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的斯大林，现在却喜欢重复自己的东西。在某一点上，他们二人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讲究实际的。
斯大林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情和不信任的态度，声色不露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而这位交谈者却突然撇开一些具体的、当前的迫切问题，诱导着这位苏联领袖，步入中国寓言的神话般的神秘世界之中。毛泽东给斯大林讲了一则中国古代寓言，叫作《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去路。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他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作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它也感动了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中国人民瞾矈矘矠。苏联领袖同意中国领袖的话，并同毛泽东齐声说，我们一起要挖掉的不只是两座大山。斯大林倾听着这些充满哲理、词藻华丽的中国民间传说。正像费德林回忆的那样，会谈十分漫长，不紧不忙。交谈的两个人悠闲自得地品尝着精美的佳肴，有时呷上几口干酒，不慌不忙地谈些有关国际的、经济的、思想的、军事的事务。在晚宴进行当中，也讨论了准备中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条款。费德林回忆说，有一次毛泽东还讲了一个同国民党人斗争的故事。有一队士兵被包围了，他们不投降，随着指挥员一起喊：“不怕困难，经受考验，视死如归。”斯大林思考了好久，想弄明白“归”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说，在这个场合“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死的鄙视，是还原到自己最初的状态，也就是物质不灭吧。斯大林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交谈者，也是认真仔细的听者，他指出这位指挥官不仅具有无畏的精神，而且具有智慧瞾矈矙矠。
两个大国的两位领袖就是这样地交谈着。他们的会见被评价为在整个世界政治棋盘上标志着巨大转变的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会见。斯大林慢慢地消除了成见；他是长期不相信毛泽东的。看来，当时有关毛泽东仇视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干部、中国领袖对战争期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处于危急局势时故意采取冷漠态度等等的报道，是起了作用的。
但是，随着中苏的不断接近、北京的反美立场和它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的加强，斯大林对待中国领袖的态度也在不断改变。我想，这位苏联领袖对毛泽东也一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印象。但是，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中国领导人从斯大林的具有无上权威、态度从容不迫和绝对自信中，一定会感到苏联党和国家的力量和坚定的目的性。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签订的友好条约，削弱了“冷战”之风的危险影响。可是就在友谊的纽带把两大民族联结起来的那一年，紧张局势又达到了顶点。我认为，斯大林的继承人（以及毛泽东本人）并没有竭尽全力来捍卫５０年代开始形成的这种友好关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毛泽东对揭露个人崇拜、对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采取了特殊的、有时简直是否定的态度。两个巨人的握手言欢在历史上并未持续很久。上帝保佑，如今两国领袖又握手言欢了，但愿它永世长存。
蒙受冷风袭击的国家，不仅有西方国家，而且有东方国家。战后，美苏两国在朝鲜的部署，注定了半岛南北不同政体的建立。１９４８年５月１０日，南朝鲜进行选举，成立了立法和执行机构，接着，于同年８月２５日，北朝鲜也进行了选举。这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国家，把朝鲜民族人为地一分为二了。苏军撤出北朝鲜后，美军也撤出了南朝鲜。每一方都认为半岛上的大多数居民都支持他们自己的政府。遗憾的是，除了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文件之外，苏联的、中国的和朝鲜的一些其他文件并未公之于众。但是十分清楚，冲突的发生是由于每一方都想在整个朝鲜的国土上保持住自己的统治。我从一系列间接的来源得知，斯大林对半岛局势不断加剧所持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从一开始，他就尽量避免苏联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５０年２月斯大林和毛泽东举行的几次会谈中，他们讨论过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斯大林知道，美国人在朝鲜问题上离开波茨坦协定已走得相当远了。要没有痛苦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不可能的。对美国那种在朝鲜实行监护、“自由”选举的主张，他也是疑心重重的。要知道在驻有美国军队的南朝鲜，居住着更多得多的居民。１９４５年划定的３８°线，没有任何政治上的考虑，它只是美苏两国驻军的临时分界线。后来，当３８°线成了国家的分界线时，就显示了它在地理上的不公正性，因为这条线严重地损害了北方人民的利益。
第三部第十章 冷风吹来（5）
战争的摆锤激烈地摆动了好几次。分界线上高度紧张的局势在不断地升级。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就开始了军事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他们攻占了汉城，一直打到洛东江。看来胜利在望，这对美国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惨重的打击。他们刚刚失去了他们在中国的阵地，再也不能允许把他们从另一个国家赶出去了。９月，美国军队事先得到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支持（苏联代表没有参加投票，也没有能够利用“否决”权），组织大批陆战队在仁川登陆，从釜山军事基地转入反攻。攻势非常凶猛，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并没有在３８°线上止步，他们攻占了平壤，到１０月底，就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现在形势已经反转过来了，当时看来，美国人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在许多地方美国军队还打到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壤的地方。根据现有的材料来看，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的，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美国人打着联合国的蓝旗作掩护，而中国人则出动了“志愿军”。
