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还招待了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的负责人：中国保卫同盟主席宋庆龄、英国援华会薛穆和夫人、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夫以及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世界学生救护委员会、国际救护委员会等团体的代表，对他们过去对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感谢，并征询他们对中国时局的意见，讲解中共对时局的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还会见了1945年7月间访问过延安的六位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褚辅成等，与他们交换对和谈的看法。此后，毛泽东还举行茶话会，招待实业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吴羹梅、吴蕴初、胡西园、潘昌猷等，对他们在工业方面的成就表示赞扬，同时指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的前途。我们不会把民族资本家看做敌人，而是看做朋友，不没收产业，而是调节劳资关系。”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唇枪舌剑
来桂园拜访毛泽东的人，多数是善意的、关心国家和平的，但是也有例外。CC头目陈立夫在会见毛泽东时，竟然要求中共放弃外国的思想观念（按：指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放弃一党的武力政权。这一要求遭到毛泽东的严正驳斥。最显著的一次是9月22日上午民社党负责人蒋匀田和毛泽东的对话，可算是一场唇枪舌剑！
“毛先生到渝二十天了，谈判结果如何？”蒋匀田问。
“事关保密，本不能告人，蒋先生是友党领袖，不妨实告。商谈近二十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毛泽东答。
“二十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能否相告。”蒋匀田刺探地问。
“两个问题：一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是我们管理地区的自治问题，没有协议，可以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
“对你们来说，失败是可惜的，但从人民角度看，如商谈成功，那才是真失败！”蒋傲然地说。
“你意何所指？”毛问。
“第一，如军队分配获得协议，将来政府增一团，你方亦必按比例增加，否则失其比例，如双方俱增，那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人民何能负此重担？第二，如你们就划分领土管理权达成协议，贵党将深入到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省主席由贵党人士担任，但如将来实行民选，同时中央政府又有权调动省主席，将贵方的绥远省主席调为浙江省主席，贵方如遵命，则失去绥远省管理权；如不从命，则不免重发战争，鄙见认为，其结果不外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对人民来说，你们商谈成功，将是人民的大失败！”
蒋侃侃而谈，面现得意之色。
“那么，你们有何高见？”毛迂回地问。
“最好恪守你在机场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为人民谋福利，在野党的安全也才有保障，此其一。其二，商谈不宜于只限贵党与国民党，其他少数党领袖亦应参加。”蒋答。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如果国民党提出商谈参加人问题，我们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一个具体问题：
“贵党张君劢先生给我的公开信，主张我方把军队交给蒋先生（按：指蒋介石）。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党派也无人理睬。你看，照张君劢先生所说，把军队交给蒋先生个人，能解决问题吗？我想，如果张君劢先生有机会练兵，他也会练兵的。”毛严正地指出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政纲规定不吸收现役军人为党员。因为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工具。我们反对一党专政，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启发人民对民主的认识与信心，就可以促成民主趋于成功。”蒋书生气十足地大谈迂阔之见。他还进一步问道：
“假如有一天不需要枪杆保卫，像欧美民主国家一样，你愿意放弃所有枪杆吗？”
“请先回答你相信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技术吗？”毛反问一句。
“我确信你们的政治斗争技术不在任何党派之下。”蒋答。
“那好，你刚才提的问题自己已经答复一半了。试想，如单凭政治斗争就能取得政权，我们为什么搞几十万军队？请注意，别说是军队可以杀人，就是特务跟踪，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步步威胁你，你受得了吗？”毛进一步为蒋指出问题的要害。
蒋匀田听了，若有所悟，便换了一个问题问：
“请问，你对中国文化的估价如何？”
“你是否怀疑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就不懂中国文化和历史呢？”毛反问一句。
“不，不。我当然相信你读通了中国历史，不然怎能以史话填出《沁园春》的名词呢。”蒋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参见蒋均田：《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载于《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6—451页。）
和谈能成功吗？这是社会上普遍发出的问号。事实上，当时国统区大致可分为三种人：第一种是期望派，占多数。由于人心厌战，人心思变，人们认为谈判困难虽多，但大势所趋，期望能达成协议。第二种是摇头派，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厮杀了几乎二十年，和平是不可能的。这里头包括国民党右派、军人集团，亦包括“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谈判桌上的斗争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安排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主席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主席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