每一步中，尽管会取得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总是像不准点的闹钟一样，总是姗姗来迟。正义的果实和苹果、香蕉一样，也有保质期的限制，拖得太久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设想一下，在11月30日之前，我要是暴毙的话，批准我保外就医还有什么意义？
我被他们羁押了1年零9天。
然而，我的重获自由，成为我放弃匿名检举、针锋相对地以上访的形式与程维高展开斗争的开端。
第二部告他，告他，告他（1）
万书记给我压惊
“哎，李主任，请稍微停一下，我想麻烦你……”
“告状是吧？我现在有急事。我只能给你1分钟，记住，就1分钟！快点，书面材料呢？”李主任把右胳膊搭在车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