应该说，朝鲜的冲突加强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信任，从而也加强了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当中国有将近３０个师向前推进以后，形势又发生了急骤的变化。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不仅解放了３８°线以北的领土，而且向南推进了１００公里。到１９５１年盛夏之时，美国军队的士气和美国的军事威信显著下降。斯大林感到一个极其重要和极其危险的时刻到来了。美国人是不会忍受失败的，他们可能会使用核武器这个最后的手段，大概这是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出现的最明显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坚决要求轰炸中国东北，杜鲁门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器。吹来的已经不是冷风，而是极地的风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都不能让美国人打败。这就开始了长达两年之久的谈判，在这两年的谈判过程中，朝鲜半岛上的激烈战斗从未停止过。美国空军握有制空权，中国人民志愿军控制着陆地。在这样的形势下，斯大林也明白双方除了走向妥协别无出路。在这里他也没有估计错误。但是，只是在他死后几个月，即１９５３年７月才达成了最后的协议。
分析了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许多方面厚厚地蒙上了一层伪装）之后，我得出一个似乎与交战双方的具体民族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的重要结论。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一次表明，在当前依然划分为集团的世界里，在东西两方的利益发生了危急冲突的情况下，出现逼和局势是不可避免的。东西两方出现第一次逼和形势就是在朝鲜，第二次则发生在加勒比海危机时刻。但是，在第二次出现无路可走的局势下，理智很快地就表现出来了。至于斯大林是否来得及思考朝鲜的教训，是很难说的。而清楚的只是，在美国大概在比较晚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使用凝固汽油弹，威胁要进行原子弹轰炸，在远离国土数千公里之外驻军，长期不承认中国，在越南进行冒险，这些都表明，只用诉诸武力的办法已经过时了。苏联是在很晚的时候，即在阿富汗进行冒险之后，才痛苦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以后，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并不是无限强大。在朝鲜冲突中，斯大林比较谨慎。他是在冲过南斯拉夫的“冷水浴”之后才恢复了他平时的谨慎态度。也许，他在同铁托交锋的失败中汲取了一些教训，那时他头脑一热，就干出一大堆错误，对这些错误付出的代价不是今天也不那样容易确定吗？
个人崇拜，在“领袖”７０寿辰时达到了顶点，它是由于１９４５年的伟大胜利，在个人荣誉和暴力颂扬的一片赞美声中以别出心裁的方法达到的。在把制度凝固起来的同时，在辽阔的祖国上空以及在国外，都刮起了阵阵的冷风。
第三部第十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1）
在本章中已经说过，斯大林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土壤上产生的。我坚信这一点。但是斯大林可以这样来重耕这块土壤，给它施肥，使它上面开始生长出至今仍然同我们的生活不能分离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这种社会的、道德的畸型儿。然而我想再强调一次，出现斯大林主义不是列宁主义的过错。这是用马克思主义外衣巧妙伪装起来的列宁主义的对立面。我坚持这种观点，因为越来越频繁地传来了好似要在《共产党宣言》中去寻找斯大林主义根源的呼声。我们知道，在同样的土壤上可以生长出各种各样的植物。斯大林培育出的果实，其中有许多会使那些在十月革命前很早就向往“正义和幸福时代”的人感到恐惧。值得注意的是，贝利亚在红场上安葬“领袖”时说：斯大林“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了伟大的遗产，要像眼珠一样爱护它并不断使它发扬光大”。一想到魔鬼有可能使它“发扬光大”，就感到非常可怕……
我深信，要是列宁能多活哪怕５—１０年，许多事情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不是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这是对“头脑和手中拥有”伟大思想的力量的信任。遗憾的是，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就诞生的这种伟大的思想目前却不能充分实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思想都是空想。只不过是斯大林的业绩迫使许多人对这种思想能否人道主义地实现产生了怀疑。因此，在谈到斯大林留下的“遗产”时，必须说明一点，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长期笼罩在他们的伟大思想上的那层病影方面是无过的。由于斯大林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好像是被浅化了。我们看不到它的真正深度。这个深度，照我的看法，不是单维的，而是多维的。斯大林和他的宣传机器３０年来让千百万人逐渐习惯了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单维的视力，使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教条的堆砌，而这些教条不仅导致了理论的“浅化”，而且还导致了革命的“浅化”。列宁若能想象一下党的第一个总书记给他的事业带来的那些灾难，哪怕是一分钟，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就会气得发抖。饶勒斯在阐述法国革命史时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那些在一个多世纪前努力奋斗和战斗过的革命和民主的伟大领导人，在我们面前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要是对他们进行这样的评论，似乎他们应当演完全剧，似乎历史在他们之后不再前进，那才是真正的幼稚和不公正。他们的事业必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伟大的。”把评判斯大林变为评判列宁，像今天有人有时试图做的那样，是对列宁的侮辱，因为列宁，按照饶勒斯的说法，“对只有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个没有按照列宁意志来率领这些后代人前进的人，就是那个把伟大的思想和个人的权力等同起来，从而犯了最严重罪行的人。斯大林的一切罪行都是由这个主要罪行派生的。这个断定决定着斯大林“遗产”的性质、内容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不同意德热拉斯的观点，他的结论是：“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暴虐者之一。”級紤矠斯大林的“遗产”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表述：千百万人的痛苦、不幸和牺牲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斯大林认为这是对他所追求的“进步”的正常表述。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牺牲品是自由。“各族人民的领袖”不是皇帝，而任何一个皇帝大概都不曾拥有像斯大林这样的无限权力。
不能不承认，斯大林比其他人更充分地利用了那些能帮助他开始时立住脚而后站稳脚跟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因素，而且还充分地利用了俄罗斯人民的民族特点。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俄罗斯精神的最深刻的特点之一”，就是“很难推动我们，而一旦我们动起来了，我们就会在善良与罪恶、真理与谎言、明智与狂妄等所有方面走到极端”級紥矠。对俄国大作家的这个绝对的论断尽管可以提出异议，但不能不承认，斯大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巧妙地利用了各族人民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历史的特点，首先是利用了俄罗斯民族的特点。
在给这个在苏联（难道只是苏联？！）人民历史上留下了如此深刻伤痕的人的政治肖像勾画最后几个线条时，有必要指出，在本来意义上的斯大林遗产方面并没有留下（也不可能留下！）什么积极的东西。那些我们珍惜的、对我们永远重要和需要的东西之所以产生和存在，不是由